在沈宁的《牢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回忆录中,作者记述了嘉兴沈氏一族在抗战时期与日寇殊死抗争的历史;深情回忆了祖父陶希圣,堂伯沈钧儒、父亲沈苏儒等人在抗战洪流中无数不为人所知的抗日事迹;忠实还原并再现了中国军民在抗战中所表现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以此作为对抗战英烈的最崇高的致敬与献礼。
我们世代的生命之所以依然繁茂,我们神州的国土之所以继续存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所以仍旧昌隆,就是因为那些前辈英雄们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我们欠着他们成千上万的性命,欠着他们无限的再生恩情。我们时刻不能淡忘,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牢记:一个家族的抗战史》作者沈宁,系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堂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重要日子,他拿起笔,记录下沈氏家族在抗战时期一个又一个令人心跳,令人流泪的抗日故事。
外祖父:冒死逃离日汪集团(节录)
一九三九年秋天,汪精卫带领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几人,自重庆出走,经过河内,到达上海,试图与日方举行和平谈判,尽快结束中日战争。我的外祖父跟随汪精卫离开重庆,但是滞留香港多时,犹豫不决,可最后终于经不住汪精卫多次要求,也到了上海,参加中日谈判。
外祖父自港抵沪之后,最初住在虹口,两三日后与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一起,从虹口搬到沪西愚园路。当时上海沪西,是公共租界区域,日军占领之后,派宪兵戒备,公共租界的巡捕不能来这里执行警务,成了日本的地盘。愚园路一一三六弄楼房不多,但都很讲究,其中之一为前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巷内左侧是汪公馆,右侧是陈公博公馆。弄底三栋楼房,分住周佛海、梅思平,和外祖父。弄堂口是日本宪兵队办公室,一方面保护汪方谈判要员,一方面也软禁这几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人们还在热烈庆贺耶稣圣诞之中。汪精卫召集汪方全体人员,听取谈判报告,审查全部文件,然后宣布谈判结束,全部接受日方条件,定在十二月三十日签字。外祖父立刻明白了,如果他不签字,只有死在上海。但如果他在日汪密约上签字,就做了卖国的汉奸,比死更可怕。
回到家里,外祖父闷声不响,垂头丧气。下午三点多钟,高宗武突然到外祖父家来,两人关了门密谈。外祖父告诉高宗武:我听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高宗武说:我们走了吧。外祖父说:我有几个学生很亲近,靠得住,能帮忙接应。高宗武说:我发求救电报给香港的亲戚。外祖父说:我想最好能请杜月笙先生帮忙,我跟他有一面之交,估计他会伸援手。高宗武说:杜先生也在香港,我这就去办。外祖父说:小心,小心。然后高宗武匆匆告辞,茶也没有喝。
第二天外祖父开始称病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不去愚园路开会。汪精卫不放心,派了两个医生来家里,给外祖父检查身体。他们查不出具体的毛病,但看到外祖父确实精神萎靡,报告汪精卫,允许外祖父在家多休养几天。十二月三十日双方签署密约,外祖父没有到场,所以没有签字。一月一日元旦,外祖父必须到愚园路去,沿家拜年。外祖父到汪府,进门刚坐下,陈璧君就要他补签密约。外祖父说:我是抱病拜年而已,这几日头痛得很,笔也拿不住,最好现在不看文件,不谈公务。陈璧君不答应,幸亏汪精卫刚好下楼来,见到外祖父说:此刻不必勉强,过几日病好了再补不妨。这算是救了外祖父,否则他只有当场自尽。
外祖父回家后,派母亲出门,单身一个,摆脱七十六号特务的跟踪监视,跑到高宗武家,递交一信,说明自己必须立刻脱离上海的决心,已经与香港杜月笙联络过了。高宗武请母亲带回复信,说明他将立刻着手,对日汪密约照相,以备带到香港,公诸于报端。
一九四○年元旦前后几日,外祖父和一家人,在生死线上焦虑徘徊,等待香港通知。那不是一场儿戏,上海由日军占领,戒备森严,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又属汪方高层,日汪特务日夜紧密监视,且不说能否出走成功,连事先保密都很难周全。
元月三日外祖父接获香港密报,立刻到南京路华懋饭店,有人接应。外祖父借口看朋友,两手空空,叫日汪派来监视他的车夫送到华懋饭店。当时的华懋饭店,有九层楼房,很气派,正门上面高出两层,有个高高尖顶。没有多少人进出,里里外外的人都是西装革履,昂头挺胸。外祖父下了车,从前门走进去,穿过门厅,走到后门,迅速穿出,飞奔到马路边,坐进街边一部计程汽车,疾驰十六铺码头。
那里早安排好了接应人员,把外祖父领入船舱,紧闭舱门。不多时,轮船起锚,外祖父总算安全逃离上海。到达香港之后,外祖父和高宗武一起,联名在香港《大公报》公布了日汪密约全文,向世界揭露日寇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激发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立刻宣布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拨出巨款援助中国军民。
这就是史称的“高陶事件”。
P166-173
从小经常在家里听到长辈人讲述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绝大多数都跟我当时在学校里读的课本和听老师的训道不一样,也跟社会上人们的议论,电台里的广播,报纸上的文章,很不相同,甚或完全相反。而长辈们每每讲过那些让人心跳,令人流泪的种种故事之后,又总要补充一句嘱咐:这些话只能在家里面自己讲讲,出去不可以乱讲的。
越是神秘兮兮,那些故事就越是深刻地印在我年幼的心里,历经数十年而不淡漠,直至如今,但想起来,仍然活灵活现,就像重见当年长辈讲述者的容颜,再聆当年长辈讲述者的声音,重验当年听讲时的感受。确实如此,人年纪大了,童年或少年时期的记忆就频繁苏醒,而且猛烈发酵,产生出一种要把故事讲给别人听的冲动。
现代世界历史上,哪一场战争,比中国的抗日战争更加惨烈,比中国的抗日战争牺牲过更多的生命?没有。而现代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比中国人对待自己那段伟大历史更加淡漠,比中国人对待自己那些民族牺牲更加轻描淡写,比中国人对待英勇捐躯的同胞更加蔑视,甚至不惜对死者继续恶毒谩骂和侮辱?也没有。
从未遭受过德寇攻击的美国,因为派兵出钱支援欧战,罗斯福总统和美军官兵被颂扬为二战的伟大英雄。曾遭受德寇空袭但从无德军一兵一卒践踏过国土的英国,因为不向希特勒妥协,丘吉尔首相和英军官兵被颂扬为二战的伟大英雄。整个国家被德寇占领,逃在外国成立流亡政府的法国,戴高乐将军和法国地下抵抗运动被颂扬为二战的伟大英雄。遭受德寇侵略,顽强抵抗,攻克柏林的前苏联,斯大林元帅和苏军官兵被颂扬为二战的伟大英雄。可是曾遭受过曰寇疯狂蹂躪,大半国土沦陷,却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中国,以及蒋介石委员长和国军官兵等,并没有被颂扬为二战的伟大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年一代,像我的祖父祖母和外祖父外祖母,早巳全部过世。那个时期的青年一代,像我的父亲母亲和叔叔阿姨,如今也已年迈,大半故去。我这一代,虽未亲历抗曰战争,但小时候还是听父老讲过些抗战故事。至于“九零或零零之后”的青少年,大多数恐怕连了解自己祖辈抗战历史的意愿都相当缺乏,往往只把电视里的抗战牺牲当作娱乐来看,把战争当作游戏来叫嚣。
这让我感到非常悲哀。
二〇〇七年是“七七”卢沟桥事变七十周年,二〇一一年是“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二。一五年是抗战光复伟大胜利七十周年,我不能继续忍耐,继续沉默,于是我拿起笔,开始记录我听过的那些家人的抗战故事。
如果我们每一个现在还活着的中国人,九十岁,八十岁,七十岁,六十岁,五十岁,四十岁,三十岁,甚至二十岁,十岁,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写下一个或两个家国抗战英雄的故事,那么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将会被后人世世代代牢记。想一想,我们世代的生命今天之所以还活着,我们神州的国土之所以继续存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所以仍旧繁衍,就是因为那些前辈英雄们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我们欠着他们成千上万的性命,欠着他们无限的再生恩情。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在祖国土地上,建造起无数高耸的抗战英雄纪念碑,我们至少应该在每个人自己的心底,建立一座神圣的抗战英雄纪念碑。
我们时刻不能淡忘,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后记
历史永远不会是单一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由于与世界大战,民族存亡,政权争夺互相交错,纠缠混淆,历时长久,尤其复杂。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组织,可以说曾经全方位地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所有过程,或者可以说全面精确透彻地了解抗日战争的所有细节,进而可以说能够对抗日战争做出绝对权威的记录和总结。事实上,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录,至今还在陆陆续续地被发现,被认识,被接受。
曾经在那段时期生活过的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家庭,每一个中国组织,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抗日战争经历,都是抗日战争宏大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都有其存在和被记录并被尊重的权利。只有当我们把抗日战争中每一个中国人和每一个中国组织的全部历史和所有细节,都完整地记录下来,然后集合一起,加以比较和甄别,我们才有可能真实地了解抗日战争的全貌,才有可能客观地认识抗日战争的得失,才有可能精确地判断抗日战争的成败。
这本小书,没有重新解释中国抗日战争的目的,没有编写或改写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打算。这本小书,仅仅只是记录作者自己家族成员在抗日战争申的一些个体经历,以作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点滴纪念,希望在中国抗日战争浩瀚画卷补充几个微小的针脚线头。
书成之后,辗转四年,终于付梓。我要特别感谢朱燕玲友的举荐,感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支持,感谢杜学忠老师的帮助,最后要感谢读者们,也请指正。
沈宁谨识
美国藩基山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