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凡的秘密警察，一个阴影般的险恶幽灵，他的生活体现了20世纪中国所具有的、在封建式的多变个性与难以逾越的职业纪律之间的平衡。他就是戴笠——蒋介石的头号情报大师。

本书作者魏斐德运用从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搜集到的大量从未披露过的历史档案资料，以令人惊叹和非同寻常的历史细节，出色的讲述了戴笠是如何从20年代末逐渐上升到权力高峰直至1946年他的死亡。特别是作为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是如何在国民党的政坛险滩中腾挪盘旋，不断上升的，以及如何在国民党内外和全国建立、扩张其庞大的间谍王国。

《间谍王》捕捉到了戴笠的为人、解释了蒋介石对他非同寻常的信任，并揭示了戴笠是如何从20年代末逐渐上升到权力高峰直至1946年他的死亡。这部全面而详尽的著作将我们带进了蒋介石的权力核心，并将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国民党体制内幕的黑暗角落披露出来。本书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戴笠和国民党特工的认识,而且加深了我们对这一阶段民国史的了解。

中文版序 舞蛇者说

前言 幽灵

第一章 多面人戴笠

第二章 打流

第三章 投奔

第四章 十人团

第五章 “力行运作”——蒋的共济会

第六章 创建力行社

第七章 力行社与蓝衣社

第八章 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

第九章 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

第十二章 行刑队

第十三章 行刺

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

第十六章 裙带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

第十八章 训练营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

第二十二章 间谍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

第二十四章 战时重庆的军统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

跋 妖魔

附录

 附录一：1939年下半年特训总队(后为西北青年劳动营)组织表

 附录二：1943-1945年间军统机关组织表

 附录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

 附录四：中美合作所训练班

参考文献

 英文部分

 中文部分

致谢

特别纪念

 未尽的文字缘

 青灯

警方关系

开始，在侦探方面，上海站尽量利用他们与上海警方的私人关系得到帮助，来执行特务处的使命。1933年的公安局长文鸿恩和他的侦缉队长卢英，都不大情愿和戴笠合作。于是戴笠不得不依靠一组组长陈志强，利用他的青帮关系来与侦缉队的个别侦探拉关系。但随着陈与警官们的关系逐渐加强，他的野心也开始膨胀。两年之内，戴笠解散了陈的一组，把其组员分散到其他各组，将陈调出上海，提升他为陕西省公安厅侦缉队队长。

后来，上海市公安局的新局长蔡劲军，非常愿意与戴笠合作。慢慢地，他也让特务处的特工担任“警士教练所”的一些职位。后来戴笠将他的特务陈质平安插到公安局训导主任的位置上，并把另外两名特务安排到警察学校指导员的位置上。不过，由于卢英的犹豫，戴笠对公安局侦缉部门无法直接控制。

奇怪的是，戴笠和他的特工们在法租界有幸顺利地利用起那里的警方力量。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当局为了控制租界里的本地人而严重依赖中国区域里的帮会分子做侦探的缘故。其中关键人物之一是一个帮会的小头目，叫范广珍，他跟那里所有的包探一样是巡捕出身，后来被提升为“探目”。正如秘密特务二组组长所指出：范的社会关系很复杂。不仅因为他是帮会分子当了侦探，而且他在替国民党情报部门工作的时候仍然对他的法国老板忠心耿耿。戴笠意识到：范对法国殖民当局比对他的特务处更加效忠，但他显然又感到假如对他施加太大的压力，他有可能会牺牲与中国人的关系来维持他与外国主子的基本关系。于是，戴笠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他：偶尔让范广珍用他广泛的信息网来搜索地下组织，或当上海站在法租界进行绑架时让他做一下掩护之类。

由于范广珍不可靠，戴笠觉得有必要在法国警察内的中国侦缉部门里找到可信赖的关系。于是戴笠找了黃埔老同学阮兆辉，阮原来在南京鸡鹅巷特务处总部当交通员。戴笠给了范广珍500元贿赂费，使阮没有像其他侦探那样先当巡捕就得了个包探的职位。一旦得到包探的职位，阮便在上海站机构里成了范的上司，尽管在名义上他在警察机关里是范的助手。这使范为难起来，因为他不愿与二组有直接联系，怕因此影响他在法国租界里的侦探身份。从阮那儿接到命令后(这样比较合适些)，范就让新来的人与帮会头子建立关系。于是，上海站对一些在法租界寻求庇护的进步人士进行监视。而且后来，他们也能利用侦缉队的侦探来保护因某些原因而易受逮捕的特务处情报人员。

上海工部局和法租界警察各自的侦缉队都不直接归戴笠管辖。特务处在上海地区仍然缺乏直接的行警权力。所以，要是秘密特工想正式逮捕和审讯嫌疑分子，这个嫌疑分子就得受非法绑架并被秘密押送到南京。直到1935年，蒋介石终于决定把两个重要的执法机构——宪兵侦缉部门和交通警察——交给军统管制，上海站结构上的这个弱点才得到改变。

收买侦查队

1935年初，蒋委员长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戴笠，而军统上海站头目吴乃宪被任命为整个侦缉大队的大队长，侦缉大队设在城市中国区的方斜路白云观内。从理论上讲，整个上海地区的军事侦探现在都归特务处指挥了。但事实远非如此，变化只是行政上的表面文章而已。也就是说，上海站站长吴乃宪只是在名义上有了个侦查队长的头衔。假如秘密特工头子想要在夺取头号位子以外有所成就，那么他就得用把自己人安插在“督察”位子上的办法，来控制侦查队中层的职位。

吴乃宪的侦查队长的位子被翁光辉取代后，在其中安插自己人变得至关重要。翁上任时带了四名特务处的人员来当“督察”：沈醉、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在把警备司令部的侦探大队变成秘密警察半军事的政治机构的计划上，这些新督察们立刻遇到了两个障碍：常务副队长的抵制和队里普通侦探的不合作。

副大队长彭伯威是杨虎的人。1927年大清洗以来，他一直替杨虎管海员工会，在海关官员和检查员中有极可靠的关系网，因为他们是通过他得到工作的。只要彭当侦查队的副大队长，戴笠的利益就会受到阻碍。结果，下一次换大队长时：王兆槐接替了翁光辉，戴笠便把彭伯威挤走了，并让当时一组组长杨凤歧代替他。

常规“稽查员”是军事警察里的老手，也是将工部局警察变成白色恐怖工具的计划的障碍。从他们的意识和训练来说，军事稽查员们主要致力于维持地方法律和秩序。对他们来讲，把侦查队变成一个恐怖和暴力的工具，利用其拘捕权来代替非法绑架，不按照正常的审讯程序而施加刑罚，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然而，要撤销或取代这些稽查员并不那么容易。仅从一点来看便能说明原因：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与法租界的警察和上海市警察发展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使特务处的特工们在英租界逮捕嫌疑分子方便了不少，但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又非常谨慎，不愿因突然甩开在宪兵队里的朋友和旧故而引起外国租界警察的怀疑和敌意。于是他们决定慢慢地物色侦查队的侦探，一旦有可能，就挑选军警侦探们加入上海站当特工。

王兆槐当了侦查队长后，有十多个前秘密特工被陆续派来当侦探，而一些原侦查队重要的稽查员，如朱又新、王开明等，则被吸收为地道的军统特工。一旦他们的顾虑排除后，军警侦察部门便成了一个真正的秘密警察机构，成了替军统上海站服务的机构。每当上海站要把一次绑架变成逮捕，侦查队只要向警备司令部要个许可证即可，后者是有求必应。偶尔案情实在出格，秘密警察便会向军法处要一些装门面用的法律依据。

军法处的处长是陆京士，杜月笙的弟子，他与侦查队长王兆槐非常接近。要是秘密警察准备释放一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犯人，他们就让军法处接管。陆京士非常愿意答应，但他手下的人非常不高兴，埋怨说他们被迫成了上海站侦察队的遮掩。结果，戴笠的人索性得到了无可非议的逮捕权，这实际上等于取代了上海市政公安局的权力，使他们有恃无恐地在南京的直接指挥下将军统在这些地区变成了令人恐怖的恶魔。现在，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就地把政治犯投进监狱严刑拷打了。

戴笠用和夺取警备司令部侦查队相同的方法夺取了上海的交通警察部门：1935年秋，他使吴乃宪被任命为京沪杭铁路稽察头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管理职位，它意味着把吴的军警侦查队长的责任交给翁光辉，把上海站负责人的位置交给王新衡。不久，中国蒸汽商业航海公司的警察侦缉处也交到了戴笠的人手里，戴笠直接从南京向里面的关键位置安插了人手。从此以后，特务处的人就可以免费坐火车和轮船旅行了，而且每当秘密特工的囚犯从上海转移到首都时，上海站的特工们都能得到铁路警察的全面支持：他们会把卧铺车厢里的特殊包厢给他们秘密使用。

王新衡

获得侦查队和交通警察的人马使上海站的工作量和责任都急剧增加，该站在新负责人王新衡的有力领导下蓬勃发展。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宁波人，与在上海的宁波商人有许多关系。他与上海的地下社会也非常接近：他既是杜月笙的密友，也是青帮组织“衡社”中一个受欢迎的客人。

由于这些关系，王新衡能吸引很多人加入秘密特王组织，其中有到苏联留过学的学生、商人、工人阶层的头面人物、帮会分子、上海邮政总工会的成员、作家和艺人等。新的地区秘密办公处在虹口、闸北和沪南建立起来。10多个独立的“站”与军事调查组挂上了钩。一个大无线电站建立起来，成为一个通讯枢纽。总的加起来，上海站扩增了5倍，人员从100增加到了500，他们全职在办公处或实地工作。  戴笠让一个像王新衡这样的共产党叛徒来担任上海站区长的要职，反映了他的一种信念：没人比前共产党员更适合来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从这点来看，王新衡只是共产党的背叛者之一。其他还有在30年代成为特务处高级特工的梁干乔、谢力公、叶道信、陆海防柑程一鸣。他们肩负着渗透和粉碎共产党的地下机构的主要责任，他们希望接触到共产党在城市里的一些边缘或前沿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是惟一有公开迹象而且可能被侦查出来的部分。

这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有许多精明的特工装作进步人士来攻击政府的政策和报刊，也不容易。二组最能干的间谍之一，湖南人苏业光，原是共产党员，曾积极地参加了“民主党派”的活动。尽管他经常极其尖刻地公开批评挖苦蒋介石，发表了许多文章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但仍然蒙骗不了新国民党里的任何积极分子，而且根本无法渗透到共产党的各种前沿组织里去。P202-208

幽灵

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他虽不擅长骑马，却很喜欢马。因他面带马相，特别是有严重的鼻炎，时时流鼻涕，很像马一样成天哼个不停，每日要用很多条手帕擤鼻涕。他很迷信“人的面相肖动物是主大贵之相”。别人当面说他举止和马一样，他也不以为忤，反而沾沾自喜。后来他用的化名也叫马行健，居然以马自居。他常说愿为蒋介石终身效犬马之劳，他是甘心为这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充当犬马并引以为荣的。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

这本书叙述一个非凡的秘密警察，一个阴影般的险恶幽灵，他的生活体现了20世纪中国所具有的、在封建式的多变个性与难以逾越的职业纪律之间的平衡。曾经既是个有自觉意识的游侠又具有现代组织才干的戴笠，想通过树立起一种适于统治充满共和政治阴谋的拜占庭式世界的个人英雄主义，创造出一个新的自我。

他的这个自我并非仅仅从实用出发，而是中国的新精英们在1911年废除帝制后所采用的一系列新型职业中的一个，这些职业包括银行家、记者、律师、家庭主妇、军官、女演员和医生等。这些新颖的身份反映了现代中国在形成过程中的许多取舍：国家企图以自身来取代家庭的努力、旧科举制度废除后对职业教育的普及，以及取代那些随着帝王时代儒家体系的消亡而破落的儒生——文官们的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

戴笠来自于这样一个背景：作为闭塞的“中等县城”里的精华，这些年轻人离开了世代居住、树阴稀疏的村子，为升官发财而奔向繁华的沿海城市。这群年轻的冒险家们好比社会弃儿，虽然缺乏引导，但却雄心勃勃，受着“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民族使命的驱使。尽管许多人无力实现这种使命，而戴笠却能克服某种城乡间的巨大差别——在具有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个人关系的乡村世界与一个更加广阔、充满职业责任和冷冰冰的专业知识的领域之间的差距。

在前者的后面是等级制，这种意识处处体现在戴笠对他特工部下的家长作风之中。与戴笠对待下属的冷漠态度十分不相称的是戴笠广泛的个人关系网：从家乡江山县至省会然后到上海、广州及最终的南京；从河里的舢板至汽船最终到飞机；从“江湖”好汉的小股密探，到受过高级训练的特务和使用电子窃听的先进间谍行业；从与中国的帮匪及惟利是图之徒结伙，到与英国特工和美国战略情报局情报官员们为盟。

这种延伸部分是由于中国新的城乡差别，在战时尤其如此。戴笠最初在中国的城市环境里找到了作为一个特工头子的落脚点，那里成了他的部下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白色恐怖阶段进行绑架、酷刑和暗杀的理想环境。当时的军阀混战集中在铁路、河流和城市方面。但抗日战争使战地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并“从空间和时间上被分散了”。戴笠在城市里的对手们离开了上海的弄堂深处，集中精力在内地的农村根据地开展新形式的斗争，包括群众动员、经济战、渗透、颠覆和宣传。

戴笠对这种变化表示欢迎，尽管这使他在对付共产党的斗争中竭尽了全力，绞尽了脑汁。特别是，作为一个能干的领导人，他具有包容对立面的能力。凭着个性的力量，戴笠从自己在军队里的劲敌手中赢得了对国民党乡村武装力量的控制，并制定了一系列后勤计划来迎接即临的内战(爆发于1946年，他死的那年)，从而再次成功地克服了战略转变。

戴笠对自己个人领导作风的依赖具有一些短处。首先，这经常引起他与国民党內劲敌之间的争斗，弄得两败俱伤，消耗了自己的元气。其次，为迎合蒋介石，同时也为了在那些具有他所缺乏的战地经验的老资格军事将领眼里摆脱自己的自卑感，他采用了夸张的军事作风来训诫下属。第三，这使他不能把权力下放，也使他无法信任把信息落在纸上，来形成真正现代的情报组织中常见的“档案”。相比之下，他更相信自己惊人的记忆力。第四，这使他无法欣赏他的头号敌人毛泽东所具有的更加戏剧化甚至是不修边幅的政治风度。

然而，最终还是戴笠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毅力和狡猾机敏，而非政治偶然或官僚政治的需要，在那个革命的时代把他推上了中国政治的顶峰。当然，社会进程和经济发展永远是重要的世间变化的原因，但政治绝非只是附带现象。尽管有一种群众创造历史的虔诚观念，个别男女生动而强大的个性一直是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当中的关键因素。

妖魔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研究戴笠和国民党特工。在那些年月里，我经常禁不住自问：你为何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探究一个如此变化多端的人物？假如戴笠并非完全是个凶神恶煞，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个狡黠暖昧之徒而已。人们可以佩服他的勇气和能力，或者对他既能周旋于蒋介石叵测的政坛险滩之中，又能博得部下敬仰的本领表示尊敬。但是，在道义上，他永远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人——甚至对“委员长”本人来说他都是个谜。

难道仅仅是好奇使我如此聚精会神？用同时代人的眼光来观察戴笠，则好比在一房之遥看一条眼镜蛇。渐渐地，我不得不意识到，我是在间接地面对一股力量、一个妖魔，它像某些道家法师那样，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能治理中国社会特有的内乱。

这又使我认识到，我对中国历史如此大量的关注全都在于展示，从而理解和抵制那蛇眼的迷惑力。“社会动乱”、“冲突和控制”、“重建帝制”、“管辖上海”和“毛主席宏伟的意志”——对这些命题的选择，此刻在我眼里都显得合情合理。出于一些连我自己也不甚明了的原因，描述那巨蟒的注视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我在同它搏斗。

可以说，我自己最终恐怕是戴笠无意中的猎物之一。当然，我这个安全处境下的奇想说明，通过描述戴笠，我不知怎么的便能想象自己在抗拒那恶魔冷漠的目光。历史学家们常常以此来平息他们遥远的噩梦并压住以往的惊骇。但难道我们从此便能高枕无忧了？

让人拍案叫绝。魏斐德把他自己对中国历史的广博知识，他关于中国警察的著作，他讲故事的能力，以及他十年来对蒋介石的希姆莱(戴笠)的探究结合起来，从而将中国最引人想象、最恐怖的魔鬼之一活现了出来。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

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傅高义(Ezra F.Vogel)

魏斐德以令人惊叹和非同寻常的历史细节，出色地描述了蒋介石的头号情报大师戴笠的上升过程。《间谍王》捕捉到了戴笠的为人，解释了蒋介石对他非同寻常的信任，并揭示了戴笠是如何从20年代末逐渐上升到权力高峰直至1946年他的死亡。这部全面而详尽的著作将我们带进了蒋介石的权力核心，并将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国民党体制内幕的黑暗角落披露出来。该书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戴笠和国民党特工的了解，而且加深了我们对整个这一阶段民国史的了解。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顾问、前国家安全

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如果福尔摩斯是一位历史学家的话，他可能会去写魏斐德令人惊奇入迷的戴笠的故事。戴笠多年来是那个充斥着政治阴谋、警察恐怖、走私贩毒、寻艳猎色的庞大的秘密世界的头子，他在二战中也是美国的合作者，他的痕迹在中国20世纪历史的几十年里都可以见到。由于魏斐德所揭示的如山的证据，如今戴笠已不再是“亚洲的神秘人物”了。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俄苏问题专家

斯蒂芬·柯亨(Stephen F.Coh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