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冬至》是贾里宁的回忆录。

我的前半生潦倒跌宕，直到打倒“四人帮”后才过着正常人的日子，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领导下逐渐地进入了理智时代。邓小平的理论奠定了治国方针，反对过去的“假大空”，使我能静下心来写点我经历的往事。目的是想从这些真实的往事中得到一些教训，过去的一些极“左”路线造成的悲剧千万不能重演。

司马迁说过：“不虚美，不隐恶，千秋功过后人评。”我只希望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实事求是地、不夸大、不缩小、努力地做得文尽其实，原汤原汁地把它记录下来。

贾里宁的《冬至》记录了他一生经历的十五个故事，平凡细碎，温暖，将流逝的时光拉回眼前，缅怀过去人与事。

序一：岁月的陈酿

序二：漫漫人生路

远去的童年

冬至

东华山轶事

留在楼梯岩的足迹

西出阳关

马官旧事

烟囱可以作证

龙井春秋

我去到仙马村

潘家龙场和那里的几位老师

黄土坡与贾幺娘

乔老者和他的新媳妇

“大霸王”的故事

卡巴金

稻草人(童话)

母亲与九妹的画展

后记：我所了解的大哥

一九三五年阴历二月初一，我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一家从事丝绸纺织的家庭，祖父贾汝汉早年就从英国购进了五十台纺织丝绸的电机(纺织机)。那时还是清末民初，纺织机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个新鲜的洋玩意。据说生意如日中天，纺出来的丝绸远销北平、天津、广州和南洋，当年家里人丁兴旺，在杭州算是排得上号的望族人家。

父亲在世时常说，当年我家的厂址就在如今的青春街一带，解放后就在我家废弃的厂址上建成了如今的“杭州市青年文化宫”。

祖父虽是富甲一方的企业家，但心地善良，平时乐善好施，他常常对我的父辈们说：“一个靠刁钻刻薄、心黑手辣发家的人，是利无久享的。做人要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大概的意思是：处事要厚道，不要刻薄别人，一个靠刻薄起家的人家是长久不了的，并要保持朴实的生活和家风，不要刻意地去追名逐利，荣华富贵有时是过眼云烟的事。

回想起来，祖父的家训无形无影地根植于我们这些后辈子孙的骨髓里，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会不知不觉地浮现出来。

祖父在世的时候非常关心邻里的贫困和疾苦，因为他小时候也吃过苦，遭过难，他是从贫困之中拼搏出来的，所以当他发家致富以后，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色。他活着的时候，每到逢年过节，就要嘱咐家人，给整条街的贫困人家和孤寡老人每家每户都要送去两升大米、两斤猪肉和两块银元。他说：“穷人也要过年，如果他们过不好年我心里得不到安宁。”

祖父病重的时候把子女都叫到床前来，把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厚厚一摞陈年旧债和欠款借据，当着邻里的面付之一炬，在他过世时整条街的邻里跪成一片为之号啕大哭。出殡之日整条街的邻里都披麻戴孝，一直送至殡葬之地“里西湖”(白堤里面)。

抗日战争使我们一大家人四处逃难，而且常常为一日三餐奔波劳顿，彼此之间失去了联系。

祖父过世四十多年之后，我们的国家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打倒了祸国殃民、人妖颠倒的“四人帮”，开始了“拨乱反正”，经济有了发展，人民有了自由。我六十多岁的母亲四十多年来一直都在朝思暮想地眷念着老家亲人，想在有生之年回趟老家杭州，去寻根溯源，去寻找家人。

这时我母亲在贵阳结识了一位建工四局的驾驶员吴恃正，是杭州人，他一见我母亲慈眉善眼又有学问，又是同乡，又明辨事理，就一定要做她老人家的干儿子。他说，我们家兄弟姐妹九个人，加上他一个，正好十全十美，一个整数。从此他就融合到我们这个起落跌宕、多灾多难的大家庭里，而且情同手足。在他的帮助下，母亲带着我正在读中学的九妹贾鹃丽回到了故乡去寻找四十多年前的梦。

星转斗移时过境迁，毕竟四十多年过去了，杭州已有很大的变化，几经周折才问到了记忆模糊的“青春街”。因为年代久远，现在的居民大多都是新搬来的住户，所以询问贾家的旧址时都是一问三不知。母亲正在踌躇无奈的时候，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伯伯踽踽过来，母亲忙迎上去向他打听贾家过去的住址。

这位老伯伯凝目注视了好半天才说：“你是不是当年嫁到贾府家的‘二少奶奶，？当年你身上穿着绛红色絮花的旗袍，脚上踏着高跟的皮鞋，从花轿里下来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你当年多年轻漂亮啊，如今变成了一头白发的老太太了。不过细看起来我还是找到了你当年的影子。你们贾府当年有恩于我们，有恩于这条街的邻里，我们没齿难忘。快、快到我家去坐坐，吃杯家乡的茶(杭州人常常把喝茶说成吃茶)。”

不一会功夫，老伯伯叫来了七八位耄耋老人，他们一个个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来看望当年的二少奶奶。他们拉着我母亲的手，一个个老泪横流，母亲更是泣不成声。

在老街坊老邻居的帮助下，母亲找到了杭州拱振桥“杭丝厂”宿舍，她看见许多小孩子在一块儿玩耍，可能是血缘关系吧，母亲看见其中一个小男孩，一眼认定是我们贾家的人，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我母亲问他是否姓“贾”的时候，小孩子愣住了。

这个男孩就是我堂弟银水的儿子，失散四十多年的骨肉亲人总算找到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

我的堂哥金水在金华市公安局工作，我的三叔和四叔在解放以后，也定居在那里，我九十八高龄的祖母也还健在。母亲在杭州住了几天，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匆匆地去了金华。三叔、四叔和堂兄金水也激动得举家出动，前往火车站迎接我母亲和九妹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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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陈酿

戴明贤

一九八六年，有几位黔籍学生从北京和其他省份几所美术院校毕业回贵阳，贵阳书画院希望其中有人愿意来充实阵容。两位画家受命去游说，虽未得遂愿，却与他们结下友情。一两年后，他们告诉我一条新闻：那批青年画家中的贾鹃丽的母亲是一位医院退休的老太太，七十二岁开始无师自通画油画，而且一画就很好。我听了很惊喜，老来学国画者不少，老来自学油画的没听说过，这必是一位奇人。真所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人海中藏龙卧虎。可惜那时他们已经去拜访过了，答应找机会再带我去。后来各忙各的，就淡忘了。

去年，贾鹃丽女士在贵阳举办母女俩的画展，展名很感动人，叫“在一起”。我这才亲眼见到翟惠民老人的油画，上距闻名己二十多年，老人也谢世已久了。我与同观的儿子儿媳都非常喜欢老人的画。那股天真浑朴、宛若天籁的魅力，令我在好些幅画前久久驻足，离开又返回。满心欢喜赞叹，又不知该如何言说，有点类似听“青歌赛”上那些原生态民歌时的感觉。浏览西方画册，见颇有摹拟儿童稚拙趣味的作品和画家，但总难免流露出成人学小孩的痕迹。而翟惠民老人的稚拙味却是自然浑然、越玩味越有味的。老人自述，曾经埋怨女儿是油画教师，偏偏不肯教她，任她随心所欲地画。后来才悟出，女儿是不愿桎梏了自己。这种卓识，难能可贵。我们的文学艺术，确乎普遍存在“方法”太多，窒碍灵性的现象。女儿鹃丽女士久寓巴黎，已是欧陆知名的画家，她用沉厚的油画力量来表现空灵清雅的中国情韵，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如诗如歌，如读温飞卿词。我想，如果用这种风格画一套屈原的瑰丽诗篇《九歌》，必能不让前人，独具异彩。

以上，似乎讲了些与这本《冬至》无关的事。当然不是这样。本书的作者贾里宁先生，就是翟惠民老人的长子、贾鹃丽女士的大哥。我读这部书稿时，一再想起她们，觉得艺术之神也太偏爱他家了吧。

《冬至》是一部回忆录，相当完整地纪录了作者从幼年到老年的人生旅程。贾先生生于一九三五年。与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他生于安乐(社会上层人家)，长于乱世(抗日战争)，服务于折腾(一浪高于一浪的政治运动)，老来才得安宁，等到了容许“不虚美，不隐恶”地秉笔直书的时候。我与贾先生是同龄人，经历也大略相近，但远不及他这么曲折多彩；所以读起这部书稿来，既感亲切，又觉新鲜。如他说：“我小时候不懂事，常常惦记着日本飞机来昆明轰炸；每次警报一响，我们就坐上航空学校的汽车，开到有山有水有好风景的乡下‘跑警报’(昆明人的叫法)；于是游山玩水，闲庭信步，颇似今天花钱去旅游。而且家家户户都带上好吃的卤味和干粮，或面包蛋糕，铺在草地上，变成了十足的野炊。”这跟我小时候的情景几乎完全一样。

贾先生拥有超常的好记性。他的记忆好像一个“档案库”，那里面，几十年经历过的事，一件件清晰地收藏着；各个阶段接触过的人，一个个活灵活现地排候着。只待他的笔一调动，就原汁原味地出现在纸上了。记得细，写得活，这是写回忆录的基本条件；记事没有细节，记得细节不能用文字复活，都写不好回忆录。写人更其如此。贾先生既记得细又写得活，二者俱备，只欠动笔，当然一写就精彩。

这绝非过誉之词。请看一例：

马店的客房里燃烧着一座用煤块砌成的“煤灶”，烧得通红，等马车的乘客和等乘客的车夫都围着暖烘烘的煤灶烤着火，谈天说地。

一位穿着蓝布长衫，头上包着帕子的老人低着头抽着长长的烟杆，浓烈的烟雾和呛人的煤气在他的嘴里吞进吐出；突然一阵猛烈的咳嗽，呛得他缩成一团，喘不过气来，我们以为他要昏过去了，正要伸手去扶他时，突然听见他“呸”的一声，一口浓痰吐进了火里，发出吱吱的声音和一股臭气，老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才缓过来，说“鸡场的叶子烟化痰就是好！”

不到二百个字，场景、人物、氛围全出来了。贾先生的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一种若无其事的冷幽默，因而虽然讲的是极普通的事，却往往有弦外之音，很耐玩味。我常常是一边读一边匿笑。

贾先生阅历丰富，又从事基层医务工作，接触到的有趣人物很多，成为书中“一道靓丽的风景”(抄袭记者常用语)，文学是人学，是写人的文字，我最喜欢读这些部分。书中人数众多，精彩纷呈，不胜枚举。只以一位李老师为例。此君是寨子里土生土长的人，个头大，力气也大，出身好，祖宗三代都是贫雇农。还当过兵，扫过盲，能编对联，能写假条和借条，“这些‘学问’在农村厮混的确绰绰有余。所以他很瞧不起大学毕业生，总说他们五谷不分，连个借条都写不‘撑抖’(写不好的意思)”。他爱乱说乱道，外号“李大炮”，但因成分好，说的又多属插科打诨，虽在政治运动中难免受些小敲打，总的平安无事。其人其行，笑料迭出，特别是语言生动。他年老后膝关节变形，行走吃力，向贾医生这样诉苦：“老贾，老子哪里都好，就是两个轮子不争气，二郎腿都翘不起来，想得到走不到。要是脚上能安上两个像哪吒那样的轮子就好了，出远门车票都不用买。老贾，你给我打听打听，有没有安装这种轮子的地方，老子砸锅卖铁都要买一对。”有一次他偶遇一个劳改释放的旧日学生，交谈中得知其工资比自己高了一大截，想不通，这样发牢骚：“老贾，我悟出个道理：劳改队，劳改队，要劳改才对。我在乡下辛辛苦苦教了这么多年的书，老了老了，退休工资还没有当年被抓去劳改的学生的多，早知道这样，当年我也应该去劳改几年，说不定工资要比现在高得多。”贾先生在普定乡镇工作的时间最长，他能把普定人的语言风格复述得惟妙惟肖。我有不少普定朋友，他们讲话就是这味道。书中这种有趣人物和精彩语言比比皆是。有一位在解放初匪患猖獗时屡立战功的苗族杨县长，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被遣送到农场放牛。有一次在放牛途中与贾医生邂逅，两人边走边聊。杨说：“我年轻的时候眼睛很好，什么都看得清楚，但心里是糊涂的。现在我老了，眼睛看什么都糊涂，但心里却越来越清楚。”我常发现，生活能把一个常人变为哲人。这位前县长就是一个实例。

读完这些有趣的人和事，也就读出了一个贾里宁先生：睿智，冷隽，明察，善辨，在人海中和光同尘而又超脱其上。

如今，喜爱回忆录之类纪实文字胜过小说等虚构文字的读者，明显地越来越多了。我就是其中一员。《冬至》这本精彩的回忆录，既然我读得津津有味，相信出版之后，一定能让众多的读者读得津津有味。

二○一三年春分后一日草于适斋晴窗之下

我心中的大哥

从小我就听母亲说，大哥因为提意见说错了话，就被送去农村接受改造，一去就是好多年。那时他很少回家，偶尔来一趟也是来去匆匆，而且晒得又黑又瘦。

我曾与母亲去看大哥，那时他已从农村回来在县医院做些杂活。当时整个医院的供水就靠他一人承担。记得大哥每天去井边用一个很大的木水箱拉水，有时我还会跟在后面推，很高兴，因为城里没有这样的机会。

大哥生性率直，从不追名逐利，更不会趋炎附势，所以在当年的“革命运动”中就成了典型被“革”的那一个，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记得有一次，有人举报他读外国小说，耍洋玩意，于是来了几个年轻人冲进家，撕烂很多书，之后就此扬长而去。

大哥传承了父母的品性，生性喜欢书。在那个温饱还成问题的年代，看书买书对他来说是件幸福的事。这些书在“革命”的烧搙中所剩无几，庆幸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却留存在他的脑子里从未被夺走。

今天，大哥开始写文章，有的己在加拿大《美洲文汇报》发表。我在巴黎也收到他寄给我的几篇文章。他写的东西真实、贴切，像他做人一样实实在在，没有虚伪的东西。他写的都是小人、小事。然而，这些小人物却如此的活灵活现，仿佛把流逝的时光一下子拉到了我的眼前。我感慨着人生的短暂，也感动着生命的精彩。

我很自豪有这样一位大哥，在他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后，仍如此乐观豁达。在他晚年时，能让我们这个大家族一起分享他用生命和阅历写下的文章，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我长年生活在巴黎，每次与大哥相见，既开心又愧疚。我总想为大哥做点什么，但一直没有机会，他也从未要求过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旅途和足迹，在这个旅途中有的人风光，有的人落魄；有人活得有滋有味，有人活得万般无奈。几十年的光景转眼已成往事，大哥却在这流逝的时光中捕捉到那些残留的记忆，并把它们用生动的文字记录下来。我想，历史就是记住过去的人和事。一个人的命运也许可以看到整个家族，甚至一个民族的兴衰，就像生物学家可以从一滴浓缩的水里看到世界一样。一个有个性和思想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是顺从的，这就决定了他们脚下的路永远是荆棘丛生。  我在深奥的文字面前显得如此力不从心，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我觉得他写的是真实地折射了一个时代在他身上发生过的故事。

九妹贾鹃丽于巴黎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