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号交响曲
进了大学，我就像有翅在身，
能够“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周游无限了。
这时候的我，
有点像写第三号交响曲时的贝多芬……
贝多芬在一八○二年开始写第三号交响曲的时候，很想写些与他第一号、第二号不同的东西。于是他在第三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就舍弃了温文儒雅的开场习惯，四分之三拍的节奏，第一个音就用管弦乐合奏的形式，定音鼓大敲，节奏感极强的三个f强音，振聋发聩得让人精神一振，贝多芬写这曲子，就是打算要人精神一振。匈牙利籍指挥家Ferellc Fricsay（1914—1963）有一次说贝多芬的这首曲子，是写他自己从古典的束缚下寻求“解放式的新生”；另一位意大利籍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托斯卡尼尼说，写第三号交响曲的时候，贝多芬无疑还是个古典主义的人，而他在思想上寻求改变也是确切的。古典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也是可以求新求变的，这是托斯卡尼尼对古典的信仰。不论怎么说，贝多芬在第三号交响曲里，表现了与所有古典主义作曲家不同的一套，建立了他独特的艺术视野倒是真的。他是独创的、崭新的，管他的创新是属于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啊！音乐原来是王公贵族的娱乐，是生活上的“伴奏”。在贝多芬之前，宫廷的音乐家穿着华服，头戴着银色的假发，音乐跟其他一切的艺术一样，就算是音乐上的泰山北斗巴赫与神童莫扎特也都要臣服在主教与国王、郡主的麾下。主人要谈正事了，总管向乐师长使个眼色，乐师们只得一鞠躬，悄然退下。贝多芬想写些不同的，至少不能让人在演奏中随时叫停的作品。他在维也纳的声誉日隆，他想写出自己生命即将展开的前景，朦胧中的美丽，不安中的沉静，还有在未来可能俯拾即是的惊奇收获。
那也正是整个欧洲沉醉在诗一样迷梦之中的时刻，一个来自科西嘉岛据说患有严重胃痛与便秘毛病的名叫拿破仑的矮个子，正带领千疮百孔的法兰西走出迷雾的丛林。整个法兰西在他的鼓舞下脱胎换骨变得像少年一般，人人精神抖擞的跑向开阔的原野，涣散已久的三色旗又再次啪啪作响的飞扬在东升旭日的光辉中。贝多芬把这首交响曲取名叫《英雄》，一度打算题赠给拿破仑，但两年后等曲子写完要首演的时候，拿破仑终于暴露出侵略的野心，而且自己也想当皇帝了，贝多芬对他厌弃起来，就在原稿中把所题赠的名字抹掉。但这首交响曲大家都早已用《英雄》叫它，他不便更改，就继续叫它为《英雄》了。
叫这首交响曲为《英雄》是很合理的，它的乐句充满了高岸的理想。但这高岸的理想并不是天生就树立在那里的，它是经历了许多打击与挫折，从晦暗低沉甚至死亡的阴影中才逐渐找到的，所以《英雄交响曲》中充满了沉郁的甚至死亡的暗示，尤其在它标示着Adagio Assai的第二乐章中。所有生命与宗教上的启示其实是一种对比，天堂与地狱，罪恶与救赎，忧伤与欢乐，人常常在对比中体会到一些平常日子无法体会的东西，对比越是强烈，感触越是深刻。我们对光明的盼望，岂不是在经历了许久难堪又痛苦的黑暗之后才产生的吗？
一九六一年，我从宜兰乡下的一所县立中学高中部毕业，我也跟着一些同学的“脚步”，到台北参加“大专联考”。当时台湾称得上大学的学校不多，所以这相当于现在大陆的“高考”，是大学（其中也包括了独立学院）与专科学校联合招生，专科学校与大学录取学生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七十与百分之三十。当时考上了“联考”，一般会称呼他们为大专生，很少称他们为大学生的，这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要修业四年、毕业后有方帽子戴，并且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在比例上殊少，社会把进大学称作“挤大学的窄门”，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乡下人对大学或专科学校老是分不清。中国传统有时把受教育当成投资，则大专毕业手上拿到的一张毕业证书就常视为可以获利的凭证，很多人会谨慎的将它装上玻璃框，高挂在客厅的墙上，让看到的人人称羡。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次看见镇上的一户人家嫁女儿，当时嫁女儿讲究陪嫁品的阵仗，每一大件都分别用一辆人力车拖着，车子越多，越显得风光。我看到一部人力车上放着一口并不起眼的木箱，箱子上面用架子架起一个玻璃镜框，里面放的是这位新娘在实践家政专科学校服装设计科毕业的证书，一时之间，这张证书仿佛使得整个送陪嫁品的队伍都显得活跃又气派起来。
报上发榜的榜单，上面登着我的名字，我被分发到东吴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老实说我那年考试考得不好，而我们乡下的学生都不太会填志愿，我的志愿就填得很少，只填了中文系、美术系以及大概新闻系吧，总共六七个志愿，按理说是考不上的，但世事大部分不是由人来掌握。那年联招，数学考题出得极难，后来统计，有四分之一强的学生考了零分，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十分与二十分前后打转，我考了个五分，我与数学好的人差距原不止此数，但这次数学好的反而纷纷中箭落马，意外使得我得以“蒙”上大学。
与我同时“蒙”上大学的还有我同班好友李茂盛，他因数学考了近五十分，其他文科与社会科考得还不如我，竟然“高中”台大中文。同班还有个女同学，总分跟我相差不远，也分发到政大夜间部的中文系（当时不但是“大专”联招，甚至夜间部也参加联招的），我们一班考上大专的一共六人，三班毕业班总计有十余人上榜，这已经破了学校长年以来的纪录了，我们班上录取的六人中又有三人是读中文系，当年也算奇事一桩。
P1-4
《记忆之塔》这本书，可供老一辈中文人在里头寻找学界轶闻，年轻一辈当作天宝遗事，更多的路人甲用来回味自己一生求取知识的路径与坎坷。想想在知识的堂皇门面下，曾有多少卑弱的人物，冷血的心灵，崇高与腐朽和谐的并存着。周志文不避讳点出世相虚妄，却也坦然以对，指出：“我们对光明的盼望，岂不是在经历了许久难堪又痛苦的黑暗之后才产生的吗？”撇开小道八卦，浮生闲事，《记忆之塔》也着实是一个学界中人的自省。像流沙河层层堆累，也像风雨夜滚雷处处，在冷与热、光与暗、正反相生的冲突矛盾中，寻思着谐美旋律与合理人生的可能，也为周志文冰炭满怀抱的文人性格，下了绝佳的注脚。
——张瑞芬
岁月沉沙——读周志文的《记忆之塔》
台大中文系退休一年多的周志文教授，这次“写很大”。
二○○九年溽暑七月，在永康街的“长春藤”餐厅，我有机会第二次见到周志文教授，与座的还有周昭翡、杨佳娴两人。法式餐厅清凉幽暗如古墓，听这个古典乐迷讲他的老音响，什么真空管的声音像拂过皮肤的感觉，和数码的就是不同，尤其在听弦乐四重奏这类乐曲上。我不觉想笑，这人日子过得太好了哩！不知道外头的世界战火连天，虎穴蛇窝啊！我闪神去想着他新书《记忆之塔》里的桩桩件件，突然记起我喜欢的另一个散文作家木心《素履之往》里说的，学问可以使气质转好，也可以恶化气质：“气质本来不良，学问一步步恶化气质，终于十分坏了，再要扳回到九分坏也不行，因为彼已十分有学问。”
眼前就有四个中文系的嫌疑犯。
周志文教授《记忆之塔》里那些“没有良心，兼没有学问”的硕学鸿儒，凡中文人，谁不识得几个（说不准自己也是一个）？然而，这本继《同学少年》而下的“三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并不只是写给文学人看的。在这本书里，学界、政界、报业名人，无不一一现形，简单说来，是那个《同学少年》里衣衫褴褛的孩童上了大学后遇见的惊奇世界，涵盖了六。至九。年代，台湾社会变动最剧烈的三十年间，一个文化人的养成过程与亲眼目睹的斯文扫地场景。在《记忆之塔》里，周志文教授直言淡江已经人气散尽，台大也不是样样都好，东吴（啊！也是我的母校）台上老教授江浙口音摇头晃脑把杜甫《北征》念成“剥金”，“下面的人一个个晕头转向呆坐在那儿”。
行至人生的中途，那时光倒影，却不是昔往的辉光，而是腐朽的过去。外头的世界，果真战火连天，虎穴蛇窝。九分坏的气质加上学问的加持，成了十分。想少坏一点也不能了。向来讲究温柔敦厚的散文极少着墨这种题材，更不要说禁忌重重的学院传统了（例如林文月的书里，就从来没有半个坏人）。我大学读中兴中文，硕博班分别是文化、东吴，从师大的小篆系统读到敌营的台大甲骨文系统去，亲见两派文字学大师的交相攻讦，有如补习班拼场互杠。硕班时与师大并班上课，正好躬逢历史现场，领教了高明老师愤气勃然大骂龚鹏程欺师灭祖那一刻。要命的我坐在第一排，和平东路秋天的午后，全班鸦雀噤声，一束阳光悄悄从窗帷缝隙偷渡进来，只有微尘，和我的不解在光影中悬浮飞扬。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教书二十余年后，这话听来竟有点儿刺耳了。我是不相信世上没有坏人的，然而在这浊世中要睁一只眼分辨敌友，还要闭一只眼惦念真空管老音响的声音如何美妙，才是真难。相当于一边清醒一边装痴吧！在岁月沉沙中，要打捞一点遗骸与真理，是那么容易的吗？
于是我认真体会起周志文教授说的，写《记忆之塔》这本书并不是要揭人之短，也仔细寻思起他给我的印象来。我至今不知道他找我写此文的缘由，称他老师，他未必要我这种鸦鸦乌学生，称学长更不像话，一九九○年我到东吴念博士班时他都毕业二十几年了。第一次在电话中听他的声音很客气，交代帮大陆一家出版社编颜元叔教授散文选集，我想此人老气横秋大概八九十岁了吧。后来为了拿《同学少年》手稿回去写序在台大一见，才知是个潇洒老顽童，不但不老，人可一点也不迂，是学界中人，但更像个艺术家。颜昆阳教授读他的《时光倒影》，就说他那点孤寂沉郁，“仿佛晚明漂流江湖的知识分子”。同为其好友的柯庆明教授知之亦深，在同书的序文中，也点出周志文教授宋明思想、古典诗词、中西酒话，乃至于行旅、乐理，无不博通，是个生活情趣颇丰的人。
我读书常于不疑处有疑（忘了问他早年“周东野”这笔名是不是“齐东野语”的意思），在他的作品里，最难忘一篇他二十几年前所写，几可媲美张爱玲《封锁》，却从没被评论家注意的短篇小说《空袭》。没分到股份的贸易公司经理，打算找总经理摊牌辞职，内心挣扎于困境与不平中，路上被阻，在空袭警报冻结的半小时内，竟想通了一些处境，回头接受事实，继续窝囊的活下去。外头太阳白花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地下室被封锁的人群中，那美丽的长发女子与一时产生的寂寞与渴望被理解的心情，原也是幻觉。是这样有点灰败，却又妥协了的人生。短篇小说集《日升之城》里的《日升之城》、《少年》都是类似的情调，有点悲，冷凉了点，老实说，不合文学市场胃口，难怪被忘个精光。但他很擅长捕捉这种酽茶一般的、人生底蕴的悲凉，就像他的散文一样，不与时人弹同调，却非常耐人寻味。朱天文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她是看出来了。在她为《同学少年》大陆简体字版写的序里，就以“幽人”称周志文教授，论名气虽不为人广知，其本色却足以遗想千古。
幽人也罢，荒人也罢，都是零余者、边缘人。周志文教授认为：“悲凉本身就是一种美感，但欣赏自己的悲凉，需要有超拔的生命态度。”正如《记忆之塔》中的“溪山行旅图”所说，孤独是自由的唯一条件，寂寞是自由的附赠品。这世界，充满了彷徨少年、堕落中年与不良老年，但无论如何没有笑闹喧哗中的超拔这回事。《记忆之塔》这本书，可供老一辈中文人在里头寻找学界轶闻，年轻一辈当作天宝遗事，更多的路人甲，用来回味自己一生求取知识的路径与坎坷。想想在知识的堂皇门面下，曾有多少卑弱的人物，冷血的心灵，崇高与腐朽和谐的并存着。周志文不避讳点出世相虚妄，却也坦然以对，指出：“我们对光明的盼望，岂不是在经历了许久难堪又痛苦的黑暗之后才产生的吗？”撇开小道八卦，浮生闲事，《记忆之塔》也着实是一个学界中人的自省。像流沙河层层堆累，也像风雨夜滚雷处处，在冷与热、光与暗，正反相生的冲突矛盾中，寻思着谐美旋律与合理人生的可能，也为周志文冰炭满怀抱的文人性格，下了绝佳的注脚。
《记忆之塔》全书，以贝多芬“第三号交响曲”开篇，揭示了一场繁复演奏的序曲。六。年代初，刚考上东吴大学中文系的周志文，一个宜兰乡下少年，像写《第三号交响曲》时的贝多芬一样，他那时的心情，如他文中所说：“对未来充满了意志与憧憬，前景将元止境的在眼前一幕幕展开，英雄可能是别人，也可能是自己。”他充满着对未来的雄心来到台北外双溪，却见识到难以想象的乌七八糟课程与莫名其妙教授。中文系昏天暗地，怪老子与老学究看到白话文就生气，规定学生必称其为“本师 ×先生”，“韩文”原来是“韩昌黎文”（这让我想起本校理工教授见中文系“小学”课名傻眼），甚至有老师在自家开坛扶乩者（我自己只见识过老师可打坐腾空的）。
在《记忆之塔》里，周志文大学时期与章孝慈同班且相邻而坐，成就了一段与章氏兄弟在宿舍里的酒肉交情。这段官场外史，可真没人听过。章孝严英文名为Benjamin，殷海光本名叫殷福生，周志文课余在重庆南路所见，于台大旁听叶嘉莹、殷海光和聂华苓讲课，都足可作为六○年代文学史料补遗，也着实让人读得津津有味。他形容念台大硕班后见识到的师长，郑骞（因百）老师博学多识，记忆惊人，一生的兴趣都不厌烦的在说明一件事情上面；台静农老师的书法兼有石门颂与倪元璐之长，一半凝重一半媚态。包括屈翼鹏或齐邦媛的声音笑貌，都传神极了。然而我见他从章孝严、章孝慈、胡适、余纪忠，台大、淡江，一路写到这几年风波不断的东吴中文系，越读越觉得教界学界实在毫无理想，也不由得为作者捏了一把冷汗。尽管其言坦率，其心光明，事涉人物臧否，还是敏感。在《记忆之塔》里找八卦或谈助，恐怕不是作者写作的真义，同为学思历程，这书和龚鹏程教授《四十自述》的露才扬己也着实不同。
《记忆之塔》经历了作者大学到博士班的求学历程，中间还加上服役与任教桃园振声中学、淡江、台大，煞尾却以《溪山行旅图》话进入文坛（一九八八年任《中时晚报》主笔写专栏）始末，《报业》、《教育》反省知识分子的处境，正当我觉得沉沦到底了的时候，《在我们的时代》将主题导人哲学理念的思索，完美作收，也适切回应了开篇的《第三号交响曲》。曲终奏雅，周志文教授点出，这人间，荒谬和真实往往并存，知识与人格是两回事，真相不是只有一个，人要学会适时跳开。在情操上，他同情处在幽微角落的弱者，表彰孤独美学与边缘逻辑，他并且认为，置身在权力边缘并不是坏事，其人生命情态因“自如”反而能呈现一种特殊的美态，比矫揉造作的人强多了。
我感觉有点惊悚。他倒是一以贯之啊！《三个贝多芬》里全是城市边缘人，《日升之城》里全是抑郁的中年人。冷风热血，像打摆子。我也很难忘记他另一散文集《冷热》里的《地下道》这篇文章。惊异于他天生的敏锐与感知能力，更惊异于他文字之淡，淡到了不要你察觉，也不在乎你察不察觉的地步。《地下道》描写一个在校园外的地下道摆放廉价玉石扇面贩售的中年人，作者因避雨偶然步入，很快察觉这些都是劣质赝品，为了顾及小贩的自尊，打算勉强买一只檀香扇。小贩此时意识到作者教师的身份，赌气说道：“这不是真正好的东西，你还是不要买好些。”无聊的人生加无益的东西，作者讪讪然步出地下道，抬头见天不知何时早已放晴了。
大学教授与赝品摊贩的对比，真够讽刺的。贩售赝品的，只有地下道里的鸦鸦乌小贩吗？道貌岸然的学者，要看来不像无知也不能了，因为彼已十分有学问，而且还有证书呢！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哲学的价值》一文中说，我们研究哲学不是为了要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只是为了这个问题本身。因为这个问题扩大了我们对解答的概念，丰富了我们智慧的想象力，并减少了我们独断的自信。”研究哲学不是为了要寻找问题的答案，或许它根本就没有答案。正如研究我们是如何被教育扭曲了不是为了要找出祸首，世界如此多元，是非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
在我们的时代，幸与不幸都有。当记忆之塔，崩坏成岁月尘沙，满街都是工读生煮的“星巴克”和“丹堤”，贝多芬都换成李宗盛，几米取代了张大千，报纸一家家倒了，每个系主任和院长都忙得团团转，再也没有那种鸣琴垂拱而天下治的清简日子。除了扎根文化，文学训练不应只是象牙塔里织梦，多几个周志文教授这样有趣的学者，别具只眼的观察家，手艺纯熟的写作人，台大岂不更像顶尖大学，中文系岂不更符合社会期待一点。
张瑞芬
二○○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写于逢甲大学中文系
感谢三联出版这本《记忆之塔》。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我没有写序，现在大陆版要出了，看看情势，须要先说几句话。
这几年我在台湾印刻出版社出了四本小书，计《时光倒影》、《同学少年》、《记忆之塔》与《家族合照》。《时光倒影》是读书札记式的短文，后面三本是我个人有回忆性质的书（我不喜欢用“回忆录”来形容，因为“回忆录”太正式了）。《同学少年》是写少年到青年这一阶段的往事，往事的发生地多在台湾东部的一处乡下，《记忆之塔》写的是到台北读大学之后到就业、深造，继之以在各地闯荡，过完了大半辈子的事；后面的一本《家族合照》则朝更内部探索，写些家庭之间与比家庭稍稍广一些的故事旧闻。
我的童年算起来比一般人辛苦，因为遭遇四九年的家国之变，其中免不了颠沛流离。到了台湾，也十分困难，乡下生活物质条件不足，精神条件也同样匮乏，但过了之后，回忆起来也还是忧喜参半的，好像苦到尽处，自有不少甜味可享。这本《记忆之塔》写的是我从成长到年老，到今天虽“告老”而无家可“还”的窘状，其中所呈现台湾社会的面相较多，又有愤疾之情，评语也较沉重。再后的一本《家族合照》，又回归家庭内外，做较内在的探索，这本书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较多，原不想出的，因缘巧合却出了。
现在谈这本《记忆之塔》，这本书写我二十岁之后的台湾经验，“纵深”大约有四十年，当然我尽量小心，不敢写远，但四十年来所历，也是充满了起伏波折。在我少年时，因为苦闷看了许多乡下小孩不该看的书，使我比一般小孩成熟，常思考游戏胡闹之外的事，书的内容往往左右了我之后的生命情调。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在脑海埋下理想主义的种子，总是想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合理的？碰到不合理应该用什么态度与方法解决？有这种问题埋在心中是绝对不幸的，此后的一生势必多灾多难了，因为这个现实世界，大多数的事，并不照你从古圣时贤所得知的理想来进行。
我在大学毕业后，就投身教育，一直到退休，都在学校待着。一般说在学校待着的人都比较平和，因为学校相对于其他团体，还是比较安定静止的，古人形容施教与受教，用“如沐春风”这成语是对的。但这本书中写的我一生的困顿与冲突，多是因教育而起，而且这种困顿与冲突到我老了还是不断。这岂不是我的一生都伤痕累累吗？是的，在内心，伤痕都在内心，外表倒看不大出。台湾社会有个好处，就是你看别人不顺眼，别人也同样看你不顺眼，而彼此相互容忍，也就相安无事，所以冲突很少闹到不可收拾，周围看起来还是天高日暖的。藏在内心的冲突，有时正好作为艺术创作的泉源。
我不善交际，写了书很少与外界“沟通”，作家水晶说我没有名气，可能这也是原因。印刻出的四本书前两本在大陆已出，《时光倒影》由世纪文景出的，《同学少年》则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现在的这本《记忆之塔》由三联书店出，而后面一本《家族合照》已与广西师大出版社签约了。四本书分成四家出版社出版，据我朋友说更是“下下之策”，完全无法形成“气候”，这证明我之不善经营，也没有进取之心。朋友的批评我敬谨接受，这是我的天性，也确实勉强不得，这四本书都是出版社闻讯后各自联络所成，我有点居于被动，心想这四本书就算放在一起也没什么“火力”可言，对朋友的责备也就释然了。
一本书对作者而言是个很小的事，但幕后所牵涉的工程还是大的，尤其有两岸问题横亘其中，著作权与出版的规则都不很相同，都需要先做折冲调和。等到书要校对了，才发现两岸的歧异还真不少，有许多观念不同，需要不断沟通才形成一个可被双方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我脾气不好，有时会与出版社闹意见，幸好与我“对口”的编辑都是好性情的人，总是委婉的跟我解释说明，把原本存在的吊诡或矛盾（paradoxes）化为平行（parauels），书才可以出版。我不只庆幸这本书要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在大陆出版，也因此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四本书分成四家不同出版社出版，我更广纳了“四方”的朋友），对一个不善交际的我而言，这个经验十分珍贵。
这本《记忆之塔》对台湾的教育与社会作了很严格的批评，枪火四射，也可能伤及无辜。四九年之后，两岸有很长一段时候不相往来，形成隔绝，但台湾文化来自中国大陆，我在批评台湾的时候，自然免不了把中国大陆带下水，言词也不见得不严厉。我从未想这本书有大陆版问世，以为大陆不可能让这样一本“伤害”台湾又“伤害”大陆的书出版的。幸好不是，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出版社都让它存真以示人，只动了很小的一部分。我跟编辑写信，说大陆社会益见成熟，许多几年前忌口的事，现在都能畅所欲言了，也许四五年之后再看今天删节的部分已成了笑话。
两年前的2月这本书在印刻新出，我随即到珠海的一所学校教了一阵书，那所学校的一位大四的学生叫黄昉苊的，从网上买来读了，并写了篇文情并茂的读后感放在她的博客上，其中有如下的文字：
周志文在一个疏离的角度用观察的目光一一扫过世间人群，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可也正是这些不完美让他们显得真实，让读者突然从这本书中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望见自己的人生与内心：谁没有那些一时膨胀或者追逐虚妄的时候呢，谁又能不曾经历过那些荒诞不经与苦涩得不能下咽的岁月就轻易成长呢！
不读这本书，我不知道文字可以这样在最若无其事的平淡里蕴含了至深切的惊心动魄。
那苍劲的文字背后，是一位学人数十年来累积的思考与希冀；层层迭迭的回忆中，始终不变的是一份对世间众生的悲悯与赞叹。天光云影之下，无数宾客达人熙熙攘攘来来往往，又有多少人会偶尔驻足，看看有没有什么是真正深远而绵长的存在呢？
她对这本书的形容，我有点担当不起，但这段话不只说出她的所感，也道出了我书中的某些内蕴，我就把它引在序文中。其他书内的文字自会表白，就不多说了。
二○一二年十三月十八日 暂居南港中
《记忆之塔》虽是散文集，也确实在文字背后穿起了台湾中国文学界1960—1990年代的面貌，因此有人评论《记忆之塔》是台湾的“儒林外史”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台湾动荡的时代里，周志文，一个从宜兰乡下考上东吴大学中文系的年轻人，怀抱着孟子一样的浩然理想，却发现大学里充满了荒唐的老师和荒诞的事情……他经历了《自由中国》的年代，大学时遇上当年姓章的两蒋兄弟，旁听殷海光、齐邦媛等老师的课。后来任教桃园振声中学、淡江大学和台大，记录了形形色色的奇人与故事。在《记忆之塔》笔下，我们看到了戒严时期被扭曲了的大学校园里，龙蛇杂处的浮生百相。
周志文编著的《记忆之塔》几乎就是台湾变动最剧烈的时代里，一名台北文化人的养成过程：胡适、殷海光、台静农、屈万里、郑骞，还有自由中国、存在主义、越战的中山北路、书店的重庆南路、明星／田园咖啡厅、《现代文学》、《文学季刊》、《笔汇》、《畅流》、《拾穗》……可供老一辈中文人在里头寻找学界轶闻，年轻一辈当作天宝遗事，更多的路人甲，用来回味自己一生求取知识的路径与坎坷。想想在知识的堂皇门面下，曾有多少卑弱的人物，冷血的心灵，崇高与腐朽和谐的并存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