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西所著的《民国时期的爱情》的文字如此清丽婉约，有民国风骨。而它讲述的故事带着我们走入一幕幕真实却又跌宕起伏的爱情戏剧深处，激起强烈的内心涟漪。这里有最美的情书，也有最真实的对白，更有深藏在民国深处从未被挖掘的故事瞬间。

它写爱情，更是写透了那个时代的气质风韵。不同时代的爱自是各有不同，而民国，这个充斥着强烈的情绪与变革的年代让爱情走向了生命的巅峰，更让主人公的命运与选择在历史的大幕下多了几许苍凉与悲情。

颜西所著的《民国时期的爱情》选择了十一位冠绝一时，有着不同家世背景与爱情选择的女子，包括萧红、陆小曼、宋清如、张兆和、阮玲玉、杨绛、许广平、张爱玲、庐隐、蒋碧薇、阮玲玉，将她们的情书与故事缓缓呈现，展现出一幅生动、细腻、感人的民国女性生命画卷。

在这本《民国时期的爱情》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大开大合、思想解放而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可以看到这些名女子们咄咄逼人的才情与勇气；更能看到她们对于爱情的执着与追求。再没有一个时代如此包容，承载了那么多的才情与选择；也再没有一个时代那么纯粹，让这些女子们固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求一次人间的圆满。

第一幕

宋清如：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孤独的孩子

第二幕

张兆和：在诗人的诗里老去

第三幕

许广平：“你这一匹害马”

第四幕

张爱玲：金粉金沙里的幻影

第五幕

庐隐：以飞溅的热血作歌

第六幕

石评梅：我只合独葬荒丘

第七幕

萧红：我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

第八幕

陆小曼：我用半生素衣来偿你

第九幕

蒋碧微：私奔的女子

第十幕

阮玲玉：贪一点儿爱换满心哀

第十一幕

杨绛：留人间一次圆满

知道宋清如是因为朱生豪，多年前看《朱生豪情书》，抄下许多话，后来再看到宋清如的照片，果然人如其名，不惊艳，眉间自有淡然清丽，想起朱生豪说，我爱宋清如，风流天下闻。红颜不爱酒，秀颊易生氛。

一直以为宋清如寡淡冷情，一个女子不爱梳妆，说穿着华服是自轻自贱；不信姻缘，当掉全部嫁妆只为继续求学；喜欢自由，厌恶应酬和排场。但宋清如真有诗才，当时《现代》杂志的主编施蛰存说，她一诗一句，如琼枝照眼，才能绝不下冰心。

但这么个冷情女子，偏是在一次诗会上遇到她一生难平的情事。她当时带了一首《宝塔诗》参加之江大学的诗社。新诗还不流行的年代，众人读了面面相觑，唯有一人向她微笑，后来他写诗给她：“楚楚身裁可可名，当年意多亦纵横，同学伴侣呼才子，落笔文华绚不群。招落月，呼停云，秋山朗似女儿身。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竟已倾。”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大约那时面前的宋清如就是如此。他微微一笑，她一笑低头，淡淡的暖暖的眼神越过人群，谁不会心里一动。

无论如何，我算在友情里找到了活在世上的意义，寂寞实在是够人耐的，让我永远想望那一点天外的星光过活，纵便看不见她，在梦里我要给她无数的吻。

——朱生豪

后来那个青涩少年总写诗给她，又不当面交了，总托朋友带去，朋友恼了就打趣他，他也不改。校园里有一池葱茏的玫瑰，宋清如常看到他在玫瑰园边踱步哼歌，到了夜里，宋清如也会偷摘一两朵，插在窗边的瓶里。

最美的，大约是初开的情愫，一点点欲说还休，新诗旧诗，一唱一和。谁也不说爱恋，眼角眉梢，却满是笑意。

她是入校时就听说过他的，这师兄沉默寡言，却是有名的之江才子，他们的老师夏承焘说，朱是他从未见过的聪明学生，若在古代，能与他才智相当的只有东坡一人。这极高的评价，看几首他信手所填的词就能证实。别人眼里的朱生豪，古文功底渊厚，英文极好，但落落寡合，时有月夜独步江上，高歌放啸。他与谁也不多话，但心里无限温情，大约只为那一人留香。

见面很少，多是传书，聊聊新作的诗，远处的寒梅，单独相处的次数更少，一次去灵峰探梅，另一次，也不过朱生豪得了稿酬请她吃饭。不多久，朱生豪就要毕业了。那是1933年夏天，由胡山源介绍，朱生豪进了上海书局任职，参与编纂《英汉四周辞典》。

大约是离别才觉出眷恋，朱生豪第一次对宋清如写出相思：“因为昨夜我曾梦着你，梦得那么清楚而分明，虽然仍不免有些傻气……后来我们并肩漫步着，我知道这个下午我要离你而去了，心头充满了惜别的情调，但我知道这是个宝贵而幸福的瞬间，我们好像一句话也不说，又好像说了许多话，更没有别人在旁边。”

笔墨未干，又赠诗给她：

忆昨秦山初见时，十分娇瘦十分痴。席边款款吴侬语，笔底纤纤稚子诗。交尚浅，意先移，平生心绪诉君知。飞花逝水初无意，可奈衷情不自持。

逝水东流无尽沧，人间暂聚易参商。阑珊春去羁魂怨，挥手征车送夕阳。梦已散，手空扬，尚言离别是寻常。谁知咏罢河梁后，刻骨相思始自伤。

即使不爱，应该也没有哪个女子不被这样的诗句打动，宋清如默念在心，却不知如何回他。想起自己少女时就被家里定亲，多少挣扎换得自由身，结婚等同作茧自缚，尤其心里还有那么多愿望抱负。她回信总是矜持克制，说不配，说不爱，说最好是友情。朱生豪又急又恼，像被错怪的孩子，急急地再写信过去。

“真不想你这样不了解我。我不知道什么叫作配不配，人间贫富有阶级，地位身份有阶级，才智贤愚有阶级，难道心灵也有阶级吗？我不是漫然把好感给人的人，在校里同学的一年，虽然是那样喜欢你，也从不曾想到要爱你像自己生命一般，于今是这样觉得了。我并不要你也爱我，一切都出于自愿，用不到你不安，你当作我是在爱一个幻象也好。就是说爱，你也不用害怕，我是不会把爱情和友谊分得明白的。我说爱，也不过是纯粹的深切的友情，毫没有其他的意思。别离对于我是痛苦，但也不乏相当的安慰，然而并不希望永久厮守在一起。我是个平凡的人，不像你那么‘狂野’，但我厌弃的是平凡的梦。我只愿意凭着一点彼此灵感的想通，时时带给彼此以慰藉，‘像流星的光辉，照耀我疲乏的梦寐，永远存一个安慰，纵然在别离的时候’。当然能时时见见面，叙叙契阔，是最快活的，但即此也并非十分的必要。如果我有梦，那便是这样的梦，如果我有恋爱观，那便是我的恋爱观，如果问我对于友谊的见解，也只是如此。如果我是真心的喜欢你（不懂得配与不配，你配不配被我爱，或我配不配爱你），我没有不该待你太好的理由，更不懂得为什么该忘记你。我的快乐即是爱你，我的安慰即是思念你。你愿不愿待我好则非我所愿计及。”

“这一切都是丑的，风，雨，太阳，都丑。人也丑，我也丑的很。只有你是青天一样可羡。”

“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天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满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完全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前的一秒钟中。我仍是幸福的，我永远是幸福的。世间的苦不算甚么，你看我灵魂不曾有一天离开过你。”

他的信一封接着一封，谈谈情，说说琐事，今天吃了什么，想吃什么，住所如何布置，书如何放，喜欢莫泊桑还是福楼拜，点点细碎的事，却都笔下生花。朱生豪的话，大约都在纸上说给宋清如了，上海书局的同事说他任职数年，没说满十句话。别人与他谈话，也大都以点头、摇头或微笑答之。他从未改变自己的静默，也从不掩饰心里的爱恋，他的话仍只对宋清如一人说，他去的信多，宋清如回得少，他也怨也恨也耍无赖，称她的信为“续命汤”，他常常要寻死，但若有她的信来，便立刻笑逐颜开。在她面前他全然天真、坦荡，如同赤子。

看过很多宋清如的回忆都觉得她冷静，她一直说，朱生豪不过是爱上一个幻象，并不是她本身，换句话说，无非是寻求心灵的寄托。女人似乎总比同龄的男人更为成熟，但究其根本去问爱的本质，本身就有焚琴煮鹤的意味。爱的是你，还是爱情本身，这是谁能说清楚的事？

不知道那时候宋清如究竟爱不爱他，只看得出朱生豪信里时好时坏的情绪，因为心爱人的只言片语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此时亲近得全然是情侣，彼时又回到朋友的位置。宋清如在之江大学的后三年，朱生豪每年都去看她一次，归来欢天喜地，继而又相思刻骨。

“要是我死了，好友，请你亲手替我写一墓铭，因为我只爱你的那一手‘孩子字’，不要写在什么碑版上，请写在你的心上，‘这里安眠着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你肯吗？”

“昨夜我从两点钟醒来后，安安静静地想着你，一直到看天发亮。今天又是汽车中颠了三个钟点，然而此刻兴奋得毫不感到疲乏，也许我的瘦是由于过度的兴奋所致。”“我只想变作个鬼来看你，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总有一天，我会想你想得发痴了的。”

“其实如果有眼睛而不能见你，那么还是让它瞎了吧，有耳朵而不能听见你的声音，那么还是让它聋了吧，多少也安静一点。只要让心不要死去，因为它还能想你。”  “我愿把我的灵魂浸入你的灵魂里。你在我脑中的印象一天比一天美好。我说不出话来。”

朱生豪两天一封地写着，她也一周一封地回着。朱生豪也说各种和结婚有关的话题，试探的。终于宋清如毕业了，去湖州中学教书，朱生豪写信道：XX说我们该结婚了。

宋清如并没有回复他，她后来说，我没有考虑过和朱生豪结婚，当然我更没有考虑过和别人结婚，我对婚姻有一种恐惧，我喜欢自由，讨厌应酬和排场。那是1936年了。

那时朱生豪已经开始翻译莎士比亚，有一次在信里兴奋地问：“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说我就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我要将这部译作送给做你的礼物。”

三十年代的中国，风雨飘摇，日本侵华，东北沦陷，日本人讥笑中国文化落后，竟无一人敢译莎士比亚，说起来鲁迅曾动员林语堂译莎，但林语堂并未答应，世界书局的编译主任詹文浒推荐了当时并无大名气的朱生豪，那时，他只有23岁。宋清如后来说，朱生豪为什么“笃嗜”莎剧，主要在于莎剧闪耀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光辉。其弟朱文振也说“我认为他决心译莎，除了个人兴趣等其他原因之外，在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欺凌中国的压力之下，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大概也是主要动力。”

看过今人写朱生豪，说什么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论调让人生厌，对于“爱国”，朱生豪自己曾说：“我说爱国是一个情感的问题，国民对于国爱不爱全可以随便，不能勉强的，但因为个人是整个国家的一分子，因此必然地他对于国家有一种义务，一个好国民即是能尽这种义务的人，而不一定要爱国。因为情感是驱使人盲目，如果他的国家是一个强国，那么他会变成一个自私的帝国主义者，以征服者自命；反之，如果他的国家是个落后的国家，那么他会妄自尊大，抬出不值一文钱的所谓‘国粹’来自吹自擂，而压抑了进步势力的抬头。如果人人知道他的国家的不可爱，而努力使她变得可爱起来，那么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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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待何生度此生

《倾城之恋》里，白流苏与范柳原，遇到香港倾覆，才硬是在一堵断壁颓垣下幡然悔悟——一切都不可靠了，唯一可靠的也只有“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身边的这个人”。单凭那一瞬，就足以让他们结了婚，搭伙过上个十年八年……这当真是一个令人忧伤的场景。红尘中可怜的男男女女，似乎唯有在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才能抛掉一切“执念”，参到几分爱的真谛，生出点真心。也难怪，古往今来，一向如此。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没有罗曼蒂克。

承平盛世，人如蝼蚁，每天忙着为房子、车子、票子、孩子兢兢业业，写不出什么传奇。我们时代的爱多是“爱的临摹”，看电影、送花、买房子、拍婚纱，周年的时候组织一次旅行，冒个不危险的“险”，然后又回到庸常的生活中，细细碎碎，一不小心便被时间埋没，成为历史的分母。是我们不想爱吗？未必。可伟大的爱情，需要伟大的痛苦陪衬，爱得精彩，实在是天时地利的成全。

民国偏偏就是这样的一个异数。民国是“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旧的打破，新的未起，混乱之中，历史的经纬交错，一不小心找到了爱情的坐标；民国是“蓬门今始为君开”的，女人们走出家庭，拆掉小脚，与男人们相遇，一爱起来，劲头尤其鲜活、生猛。和民国的爱情比，我们都是僵硬的木偶，演不出绝妙的戏剧。

民国时期的爱情，“不惜工本”。宋清如与朱生豪恋爱，慢煮慢熬，硬是恋爱了十年，光是写信就写了九年，真正过夫妻生活，只有两年。朱生豪英年早逝，宋清如独守孤灯。短暂相聚，一生相许，宋清如的后半生，只做着两件事，出版朱的译稿和照顾他们的孩子。无独有偶，在徐志摩去世后，风华绝代的陆小曼也是半生素衣，矢志不渝地出版徐志摩全集(尽管没有成功)，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时光催老了红颜，只有誓言，不曾毁改。就连最特立独行的张爱玲，也在两段恋爱中交付自我，哪怕第一任丈夫是汉奸，第二任丈夫是病老头，她都全情投入，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民国时期的爱情，亦幻亦真。阮玲玉追求爱，误会爱，错失爱，也葬身于爱。爱是她的解药，也是她的毒药。在电影世界，她是彪炳的女王；在爱情世界，她则成了女仆。女作家萧红，爱得卑微又亮烈，但她的几段恋爱，都是爱与伤害并存。她英年早逝，爱到尽头，覆水难收，镜花水月，独自体会。石评梅和庐隐都是爱得太迟，一个死于伤心，一个死于难产。蒋碧微年纪轻轻跟着徐悲鸿私奔出来，却没想到一场留学，几段情缘，兄弟之间，朋友之间，爱得最终也不完全。

民国时期的爱情，明朗深沉。许广平爱上鲁迅，一起迁居上海，奋斗十年，她放弃了自我追求，成全了一个“民族魂”鲁迅。是她让不敢爱的鲁迅喊出了“我可以爱”。张兆和是沈从文的灵感源泉，他们之间曲曲折折的情感交结，铸成了一首诗。杨绛与钱钟书，则以一种自我克制的精神，潜气内转，成就了知识分子婚姻的神话。付出与索取，在爱情的光环下，也变得别具深味。

“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在恋爱的时候，忽然进发出这么一句，石破天惊，冷不丁道出了爱情的真相。天玄地黄，宇宙洪荒，爱情这个东西，本身就应该有些超脱的意味，它一不能吃，二不能用，说白了只是自己的一种感受，几分想象。想从爱里找到一点“实惠”的人，终究要么得不到爱，要么得到的不是爱。这本《民国时期的爱情>书写的恋爱故事，或惆怅，或哀伤，或旖旎，或凄凉，但归根到底，它的可贵之处，也恰恰因为这些爱，都是“不问值不值得”。

当爱情遭遇民国，就好像红梅月影浮暗香，尤显得颀细清癯，滋味悠长，爱也爱得那么有“气质”。书里写到的“十一幕”爱情大戏，无不以爱为信仰。乱世烽火，国破家亡，历史的潮涌激荡向前，一不小心也冲刷掉了一些现代人执迷的“浮皮”，进而看到了爱情最初的面目——时代是仓促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于是，在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浮沉里，也似乎只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才能给人以安慰。儿女之情，格外香浓。爱情，和革命一样，都是飞扬的，一并成为民国男女的图腾。是呵，有爱何惧走天涯，无爱此生不为家。有时候，能傻傻地做一个爱的信徒，也很好。

伊北

癸巳年元宵节

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