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失业青年称为“新失业群体”，他们正在成为不断再生产的中国底层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罗·威利斯专著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的意义在今天不是在变小，而是变得更为重要。它为我们理解中国的“新失业群体”提供了个有力的分析工具和富有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的比较平台。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是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第一部分是生动通俗的民族志的深度描写，第二部分是精辟透彻的理论分析，向我们解释了工人积极子弟之所以继承父业，不 仅是社会结构性因素再生产的结果，更是他们对学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一种反讽新文化生产的结果。中文本还收录了作者于2000年所做的访谈，以及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序言，有助于读者从一个比较历史的角度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青少年教育和失业问题。

中文版前言

“茂宁赛德”版前言

前言

致谢

笔录符号说明

序言

汉默镇个案研究

第一部分 民族志

第一章 文化的元素

抵制权威，摈弃教条

非正式群体

打盹、哄骗和逃学

找乐子

无聊与刺激

性别歧视

种族歧视

第二章 文化的阶级形式和制度形式

阶级形式

制度形式

第三章 劳动力、文化、阶级和制度

官方准备

连续性

职业

上岗

第二部分 分析

第四章 洞察

分析之要素

洞察

第五章 局限

分工

劳动力与父权制

种族歧视与劳动力

第六章 意识形态的作用

证实

扰乱

内部对话者

第七章 对文化形式及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注解

再生产与国家制度

第八章 周一清晨与千禧年

附录

补充访谈

“茂宁赛德”版后记

中心与边缘：保罗·威利斯访谈

索引

译后记

打盹、哄骗和逃学

对抗学校主要表现为与学校制度和规则争夺象征空间和物理空间，并击败学校公认的主要目标：让你“工作”。作为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的形式，获胜和奖励发展出了非正式的文化意涵和实践。关于教师／学生的力量关系，后文将进行探讨。当反学校文化发展成形时，其成员已经很善于对付学校这个正式系统，能把学校要求限定在最低限度。他们利用现代制度包容不同能力人群的复杂性，阻碍学校执行课程表和“提高离校年龄”计划提供的各种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底限仅仅是上学注册而已。

[关于学校课程的小组讨论]

乔伊 (……)周一下午我们没课，是吧?基本上没有什么和学校功课

有关的；周二下午我们有游泳课，其余时间他们就把你们集中在教

室里；周三下午是游戏；只有周四和周五下午我们要做功课——如

果那个算功课的话。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我们常常就是去打盹，

我们一半人摇摇摆摆的开溜，另一半进教室坐下，然后直接睡觉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

斯潘克斯 躲过这节课，到河堤上走走，抽根烟，然后再去上下一节

课，因为那个老师会点名(……)

比尔 其实要回家也很容易，像他[艾迪]……止周三下午，他被点到

名之后就回家7(……)

艾迪今天下午我本不该在学校呆着，我应该在社区学院[按要求，学

生每周要花一天时间在学院内上相关课程，接受职业指导]。

Pw你最后一次写东西是什么时候?

威尔 我们最后一次写东西?

法兹 哦，我最后一次是在职业指导课上，因为我在一张纸上写了

“是”，当时我的心都碎7。

PW 这为什么让你心碎?

法兹 因为我本来打算什么都不写就过完这卜学期的。自从回来之后，

我就什么都没干过。[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学期]

用旷课来衡量是否摒弃学校非常不准确，甚至没有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逃学”(这已发展成为“家伙们”得心应手的一种技艺)之前还是得到学校注册，而且这只能用来衡量非正式学生流动性的一个方面。一些“家伙们”自由出入学校的能力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实际上，他们把学校提供的日程表变成了自己的安排。相对而言，旷课只是一种不怎么重要、相当粗糙的自主表现，自主性有多种体现，表现在各种活动中：随意离开课堂、呆在教室里却什么事都不做、走错教室、在走廊里闲逛四处寻求刺激、偷偷睡觉等。体现这些的核心技术是能够自由离开任何一堂课：保留个人机动性。

……

P26-27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巳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适译工作当成了曰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问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 溪翁庄

这本书的独特贡献在于，它用无比透彻清晰的笔触，展示了那些贫穷的工人阶级子弟在反叛学校权威的过程中，是如何让自己走上从事工人阶级工作的道路的。任何一个对教育或劳工问题感兴趣的人，如果不仔细地阅读和研究这本书，那都是他们的巨大损失。

——斯坦利·阿罗诺维茨(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

我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失业青年称为“新失业群体”，他们正在成为不断再生产的中国底层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做工》一书的意义在今天不是在变小，而是变得更为重要。它为我们理解中国的“新失业群体”提供了个有力的分析工具和富有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的比较平台。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