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哈佛一燕京访问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委，教育部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纸上的知识分子》是一本用散文随笔的笔法，表达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文革”和“十七年”历史深刻反思的好书。

《纸上的知识分子》是一本用散文随笔的笔法，表达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文革”和“十七年”历史深刻反思的好书。它打破了纯粹“掉书袋”式的学究气写法，把一个个遥远的历史故事作为自我思想的载体，用一个超越个人情感的历史视点来审视那些难以厘定的史实，其目的不仅是还原历史真貌，更重要的是让那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认清其本质。

《纸上的知识分子》由王尧编著。

自序

卷一 纸上的知识分子

房东的声音

夫妻之间

文人的乡村生活

逝者如斯

平衡打破以后

天才何以“未完成”

作者之死

“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

此一时彼一时

1966年的“鲁迅”

选为“典型”之后

“正史”之外的叙述

文献中的记忆

话语转述中的“个人”

回忆的差异

翻译的“政治”

《文艺批判》琐记

进出“彼得堡”

知识都到哪里去了

什么天空能把我拯救出“现在”

向《朝霞》投稿

给蔡元培校长等定什么级别

如果大师上课不及格

隔岸的怀念

消失的秋日

台湾的鲁迅

“中国文化对我的影响蛮深刻的”

从岛上传到中原

为何又是“最后一个”

一个“托派”的“文革”观

覆舟之后的“玩主”

和孔乙己先生聊天

卷二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

返回与逃离

熟悉与陌生

眺望与想象

融入与隔膜

昔我往矣

人琴之戚

书里书外

初为人师

天下公器

卷三 日常生活的修辞

草鞋，蒲鞋，茅窝

能不能开门

衔草与呵气

喝茶去

脸谱(七题)

书巢痕

那是初恋吗

房东的声音

当我在湖北咸宁向阳湖“红旗桥”南堍被春雨打湿时，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农村妇女招呼我和同行的当地朋友到桥边她家的棚子里躲雨。她像我小姨当年一样赤着脚，卷着裤腿。这让我突然想起一个遥远的细节：三十多年前，一位知青插队到我们村，和我的小姨住在一起。那时我们乡下人的习惯是打了春就可赤脚奔，可到了7月，朴素的知青阿姨还不肯脱掉袜子。我问她你不嫌闷吗?她说穿袜子卫生。这是少年的我第一次体验到知青和小姨她们这些乡村女子的区别。

我们在棚子里躲雨，妇女主动问我是否从北京来考察的，又说当年中国作协的某先生刚到干校时曾住她家，她前几年也到北京这位先生家住过一年，还帮他卖过书。谈话中我知道她承包了桥边的水面养蟹，年收入是我工资的几倍。这位妇女在闲聊中说到多位我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验证了咸宁朋友跟我讲的那句话：这里所有的人都与干校文化人有关。

这个感觉我在由武昌往咸宁的火车上就有了。当时“非典”似有似无的样子，火车特别挤，站在我对面的中年男子从我和同事的闲聊中知道我们是去“向阳湖”，便插话：那些北京人来时，我去欢迎过。在去咸宁的这列火车上，想必有不少像他这样的人。当我走出火车站月台时，我再次转过身来看看这座红砖建筑物。这里曾经聚散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中央文化部一批又一批文化人就是在这里下了火车，背着行李徒步来到那个叫甘棠湖镇的地方，此后甘棠湖变成了向阳湖，“向阳湖干校”也就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地图上的一个地名。在这批战士中，有冰心、沈从文、冯雪峰、郭小川……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还活着。但是一个巨大的悬而未解的思想空间仍然搁在那里。

从市区驱车往向阳湖镇并不远。原干校总部，现为“向阳湖奶牛场”。冯雪峰住的房间钉了一块标示的木牌，郭小川居室正在翻修。“干校”历史的展室里，陈列了许多实物。我看到红瓦两片，上有“干校”字样。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五七战士”自己造了砖、造了瓦、造了房子后就从房东家搬出了。有一双雨靴，是冯牧返北京前特地买来送给老乡的。在来咸宁之前，。我便想去看看“红旗桥”和“五七大道”，那是“五七战士”修筑的。我们出了总部大门时雨已经下得不小。泥泞的“五七大道”是十里长堤，因为雨，所有的绿色都凝重了，这时拍的一些照片后来印出来因此显得沉闷。大道边上鸡和鸭还在雨中觅食，我后来想，知识分子在好长时期其实就像田边的落汤鸡。我听到了鸭子的叫声。这不是错觉，三五成群的鸭子，在田边，在湖中。看不到放鸭的人。当年那个在这里放鸭的剧作家陈白尘已经故去，这些鸭子大概也有些是他放养的鸭子的后代。

这些从北京来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人刚到向阳湖是住在老乡家里的，有些是张家住几天王家住几天。张光年在《向阳日记》的引言中曾说，“最难忘向阳湖畔一批农民朋友及其少年子弟。他们看得起我们这些落难的读书人，从不把我们看成异类；反而腾屋子给我们，邀我们到家里烤火，教我们一些农业生产知识……”有不少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提到他们对房东的印象。诗人臧克家当年有《忆向阳》集记叙干校生活，我和许多人一样并不喜欢这本诗集。我并不否认诗人的真情实感，但他没有能在大的历史叙述中看待自己的经历。若是看局部，倒也能见出当年的一些轮廓。譬如，诗人“忆昔初进村，欢迎动街坊”：“喧宾竟夺主，让我住上房。一见推心肺，语少情汪洋。劳动是我师，亲手教插秧。寒夜归来晚，烫脚留热汤。手捧一盆火，暖身暖心肠。主妇手中线，为我缀衣裳。佳节送瓜果，身如在故乡。灯下／JqL女，拥来问短长。”如此房东，却“时常表歉意”：“招待不周详，毛主席教导，才能到‘向阳’。”我想，那位养蟹的妇女便是当年灯下小儿女之一。P3-5

散文写作为何离散文远去?

这是我几年前在一篇短文中提出的问题，我自己也未能做出很好的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曾有很长时间研究中国现代散文，后来学术转向，但延续了散文写作的兴趣。虽有如此经历，但我对散文的困惑与日俱增。

许多人把我们这个时代指为“散文时代”，其实此“散文”并非文体。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出“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这一命题，形象地揭示社会从古典到现代的转换。在经历了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的转型之后，人文知识分子感受最深的转型期问题之一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震荡远比西方现代社会转型时要剧烈和复杂，知识分子的分化、分歧和各自的内心冲突是在这一“中国问题”中产生的——而这些问题和冲突，应当是促进散文这一文体发展的力量，是散文写作的思想、精神和情感的本源，但恰恰在这些方面，散文写作可能未得要领。倘若回避和掩饰写作与现实构成的紧张关系以及写作者置身其中的内心冲突，散文或许真的离散文远去了。

我有一个可能令许多散文研究者不悦的判断，我以为对中国现代散文理解最深刻的是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无出其右者。周作人在1930年序沈启无《近代散文抄》时就说：“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一直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好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所谓“王纲解纽”便是社会转型。周作人进一步说：“小品文则又在个人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他结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源头。”郁达夫在《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援引周作人前面的话并作了自己的解析：“若我的猜测是不错的话，岂不是因王纲解纽的时候，个性比平时一定发展得更活泼的意思么?”郁达夫确实是个懂得散文真谛的人，他强调散文的个性，又注意到散文和现实社会的互动关系，现代散文的发展一直根植于社会现实，而且始终对公共领域的思想问题保持着敏锐的视角和言说的力量。郁达夫在《导言》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这些话即使放在今天．也不是老生常谈。朱自清对现代散文的叙述与周作人、郁达夫异曲同工。在20年代末(《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中就作过经典性的描述：“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实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理解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漫衍日新月异。有中国的名士风，有外国的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表现上是如此。”

如果和“五四”那一代散文家的写作相比，当下散文的缺失明显。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人的思想、精神、胸襟、情怀、格调等从散文中退出，散文中已经没有了名士、绅士、隐士和叛徒。缺少了这些要素，散文的“内在结构”或苍白或扭曲，甚而荡然无存。散文的形式问题从来和散文的“内在结构”密切相关。所以，我顺着先知者的思想提出散文是知识分子思想、精神、情感最为朴素的存在方式。

我们这代人，如果不说“我们”而是说自己，比起现代学者、作家惭愧得很。30年代的大学教授，教书、学术之外，大多能写出好文章，即便是学术论文也留有个人的传记。这是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的延续。和他们相比，我们扁平许多。我知道自己做不到，但还是想做个三四十年代那样的教授。

这本集子中的散文，就写作时间来说，有二十五年的跨度。卷三，写于80年代中期，当时我对小品散文兴趣盎然，90年代初期结集出版了《把吴钩看了》。卷一和卷二则分别写于2006年和2009年初。“纸上的知识分子”是给《南方周末》写专栏时的名称，结集出版时因故用了“脱去文化的外套”这一书名，我遗憾不已。除了专栏的部分文章外，我又加了几篇，包括新近在《读书》发的四篇。“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在2009年初匆忙完成，这次校勘了已发现的误植，将来有机会或许会重写。三卷文字，内容芜杂，文体不一。但大致画了几笔现时代中我的肖像，那些写别人的文章，也是写我自己，所以名日“纸上的知识分子”。

这个集子从夏天编辑到秋天，原先准备分成两部分，散文一册，随笔一册，出版社也已确定。但我犹豫着，未交稿。前些日子接到高秀芹博士的电话，她对散文的真知灼见，和她的笑声一样感染我。我重新选了文章，凑成这本书。除了感念友谊，也以此为知天命之年留下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