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磴口作为吉盐装船之码头在晋蒙粮油故道上有着特殊意义，所以将其作为这条商道的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磴口以上的路段与商道就没有任何关系，更不是说以上就不能航行了。事实上，黄河下行航道的起点在青海，经甘肃、宁夏至内蒙古，均可顺水畅行。晋蒙粮油故道是黄河上游航线的自然延续，青海、甘肃、宁夏的皮毛、药材、粮食等货物下运包头、河口并不少见，当地地方史志对此多有记载，只是由于距离太远，下达碛口者极少。
碛口成为晋蒙粮油故道黄河水路的终点，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碛口段河道狭窄，坡度大且暗礁丛生，船只通过十分困难、危险；其二，碛口处于由黄河进入山西中部的最佳位置。
碛口与榆次、清徐处于相同的纬度，黄河运下的货物由此起岸转运晋中线路最短，从晋中、太原东来的货物由此渡河同样如此。而且，湫水河既造就了碛口这一河宽水缓的天然良港，也为穿越吕梁山进入晋中腹地提供了一条天然孔道。因而，碛口义不容辞地担当起由水路转为陆路的水旱码头的使命，自然成为晋蒙粮油故道黄河水路的终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上游而下的黄河航运就此结束，再没有任何货物继续南运，而只是说黄河水路到此告一段落，绝大部分货物都要上岸转为陆运。也有极少量货物，主要是中药材，还会继续南下运到潼关、河南，只是必须要过“冲碛”这一险关。商家要赌一把“过碛”，货物需重新装船，由当地熟悉水性、富有经验、胆大心细的老艄们驾船方敢下行。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过碛的绝对安全，船毁人亡的悲剧仍可能发生。
关于商道的兴起有两个时间概念：这条商道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部分开通。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皇帝就曾打算将“宁夏米谷运至西安”，并派大臣硕鼐勘查黄河水路。至于这次长途水运实现了没有，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谕大学士伊桑阿，“将湖滩河朔积贮米或五千石……顺流而下(运)至保德州”。这一举措基本得到了落实。这样，黄河托县河口至保德州的水路在康熙朝中后期已经开通。另据光绪三年(1877)刻本《永宁州志》记载，康熙末年大旱，碛口人陈三锡从河口买米，转运至碛口招商设肆，解民之难。这也证实了当时内蒙古河口至山西碛口水路已经由民间开通。
到乾隆年间，这条水陆商道实现了全线贯通。乾隆八年(1743)，山西巡抚刘于义就筹划将口外之米以牛皮混沌运入内地之事所上奏折称：“归化城、托克托城等处，离太原千有余里……若以陆路转运，车骡雇价为费甚多，运到内地已与市价相去无几，商贩惟有乘大青山木筏之便带运米石。然木筏每年为数有限，故带运米亦不多。又有商人造船载运，因黄河之水建瓴而来，河中又多沙碛湍急，运米之船只能顺水而下，不能复逆流而上。”因此，刘于义“于保德州买米三十八仓石，令装入混沌试运，不过四日，已至于永宁州碛口地方。……陆运至汾州，每石较市价可减银四钱；陆运至太原，每石较市价可减银二钱”。联系吉兰泰盐于乾隆“五十一年准水陆并运，其水运者，至临县之碛口起岸”的史实，以及前引《孝义县志》的关于“蒙粮晋用”的记载，由旧磴口到碛口再到汾阳、太原1．300多公里的晋蒙商道全线开通。
商道衰落的时间是明确的，大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是由于京包铁路(1923)，特别是山西境内数条主要公路及北同蒲铁路于1920—1937年修通后，晋蒙之间货物运输的水上优势不复存在，因而这条商道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另外，1937年日本军队占领河口、包头后，切断了黄河正常的水运，加上日军对河曲、保德、碛口的多次侵扰、烧杀、轰炸，商业难以为继，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商道被彻底阻断。
这样算来，晋蒙粮油故道存在的时间，如果仅就黄河水道而言，应当在250年左右；如果以全线贯通来说，大约为200年。
还需要说明一下“故道”一词的选用。中国古代曾经存在过几条重要的商贸路线，最著名的是贯通中国大西北，直达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以及中国沿海通往南洋、南亚、波斯湾、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还有大西南的滇藏“茶马古道”等。关于这条商道，曾经也考虑过使用“粮油古道”、“粮油之路”的名称，但仔细推敲后发现两者均不够妥帖。首先，这条商道并不古老，从其发端算起距今也不过200多年，如果从其衰落来看也就是七八十年前的事，算不上古老，“粮油古道”一词不能用。“粮油之路”一词倒并非不能用，遗憾的是时间上的含义变得模糊了，这条商路究竟是过去的还是今天的，没表达清楚，所以也不好用。现在所使用的“粮油故道”一词，既表达了这是一条“过去的”、“曾经的”商路，有了时间上的指向，弥补了“粮油之路”的不足，同时也避免了“粮油古道”的不妥。所以，最终将这条商路取名为“晋蒙粮油故道”。P8-10
康熙皇帝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
——《清实录》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乙卯条
山西巡抚刘于义上奏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帝在其奏疏上“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
——《雍正朱批谕旨》，第四十七册，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朱批
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官超《在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词》，1912年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王士性《广志绎》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谢肇涮《五杂俎》
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理甫将离开中国时，对山西票号、钱庄经营人有过这样一段评论：“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国商人或钱庄经营人那样快……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渠绍淼《晋商兴盛溯源》
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唯其心朴而实也。
——清代外交家、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
霭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更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
在上一世纪(19世纪——编者注)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20世纪——编者注)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余秋雨《抱愧山西》
明清晋商在中国商业舞台上活跃的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是空前的。然而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那段令人激奋和无奈的岁月，只留下斑驳的记忆和深深的叹息。如何重拾昔日辉煌、重振晋人精神，如何改变百年封闭思想、形成晋人与时俱进的理念，如何挖掘历史文化遗产、实现文化强省，如何改变外界对山西的偏见、重塑山西的时代形象，成为当代有识之士急于破解的难题。
在国家日益重视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的背景下，正值山西省省委、省政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良好历史机遇，2008年初夏，时任山西教育出版社社长的荆作栋以敏锐的市场把握和独特的文化视角，结合晋商出版物的现状，将晋商文化的挖掘和传承作为出版工作的一个切入点，提出做一套能全面展示晋商文化图书的出版思路；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近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晋商研究，曾先后出版相关专著十余部，发表相关论文二百余篇。鉴于此，张沛泓、杨文两位编辑在多方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合作，以《晋商五百年》丛书的形式，将近年来晋商在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以通俗和生动的方式图文并茂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在深入思考和集思广益之后，决定全力以赴做好这套书。相信这必将有力地推动晋商文化的宣传和普及，更好地满足文化市场发展的需求。
随着晋商研究的深入，晋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粗具规模，其研究的外延亦不断扩大。《晋商五百年》丛书主要从经营行业(盐商、典商、票商、茶商、粮商等)、会馆、家族、教育、公司、建筑、经营、镖局、走西口等方面，对晋商现象进行概括陛描述，基本可以反映出明清晋商的全貌。在本丛书的各分册中，对晋商饮食起居、书法戏曲、官商关系、社会公益以及特有的商业习俗等也都有所涉及。
《晋商五百年》丛书十四册的编写历经五年有余，经过出版社同志们的辛勤劳动和各分册作者的共同努力，终于可以付梓出版了。丛书作者为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育学院和体育学院研究晋商学的老师和研究生，他们分别从自己研究的领域和视角对晋商现象进行了介绍。在五年多的编撰过程中，出版社编辑和作者两方多次探讨，反复修改，几易其稿，达成共识；特别是在丛书整体的文字表达上，尽量使用通俗的描述语言，并配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涉及范围广的“延伸阅读”，让各册内容更加丰满，知识涵盖面更加广泛。在此，对各位著作者的辛苦工作表示敬意。
山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委主任张沛泓、项目部主任杨文在本丛书的论证、策划、立项、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成书的过程中积极推动，在此对她们的敬业精神表示钦佩。各册责任编辑为使图书更加美观形象、内容更加生动丰富，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和拍摄了大量图片，下了很大工夫，也付出了很多心血。山西教育出版社美术编辑刘志斌在丛书的装帧设计、正文图片的统筹和编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对山西教育出版社相关领导和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和辛苦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本丛书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学界前辈和研究同仁的研究成果，但囿于体例和篇幅限制，不能全部一一标列，在此对各位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深深的歉意。由于本丛书有的分册是师生合作编撰，其中在结构安排、行文内容等方面还有一些尚需斟酌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指正和谅解。
刘成虎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度出现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许家窑、丁村、峙峪、北撖……山西几乎保留了旧、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所有遗存。从那时起，山西曾一度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隋代，雄踞太原的李渊成为天朝大国新的主宰，太原也因此成为大唐帝国的北都。唐代的三晋是一个文化昌达、名人辈出的地方，王维、柳宗元、狄仁杰、河东裴氏……一个个镌刻在青史上的名字，推动着唐代文化登峰造极。当鼎盛的铅华在四起的狼烟中悄然褪尽，宋太宗的铁骑踏过黄河，刘汉王朝灰飞烟灭之后，连年的战火、无休止的争斗，李唐盛极一时的河东文化似乎真的随着太原城那场人为的大火飘零没落了。
有人说，唐代以后的山西乏善可陈，科考不利、文化名人匮乏，山西的文化凋落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时代变革、文化演进的浪潮中，山西扬弃旧腐、推陈出新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文化变迁方式。17世纪以降，在风云诡谲的世界形势中，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国家兴衰至为重要的因素。当西方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中国依然沉浸在义利之辩中无法自拔时，被梁启超先生“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那些“胡服辫发”的山西商人又一次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群体……时任德国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芬男爵曾评价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字意识和金融才华”，因此“中国人好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
晋商从默默无闻的引车卖浆者逐渐发展成为“非数十万不称富”的豪商巨贾，纵横捭阖五百余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凭着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历史机遇。他们栉风沐雨，远渡重洋，北至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南抵香港、加尔各答，东到神户、大阪、横滨、仁川，西涉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业务涉及盐、茶、粮食、布匹、典当、票号等诸多行业，以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营艺术，创造了一个个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我们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同仁曾循着晋商的足迹赴东瀛，到欧美，北上恰克图、海参崴收集相关史料。大家无不为昔日晋商“劈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的那种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折服。尽管晋商在清末战乱中逐步走向衰败，商业和金融业态的转变使之无法承担起信用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庞大交易费用，但他们并没有化作历史的尘埃随风飘逝，其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
站在平遥、太谷、祁县等古老县城的街道，放眼望去，掩映在夕阳余晖中的是一座座明清晋商的豪宅大院、孕育着郁郁生机的老街，还有那商号店铺的门帘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不停地摆动，像少女头饰上随风摇曳的流苏。熙攘而恬静，喧嚣而自然，建筑和人交相融合，很容易让人产生时间上的错觉。思绪的穿越，把我们带回到清代，街面上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票号柜台上眼镜戴在鼻尖上的掌柜、镶满铁钉的大门、被缰绳磨得发亮的花岗石拴马桩……使我们抑制不住钩沉旧事的冲动。
每处遗存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件古物都有着鲜为人知的传说。发现故事讲给世人听，是三晋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会集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以及经济、历史、教育、体育等学科从事晋商研究的多位学者，捃摭多年研究成果，从晋商盐帮、茶商、典当、票号、镖局、会馆、家族、大院、教育，以及走西口、粮油故道、保晋公司等入手，通过点滴历史事件，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向读者展示明清晋商的不同侧面，以期雅俗共赏，弘扬中国传统商业文化。
刘建生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张世满、李萍编写的《晋商五百年(粮油故道)》按照时空顺序向读者描述了一条清代前期至民国早期存在于山西北中部与内蒙古中西部之间的水陆衔接的重要商道。首先从总体上审视了晋蒙粮油故道这一历史现象，探讨了商道兴起的背景与原因；之后各章分别以一座沿途商镇码头为坐标，引出故道上的商品种类、风土人情及城镇兴衰；最后分析商路衰落的原因，论述了粮油故道的深远影响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粮油故道”是晋商研究中的一个大课题，本书系统阐明了这条商道历时两百多年兴起、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是一部填补晋商研究空白的力作。
三晋大地是孕育中华民族的热土。距今180余万年前，山西匿河西侯度出现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许家窑、丁村、峙峪、北撖……山西几乎保留了旧、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所有遗存。从那时起，山西曾一度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张世满、李萍编写的《晋商五百年(粮油故道)》是“晋商五百年”系列中的一册，按照时空顺序向读者描述了一条清代前期至民国早期存在于山西北中部与内蒙古中西部之间的水陆衔接的重要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