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女》是小仲马的成名作。这部作品兼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色，是法国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演变时期的优秀作品。

《茶花女》为读者塑造了一些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而其中最突出、最令人难忘的自然是女主人公茶花女，玛格丽特。她美丽、聪明而又善良，虽然沦落风尘，但依旧保持着一颗纯洁、高尚的心灵。

《茶花女》是法国著名作家亚历山大·小仲马的代表作。故事讲述了一个青年人与巴黎上流社会一位交际花曲折凄婉的爱情故事。作品通过一个妓女的爱情悲剧，揭露了法国七月王朝上流社会的糜烂生活。对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提出了血泪控诉。在法国文学史上，这是第一次把妓女作为主角的作品。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两天之后，拍卖会结束，拍卖的总货款为十五万法郎。

债主们分掉了三分之二，余下的钱分给家属，即一个姐姐和一个小外甥。

那位姐姐收到代理人的信，得知她继承了五万法郎，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这个年轻姑娘，已有六七年未见到她妹妹了，忽然一天妹妹失踪，便杳无音信，妹妹的生活情况，无论妹妹本人还是别人，都没有向家里透露。

且说她匆匆赶到巴黎，而认识玛格丽特的人一见都十分惊讶：死者的唯一女继承人，竟是一个胖乎乎的乡下姑娘，生来还从未离开过她的村庄。

她一下子就发了财，甚至不知道这意外的财富从何而来。

后来我听说她回到乡下，深痛哀悼死去的妹妹，这巨大的哀伤当然也有补偿：她将那笔钱以四厘五的利息存入银行。

在制造社会新闻之都的巴黎，所有这些情况也一时成为传闻，之后又被人遗忘了；甚至我也几乎淡忘了自己为何卷入这一事件中，不料又发生一件事，倒使我了解了玛格丽特的一生经历。我觉得她的经历中有些情节十分感人，就产生了写下来的欲望，于是写下了这个故事。

那套房子搬空了家具，开始招租，三四天之后的一天早晨，忽然有人拉响我的门铃。

我的仆人，确切地说，为我充当仆人的门房去开了门，给我拿进来一张名片，说是送上名片那人希望同我谈一谈。

我瞥了一眼，看到名片上印着：

阿尔芒·杜瓦尔

我搜寻记忆在哪儿见过这个姓名，终于想起那本《玛侬·列斯戈》扉页的题词。

赠书给玛格丽特的人要见我是何来意呢？我吩咐立刻将候见的人请进来。

于是，我看见进来一个金发青年，他高挑的个头儿，脸色苍白，还穿着一身旅行服装，仿佛几天没有换下，到达巴黎也没有顾上刷一刷，还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杜瓦尔先生情绪十分激动，丝毫也不掩饰这种情绪，眼噙着泪花，声音颤抖着对我说道：

“先生，请您原谅我冒昧来打扰，又穿着这样一套衣服。不过，除了青年之间不必过分拘谨之外，我还特别渴望今天就见到您，甚至顾不上随行李去下榻的旅馆，尽管时间尚早，还是赶到府上，唯恐来访您不在家。”

我请杜瓦尔先生坐到炉火旁边，他坐下来，同时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捂住脸呆了一会儿。

“您大概难以理解，”他凄然地叹了一口气，又说道，“一个不速之客，一身这样的穿戴，还流着眼泪，在这样的时刻来找您，究竟是何用意。”

“先生，我来拜访，就是想请您帮一个大忙。”

“请讲吧，先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您出席了玛格丽特·戈蒂埃的拍卖会吧？”

这个年轻人本来暂时克制了情绪，一讲这句话，又控制不住了，不得不用手捂住眼睛。

“在您看来，我一定显得很可笑，”他又补充说道，“我这样子，还得请您原谅，也请您相信，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肯如此耐心听我讲。”

“先生，”我回答说，“如果我真能帮上忙，稍微减缓一点儿您所感到的悲伤，那就快些告诉我能为您做什么吧，您会看到，我是乐于为您效劳的人。”

杜瓦尔先生这样哀痛，实在令人同情，我就情不自禁地要给他行个方便。

这时，他对我说道：

“您在玛格丽特遗物的拍卖会上，买了点儿什么东西吧？”

“对，先生，是一本书。”

是《玛侬·列斯戈》吧？”

“正是。”

“这本书还在您手头吗？”

“就放在我的卧室里。”

阿尔芒·杜瓦尔得知这一情况，如释重负，连连向我道谢，好像我保存了这本书，就已经开始帮他的忙了。

我站起身，去卧室取出那本书，交到他手里。

“正是这本书，”他边说边看扉页的题词，又翻着书页，“正是这本书。”

两大滴眼泪落到书页上。

“那么，先生，”他说着，冲我抬起头来，甚至再也不想对我掩饰他流过泪，并且还要流泪，“您非常珍视这本书吗？”

“为什么这样问呢，先生？”

“因为我来请求您把它让给我。”

“请原谅我的好奇心，”我说道，“这本书，是您送给玛格丽特·戈蒂埃的吗？”P19-21

书应需而至，是我的一大快事。这次应约翻译《茶花女》，法国友人斯坦麦茨教授得知，就赠给我一种好版本。所谓好版本，就是由名家安德烈·莫洛亚作序，正文后又有注释，还附录了有关作者和人物原型的资料。无独有偶，译完小说要写“译者序”时，我又在书橱里发现一本应需之书，波罗·德尔贝什著的《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沈大力与董纯合译)。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写序的方向。

最初想写的序题为《多余的茶花女》，是因为看了一篇批评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现象的文章。不料文章刚看过，就有出版社约译《茶花女》，全然不顾已有多种译本的存在。

对我而言，约稿却之不当，受之又有“多余”之嫌，因此就要趁写序之机，找几条辩白的理由。现在想来未免多余了，还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让市场去淘汰多余的吧。多种译本并存不算最坏的局面，可以比较优劣，不断提高译文质量，至少还可以满足读者的不同口味。设使某家出版社买了一部外国名著的版权，推出的却是一种拙劣的版本，那情况就更尴尬了：谁想重译都不成，最终倒霉的是读者和作者。

小仲马就不会碰到这种尴尬事了，他的作品已列入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谁翻译都不受限制。如果小仲马在天或地下之灵有知，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国争相被翻译，一定会窃笑和得意非凡：广泛流传是一些作家成功的不可替代的标志。我说小仲马窃笑和得意，因为他在本国还从未受此礼遇，赢得一致的赞赏。

说来也怪，在世界上，《茶花女》是流传最广的名著之一，而在法国还称不上经典杰作，也就是说进不了学校的课堂。在课堂之外，《茶花女》在舞台上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还由威尔第作曲改编成歌剧，可以入选世界歌剧十佳；至于搬上银幕的版本就更多了，世界著名影星嘉宝等都演绎过茶花女。可见，从名气上讲，《茶花女》不亚于任何经典名著。

就是在法国文学界，也无人不承认，《茶花女》是一举成功的幸运之作。1848年，小说《茶花女》一发表，就成为热点的畅销书。改编成戏剧4年后得以公演，又一炮打响。小仲马春风得意，成为文坛的宠儿。此后小仲马又创作并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戏剧，有些还轰动一时，总之，到了1870年大仲马去世的时候，小仲马的荣耀已经完全遮蔽了父亲的名声。他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在许多人眼里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1875年，小仲马进入法兰西学士院，可谓功德圆满，成为40位“不朽者”之一。

对于这样一位成功的作家，称颂者自然大有人在，其中不乏乔治·桑、托尔斯泰、莫泊桑等名家，但时至今日，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最新的批评之作，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这本《茶花女与小仲马之谜》，写于1981年，作者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披露《茶花女》神话的底细。书中第5页这样一段话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她将在祭坛上为资产者的体面而献身。”小仲马为自己虚构的“纯真爱情”辩白，对父亲说：“我希望一举两得，即同时拯救爱情与伦理。既然也赎了罪，洗涤自身的污秽，任何权威都不可能指责我选择了一个婊子当小说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请进法兰西文学院，他们也无法说我颂扬过淫荡。”

这段话又让我想起我本不愿理睬的、一种对《茶花女》的最轻蔑的评价，即说这是一部“玫瑰露”小说。写一个名妓的故事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名妓又确有其人，名叫玛丽·杜普莱西，一个沦落风尘的绝色女子。且不说纨绔子弟、风流雅士趋之若鹜，大仲马也与之有染；单讲小仲马，1844年20岁上，就得到比他大半岁的玛丽的青睐，很快成为她的“心上情人”。可是一年之后，两个人就因争吵而分手，小仲马给玛丽写了《绝交书》。

小仲马想跻身文坛，试笔不成，早就打名妓玛丽的主意，开始搜集写作的素材。就在玛丽去世不久，他就把她献上祭坛，写成了小说《茶花女》，又改编成剧本，成功首演被称为19世纪法国最重大的戏剧盛事。

然而，小仲马的创作命运已定，此后不管他又写出多少作品，也只是绿叶，陪衬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茶花女》是他唯一的，始终是他成功的基点和顶点，也一直是对他评价或毁或誉的起点和终点。

此后小仲马的全部文学创作活动，都旨在逃出《茶花女》这个魔圈，逃出这块骷髅地，另建他的文学王国；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坐上真正的文学宝座。

于是，他开创了“命题戏剧”，主张“戏剧必须服务于社会的重大改革，服务于心灵的巨大希望”。他按照这种主张创作的一些剧本，连题目都已命定：《半上流社会》(1855)、《金钱问题》(1857)、《私生子》(1858)、《放荡的父亲》(1859)、《妇女之友》(1864)……

于是，无论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还是变成资产者显贵们的共和国，小仲马始终以伦理的权威自居，高举社会道德这杆大旗。

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忏悔青春时期的“原罪”：“读者朋友，我怀着对艺术的热爱和尊重，写了所有这些剧本，唯独第一种例外，那是我花一周时间炮制出来的，单凭着青年的胆大妄为和运气，主要是图钱，而不是有了神圣的灵感。”

他所说的“例外”，当然是指《茶花女》，令人深思的是，围绕着给他带来最大名利的这部作品，他总是否定别人肯定的东西。

想当初，小仲马写《茶花女》时，抛却功利的动机不说，他毕竟是写自身的一段感情经历，尤其这是同一个红极一时的名妓不可能长久的恋情，极具新闻看点，即使原本原样写出来，就可以成为畅销读物了，更何况是美化(艺术加工)了呢？

小仲马自然不会简单地叙述同妓女的爱情故事，否则他就真的创作出一部“玫瑰露”小说了。他深感“同时拯救爱情和伦理”的必要，以免落个颂扬淫荡的恶名。因此，他一方面把这段放荡行为美化成“纯真爱情”，另一方面又准备为了伦理而牺牲掉爱情。

应当指出，小仲马的高明处，就是通过忏悔的口吻来完成这种美化的。他采用忏悔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模仿普莱伏神甫的《玛侬·列斯戈》，也是受缪塞的《世纪儿的忏悔》的启发。但是，一般意义的忏悔，总是悔痛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小仲马痛悔的却是他在现实中莫须有的、仅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为，这是最大的区别，也是他成功的创新。

在小仲马的笔下，一次放荡行为转化为“纯真爱情”，阿尔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却总误解玛格丽特的真情。故事自始至终，二人都在表述这种心迹。更令人叫绝的是，阿尔芒和茶花女要争取社会和家庭的认同，把他们不为伦理所容的关系纳入伦理的规范，获得合法的名分，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酿成悲剧。

F·萨尔塞1884年谈到《茶花女》时，有这样一段话：“这个年轻人根本不在乎规则，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传统习惯。他将这个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台，再现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他却没有意识到引入生活细节的同时，就更新了戏剧的力量，进行了一场变革……这是舞台上所见到的最真实、最感人的作品之一。”

正是这种“热辣辣、活生生的故事”，给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和长久的生命力。但小仲马却认为这是要赎的“罪”，要洗涤的“污秽”。他认定《茶花女》的成功是他忏悔的成功。的确，伪装成纯真爱情的放荡，再加上忏悔的调解，就既能满足那些有产者的欲望，又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了。

然而，小仲马混淆了，或者根本没有分辨清艺术的成功和社会的成功。他错误地以为社会的成功就是艺术的成功。《茶花女》之后40年的文学创作，小仲马在社会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不断地忏悔他的原罪《茶花女》。

40年社会成功的掌声和喝彩一旦静下来，他的众多作品摆到《茶花女》的旁边一比，就显得多么苍白。

白白忏悔了40年。

小仲马仿佛要夺回那40年，就在1895年亡妻之后，他又娶了比他年少40岁的亨利埃特·雷尼埃。

新婚半年之后，他便去世了。

应小仲马临终的要求，家人没有把他葬到他家庭在故乡维莱科特雷的墓地，而是葬在巴黎蒙马特乐公墓，离茶花女玛丽·杜普莱西的香冢仅有百米。

这也是小仲马的最后忏悔。

李玉民

2003年6月

于北京花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