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1936中共军事政治斗争始末，每一场革命都有一个传奇，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崛起，人类前所未闻的英雄史诗，一条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改写中国历史的22个月，鲜为人知的珍闻秘事。

本书详细生动地记述了中共在1934-1936政治军事斗争的始未，重现了改写中国历史的22个月，使读者全面了解长征鲜为人知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细节。70年过去了，长征那传奇般的英勇精神和坚忍不拔的英雄主义气概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历时两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三个主方面军历时两年整，行程几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都就有一次遭遇战，经过15个省份，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组的包围，打败或躲过追击的国民党大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是奇迹。

本书详细生动地记述了中共在1934-1936政治军事斗争的始未，重现了改写中国历史的22个月，使读者全面了解长征鲜为人知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细节。70年过去了，长征那传奇般的英勇精神和坚忍不拔的英雄主义气概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真相

李德曾想枪毙萧劲光

李德第一次提出“大转移”

“大转移”计划最初只有三人知道

长征前，中央苏区收到了斯大林一道模棱两可的指令

周恩来“大转移”前的秘密准备

长征前夕，毛泽东在“赋闲”

长征临行时的毛泽东

霍秋白没能参加长征的原因与结局

长征出发当天，周恩来向陈毅深情告别

刘伯坚摆酒送剑英

朱德、周恩来与南路“剿匪”军总司令陈济棠的秘密交往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实力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组织领导和军事序列

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干部

毛泽东被临时补进长征花名册

中央红军何以突破敌三道封锁线

五万红军将士殒命湘江

毛泽东三呼“阿弥陀佛”

渡湘江前，毛泽东三次正式建议被拒绝

李德何以成为红军长征初期中共“太上皇”

毛泽东、王稼祥的担架情

敢于挑战“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长征途中，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

黎平会议的召开经过与结果

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征战经历与失利内情

突破乌江天险的决策与经过

红军领导人在遵义城的临时住房分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曾想定都遵义

各红军领导人在遵义会议召开前的准备

遵义会议参加者名单

遵义会议上的几个报告

遵义会议上的发言

遵义会议后，党的总负责和军事指挥权的交接

毛泽东“火葬”虱子

亲历四渡赤水者谈毛泽东“得意之笔”

会理会议上，毛泽东说林彪：你是一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刘伯承与小叶丹海结盟经过

5.24，太平军、红军都在这一天抵达安顺场，毛泽东讲石达开的故事

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

红军长征史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

红四方面军的西进决策与实施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编制序列(1935年4月-8月）

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内幕

召开两河口会议的背景与经过

“北上”与“南下”抗衡真相

张国焘另立中央始末

毛泽东遇险

六盘山下300名红军命案之谜

“唯我彭大将军”一诗的由来

长征落脚点的五次战略改变

长征中最先抵达陕甘苏区的部队

三军大会师的运筹决策与实现过程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的组织序列（1936年10月）

红军长征中的军轻将领

红军长征究竟经过多少省份，最终保存了多少人？

毛泽东三次泪洒长征路

聂荣臻回顾红一方面军的长征

程子华、韩光楚等讲红25军的长征

徐向前谈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萧克回顾红二方面军的长征

1934年5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出来。张闻天公开指责起博古、李德亲自指挥的广昌战役是拚命主义。

由于这次书记处会议主要是总结广昌战役，所以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和广昌战役策划者出席了会议。他在回忆这场初次正面公开交锋时写道：

洛甫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语气。洛甫和博古之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面对出乎意料的博、洛之争，周恩来、项英等人没有表示意见。

这次会议，几乎是博古和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毫不相让，唱完了一台不欢而散的戏。

但博古对李德的信任却丝毫未减。

这一次书记处会议后不久，李德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制定了1934年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3个月的季度计划。

这个计划要求：

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

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

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

这个计划还包括：储备粮食，冬装，新建兵工厂，加强武装动员工作及部队的整编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5月至7月的军事计划，已提出了“大转移”，即后来长征的初步意向。

“大转移”的问题，在5月下旬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批准了5月至7月的军事计划，同时决定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用李德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

李德和博古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提出所谓新的军事原则，即打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李德等提出的这些军事原则，不过半年工夫，红军节节败退，苏区日见缩小。

但博古、李德并没有从一连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主观上找原因，相反，认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但事实是：

从力量对比来看，第一次反“围剿”，敌军10万，红军不足4万，敌我力量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军20万，红军仍不足4万，是6:1；第三次反“围剿”，敌军30万，红军3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敌军30余万，红军4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军50万，红军4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19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件。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中央政府领导后方倾尽一切力量支援前线，支援红军，基本保障了前方的物资、粮食和兵员供给。

由此可见，李德、博古为自己推诿的理由难以成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月下旬的书记处会议，李德提出的“大转移”，并非后来“二万五千里”那么遥远，只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而企图到湘西会合第2、6军团，寻求无堡垒的外线作战而已。

其实，寻求无堡垒区域外线作战，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就提出过，但都被博古拒绝了。P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