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的处境极其艰难凶险。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不入苦海谁人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如有位老同志所说：“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的吗?他自己被迫入了‘苦海’，心理仍然时刻惦记着同人‘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们分忧解难。”这些感人至深的话语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经受住了特殊的历史考验，建树了特殊的历史功绩。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如何科学地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是为许多人士所密切关注的，也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为此，我们编辑了《评说晚年周恩来》这部书，以飨读者。

本书辑录的评说，首先辑录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有关论述，作为本书的开篇。全书分上编与下编两部分：上编主要辑录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对“文革”时期周恩来的评说；下编主要辑录外国政要、友好人士和专家学者有关“文革”时期周恩来的评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论述

上编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

做了好多违心事。但人民谅解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

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

陈云：“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

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

叶剑英：“周恩来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李先念：“在十年动乱的时期，环境复杂而又艰险”，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精力，

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

杨尚昆：“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

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

博一波：“敬爱的周总理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对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宋平：“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

到最后一刻，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研究历史一定要重视和分析当时整个形势，不能单凭哪个文件、哪个档案材料，

谁谁签了名，就简单做出结论。”

徐向前：“林彪、‘四人帮’窃据高位，疯狂煽动极左思潮的情况下，坚持这种原则立场’”

“需要多么坚强的党性和巨大的勇气。”

聂荣臻：“十年动乱中，他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既讲策略，原则又十分坚定。”

刘澜涛：“他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无端诋毁和蛮横刁难的逆境中，

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气魄，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竭智竭力挽救国家。”

王任重：“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幸赖又周恩来同志做毛泽东同志的辅弼”，

“我们的大哪个和国家才得以幸免于彻底崩溃

陈丕显：“周总理虽然未能亲手扭转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但他却以高度的坚毅精神，

尽可能减轻了这场动乱造成的破坏和影响。这是历史的结论。”

谷牧：“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的吗？他自己被迫入了‘苦海’，

心理仍然时刻惦记着同人‘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民分忧解难。”

陆定一：“周总理像中流砥柱，同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大众一起，挽救中国与危亡。”

罗瑞卿：“许多遭到林彪、‘四人帮’打击、诬陷的同志，从老干部到普通群众，

都曾亲身感受到总理这种正义的温暖的关怀。”

张爱萍：“岁月并没有把人民给恩来同志的殊荣厚爱冲淡，它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吕正操：“如果没有总理作中流砥柱，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将是不堪设想的。”

乌兰夫：“周恩来同志对我的这种关心和爱护，远远超出了我个人，

而是对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能和爱护。”

宋任穷：“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座擎天柱石。在‘文化大革命’中，

愈益显示了他的这种重要作用。”

余秋里：“总理是无法抵制这场灾难性的‘革命’的，他当时有可能做到的，

是尽可能使生产建设事业遭到较少的破坏。”

康世恩：周总理“旗帜鲜明而坚定地保护了大庆油田和大庆的广大干部”，

“对国民经济在大动乱中仍然得以维持起了重要作用”。

雍文涛：“周总理在十年动乱中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呕心沥血，力挽危局，

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所作的不懈努力将永留史册。”

童小鹏：“‘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

被动地卷入这场狂风暴雨中。”

谭启龙：“在十年动乱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斗争错综复杂，

自身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地保护了一大

批老干部，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

傅崇碧：“总理对人民、对国家确实忠心耿耿。‘文化大革命’中要没有总理，国家就乱了。”

段君毅：“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周总理对干部的保护是尽了极大力量的，

可是他说的话也常常算不了数呀!”

吴庆彤：“如何对待老干部，是周总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重要方面。”

罗青长：“在他老人家病重时，他想到的却只是革命，是工作，是人民，惟独没有自己。”

刘俊秀：“由于周总理的深切关怀和精心保护，才使我和其他许多老同志一起得以幸存。”

刘建章：“总理接到这个指示之后，他是借题发挥，采取了一些有利的具体措施。”

乔冠华：“十年动乱中，总理在主席的支持下，紧紧地维护了外交阵地，

使外交工作尽可能地少受极左的干扰。”

罗贵波：“总理想了很多办法保护陈老总。”“总理下命令把我放出来，说外交工作不能停。”

钱正英：“钱正英啊，你呀该在总理像的前面烧香，要不是总理做工作，那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杨波：“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

任荣：周总理“对一些重大问题，总是亲自过问和处理，竭尽一切努力稳定西藏局势，

最大限度地减少大乱带来的损失”。

薛暮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理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刘西尧：“‘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为保卫党、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

在逆风恶浪中尽力而为，呕尽了心血。”

许涤新：“无论如何，党和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还是要进行下去。”

陈先：“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对‘四五’

计划草拟工作仍然抓得很紧。”

柴树藩：“‘文化大革命’扰乱了周总理的工作部署和经中央批准的新技术引进规划。”

钱学森：“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总理的指示是不可能得到贯彻的。但是，

周总理关于要发展基础科学与基础研究的指示在科学院还是起了作用的。”

杨国宇：“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钱学森同志带领专家和广大科技人员全力以赴攻关，

很快就出了大成果……”

刘杰：“十年动乱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核工业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使核工业在动乱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

段子俊：“如果不是周总理挺身而出，批判极左思潮”，

“那么航空工业和航空产品质量将会陷人何等境地，真是不堪设想呵!”

刘柏罗：“在这种危难的情况下，他依然挤出难得的宝贵时间，继续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呕心沥血。”

杨少桥、赵发生：“这动乱的十年，我国粮食局势得以保持基本稳定，

靠着周总理的坚强领导和精心策划。”

周化民：“周总理同林彪、‘四人帮’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粉碎了他们一个又一个阴谋诡计。”

李梦华：“周恩来同志正义凛然地指出，‘体育战线成绩是主要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

陈寰：“我不只一次的听到周总理说过：我这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爱泼斯坦：“周恩来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送毛泽东批准，名单之首就是宋庆龄。”

余湛邦：“总理好比是棵大树，荫庇了许多人，真是大树阴深荫弱苗。

我们是刻骨铭心，永远不忘的。”

胡子昂：“我们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不是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采取果断措施加以保护，

后果恐难想象。”

程思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们始终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归根究底，是总理保护之功。”

章含之：“总理当时一直在想着这批民主人士的安危。但是要有一个适当的时机，

他才能采取一些保护措施。毛主席对我父亲那封信的批示，就是一个机会。”

刘芸生：“总理心中没有自己，只有革命事业，他对作义的关怀实际是在为革命事业争取更多的力量。”

程熙：“总理把我家的事一直挂在心上，在总理亲自安排下我家和蔡廷锴、蒋光鼐、张鼎丞等家及民革一些人士的家都搬到一个地方居住，”“这也是总理对我们这一批人采取的保护性措施。”

华罗庚：“周总理身处逆境，又万务丛集，但他却不顾个人的安危和病体，

仍然细微地、尽力地保护我，安排我的生活，关心我们把数学方法用于经济建设的工作。”

李林：“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来到八宝山公墓，发现没有为我父亲准备悼词，

就将我写给他的那封信作为代悼词，亲自宣读。”

徐萌山：“周总理针对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台湾同胞的现象，

明确指示：对台籍干部要落实政策，消除疑虑，合理安排使用。”

薛明：“听着这深情的话，我抬起泪眼，望着贺龙的遗像，在心底里默默地说：

‘贺龙，总理了解你。’”

朱敏：“周总理患病期间，‘四人帮’是极力阻挠总理的老战友、老同志去看望他的。”

朱仲丽：“王稼祥同志和我一直受到总理的关怀和爱护，并多次于困境中被总理解救出来。”

王定国：“为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它就是周恩来精神!”

张颖：“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个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

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胡绳：“各位学者有责任科学地、全面地、深入细致地研究周恩来的一生，

继承和发扬他的历史成就和精神遗产。”

李琦：“纵观‘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周恩来同毛泽东在不少问题上的想法、

做法是有差别的，有时甚至是很大的差别。”

逄先知：“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经受了特殊的考验，立下了特殊的功劳。”

金冲及：“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金春明：周恩来“在‘文革’中的重大关节点上，不失时机地促成了时局的转变，

影响并推进了历史拨乱反正的过程。”

王年一：“周恩来思前虑后，高瞻远瞩，在非常复杂的困难的处境下，忍辱负重，

委曲求全，等待时机，纠正错误。”

毛毛：“邓小平为周恩来所作的悼词”，“是邓小平在相知相识共同战斗半个世纪后，

献给周恩来的最后一份心礼，也是他代表全国的人民群众，为伸张正义和真理所发

表的庄严宣言。”

下编

（美国）理查德·尼克松：

“周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几乎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沉痛。”

（美国）亨利·基辛格：

“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文化大革命’”，“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

（美国）埃德加·斯诺：

“他对权力没有私欲，极力避免有追逐之嫌。可是为了国家和革命的权力斗争，

总理时不知疲倦的工作。”

（美国）海伦·斯诺：

“他是以一个天生的善于同人民相处的政治家。”

（美国）温斯顿2洛德：

周恩来“在他的事业的漫长进程中，他在不同的情况下必须作出很困难的决定，

又是不免要得罪人。”

（美国）亨利·李勃曼：

“他减轻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过火之处。”

（美国）谢伟思：

“把周描绘为处心积虑的巧手，使不公允的。他是很忠诚的人。”

（美国）哈里森2索尔斯伯里：

“他时时刻刻用现实主义精神衡量中国。”

（美国）罗斯·特里尔：

“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周总理什么都不怕。”

（美国）李政道：

“周恩来对基础科学非常重视，对应用科学也注重。”

（美国）费正清：

“每当激进派和保守派关系恶化时，他通常总是从中调处，达成妥协。”

（英国）韩素音：

“他的这种责任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

（英国）迪克·威尔逊：“如果不是周恩来运用他的影响力和政治技巧对‘文革’

的危害加以限制的话，那末，‘文革’肯定会在历史上写下更为残酷、血腥的那一页。”

（加拿大）奥德丽·托平：

“他有一个很痛苦的时期，他也没想到他会过早地故去。”

（澳大利亚）贝却敌：

“当背离党的路线的极左分子在一段短暂时间里当权时，周恩来像狮子一般地战斗。”

（日本）西园寺公一：

“周恩来在‘文革’当中保护很多人，但他自己有时处境也很危险。”

（日本）冈崎嘉平太：

“我一直在努力把周总理作为自己的人生导师进行效仿，即使学到一点也好。”

（日本）池田竹彦：

“周恩来用显示参加过五四运动这样的古老革命历史来巧妙地牵制不在眼前的敌人。”

（柬埔寨）秀蒲拉西：

“可以看出来他是在隐藏他对当时情况的忧虑。”

后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邓小平·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罪行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四人帮’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时，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反抗‘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原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8、34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

·邓小平·

“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我们提出要搞建设，搞改革，争取比较快的发展。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

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原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P3-4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从党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同志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从党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毛泽东同志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原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第181、182—1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7月版。

必须彻底否定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和领导，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定性，也是晚年周恩来所处的客观环境。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的处境极其艰难凶险。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不入苦海谁人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如有位老同志所说：“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的吗?他自己被迫入了‘苦海’，心理仍然时刻惦记着同人‘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们分忧解难。”这些感人至深的话语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经受住了特殊的历史考验，建树了特殊的历史功绩。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如何科学地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如何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是为许多人士所密切关注的，也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为此，我们编辑了《评说晚年周恩来》这部书，以飨读者。

这里辑录的评说，作者大都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有些还是当事人。他们依据亲见、亲闻、亲历的事实，从各自的视角观察、思考，深刻论述了“文革”时期中周恩来的处境、心态和对他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般来说，他们的论述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文革”时期真实的周恩来。这些中外人士对“文革”时期周恩来的论述，不仅有助于读者特别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读者正确地理解周恩来，而且对澄清周恩来研究特别是对“文革”时期周恩来研究中的种种误解和误导，也有很强的说服力。

本书辑录的评说，首先辑录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有关论述，作为本书的开篇。全书分上编与下编两部分：上编主要辑录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对“文革”时期周恩来的评说；下编主要辑录外国政要、友好人士和专家学者有关“文革”时期周恩来的评论。

为尊重原著，编者在辑录有关评说时一律保持原著的原貌，未作任何文字改动，仅对个别不准确的史实加注予以说明。小标题是编者摘录原著中的原话所加。

谨向辑录本书中评说的各位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