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轼的《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算是一篇写给宋哲宗的出色“报告”。因为苏轼推崇陆贽的耿直敢言精神，借对前人的评价，他实际上是在给宋哲宗“上课”。
这份“报告”中，有几句话可谓“理透意深”，对为政者的参考作用不容低估：“窃谓人臣之纳忠，譬言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苏轼将“医者”和“药方”的关系，作了一个分析，希望后来的“医者”莫忘了用好用足“祖传”的“药方”，尤其经实践证明是疗效不错的“药方”。从全文看，这是作者要表达的核心意思。全文相当多的篇幅是讲陆贽的观点，讲陆贽思想的作用，“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如此苦心推荐，应该说充满了诚意。治理天下的学问，从古至今，从今往后，在基本原理上，并无差别。以民为本，天下为公，德主刑辅，扶贫济弱，宽严相济，确保民富、民安、民乐，等等，都是永恒的社会政治定律。
（四）
为官之德在何？在公正、在廉洁，也在不唯上。
史弼这个人，在东汉“直臣”中占有一席之地。《后汉书》载：“弼迁尚书，出为平原相。时诏书下举钩党，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弼独无所上。”当有责问，史弼的回答是：“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谄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在中外历史上，“牵连无辜”的事件甚多。那么多人遭殃受害，除了“上令”，也与为数不少的“违心执行者’’有关。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让百姓安居乐业，一定要有善政良治的管理者。为官之人，一旦戴上“官帽”，应以百姓的利益为从政之根本，如“上令”有误，可力陈正确意见；若正确意见不被采纳，可以舍弃“官位”；而最不可取的，是昧着良心为保全自己而做害人之事。史弼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官德”好。“天高而明，地厚而平”，这是什么力量使然？
（五）
东汉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荀悦，主要著作是《申鉴》和《汉纪》。从史学思想看，他强调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重要作用。他曾说：“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前惟训，人惟贤，镜惟明。夏商之衰，不鉴于商汤也。周秦之弊，不鉴于群下也。侧弁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是务。”
荀悦向往的为治境界，是君明臣贤。他说：“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统之者，君臣也。”（《申鉴·政体》）
荀悦对君臣作了“六分法”：君主分为王主、治主、存主、衰主、危主、亡主；臣为王臣、良臣、直臣、具臣、嬖臣、佞臣。六主六臣，“同善则治，同恶则乱，杂则交争”。他认为，这六主六臣“排列组合”不同，治乱情况也不同，封建王朝兴亡替换，就是这种“排列组合”造成的。
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个性、脾气、特点。将什么样的人组合在一起“搭台唱戏”，不同的方案会产生不同的“演出”效果。荀悦作为一个古人能有这种见识，已属难能可贵，对于今人仍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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