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由《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作者,被誉为“拉丁美洲的良心”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编写。
《镜子》在五百多个小故事里为读者呈现古今内外的常识,许多“常识”匪夷所思,骇人听闻,振聋发聩。
《镜子》原以“一部准世界史”为副标题,意在颠覆欧洲中心的文化历史体系,邀请读者阅读灿烂多彩的世界文明。《镜子》细致讲述不同文明的魅力,引领读者从一面反传统的镜子里看到:
镜子里装满了人。
不为人所见的人,望着我们。
被人遗忘的人,记着我们。
我们看到自己,也看到了他们。
我们离去之时,他们是否也会离去?
记者出身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善于从体制的边缘发现让人生疑的蛛丝马迹。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开始,他的每本书都是一连串言简意赅的“小故事”。他从散落民间的口头记忆中寻找受辱者的尊严,从被冷落在纸堆里的记录中搜求被劫持的良知。这一次,他开始动笔书写《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这部倒转的世界史,撬动令思想窒息的体制磐石,唤起被麻痹的基本知识,恢复被蒙蔽的正常思维。六百个故事,就是六百面镜子。谎言不攻自破,恶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这里面,有人看到的是骄傲,有人看到的是屈辱,有人发现了过去,有人遇见了未来。
《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们是欲望造的
生命,没有名字,没有记忆,孤存于世。它有一双手,但没有人供它触碰。它有一张嘴,但没有人和它说话。生命,原本是单一的,单一的生命不啻于无。
于是,欲望搭弓射箭。欲望的箭头将生命对半分开,于是便有了两个生命。
两个生命相遇,对视而笑。相互望见,惹他们发笑。互相触摸,也同样惹他们发笑。
盛会之路
亚当和夏娃是黑人吗?
人类的世界之旅,从非洲开始。我们的祖先从那里出发,开始征服地球。不同的道路开启了不同的命运,太阳负责分配肤色。
今天的男男女女,是地上的彩虹,我们比天上的彩虹拥有更多的颜色;但我们都是非洲移民。就连最最白的白人也来自非洲。
今天我们不愿记起我们共同的起源,或许是因为种族主义制造遗忘,或许是因为我们怎么也无法相信,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国土,是一幅没有国界的巨大地图,而我们的一双腿,是唯一须持有的护照。
捣乱鬼
天与地,善与恶,生与死,原先都是分开的。日与夜不相混同,女人是女人,男人是男人。
埃舒,这四处流窜的匪徒,却大玩大闹,一直玩到现在,搞得天地失序,一片大乱。
他尽情胡闹,抹去了分界线。众神分开的,他却撮合起来。拜他所赐,太阳变成了黑色,黑夜燃烧起来,男人们的毛孔中喷出了一个个女人,女人们的皮肤上渗出了一个个男人。要死去的人重生了,正诞生的人死去了,在所有的造物和正待造出之物中,正与反混作一团,直至不知谁是统治者谁是被统治者、不知哪里是上哪里是下的地步。
拖延了好久,神的秩序才重建了它的等级和它的地理,让每样东西、每个人都各居其位;但没过多久,疯狂重现。
于是众神感叹,这个世界可真不好管呐。
洞穴
钟乳石从顶上倒挂下来。石笋从地面往上长。
它们都是脆弱的晶体,生自洞穴深处岩石的汗水。水和时间在山中凿出了这些洞穴。
千年万年,钟乳石和石笋在黑暗里互相找寻,一滴接着一滴,有的往下走,有的往上走。
有一些要耽搁上一百万年,才能碰头。
它们不着急。
火的诞生
上学时,老师告诉我,在穴居时代,我们在反复摩擦石头或树枝时发现了火。
从那以后我就不断做试验,但终究没能擦出半点火星来。
虽然我个人的尝试失败了,我还是要感谢火赐予我们的恩惠。它给我们御寒,也帮我们抵挡野兽的侵袭,它给我们烧饭,帮我们照亮了黑夜,还邀请我们一起坐下,偎依在它身边。
美的诞生
它们就在那里,画在洞穴的壁上和顶上。
这些形象,野牛、麋鹿、熊、马、鹰、女人、男人,没有年纪。它们早在千万年前就已诞生,然而每次有人投来目光,它们就会重生。
我们的远祖,怎会有如此精致的画笔昵?这些赤手空拳与野兽搏斗的蛮人,怎会创造出如此曼妙的形象呢?这些飞扬的线条,似要逃离岩壁、腾跃空中,他们是怎样描出来的呢?他们怎会……?
或者,是她们?
撒哈拉之绿
在塔西里和其他撒哈拉沙漠地区,能看到石壁画。差不多六千年来,它们一直在那里,向我们展示别致的图像:母牛、公牛、羚羊、长颈鹿、犀牛、大象……
这些动物难道都是想象出来的吗?这些沙漠里的居民难道是饮沙解渴吗?它们吃什么?吃石头吗?
这些艺术创作告诉我们,这片沙漠原来不是沙漠。这里原有浩瀚如海的湖泊,有牧草丰美的山谷,后来,动物们不得不向南迁徙,去寻找遗失的绿色。
我们如何做到的
吃还是被吃,猎还是被猎。这便是问题。
我们理应受鄙视,或者至多受怜悯。在充满敌意的旷野中,谁也不尊敬我们,谁也不惧怕我们。黑夜和丛林让我们满怀恐惧。在大地上的动物群落中,我们是最赢弱的虫豸,最无用的幼崽,即使成年也无足轻重,没有利爪,没有獠牙,没有飞毛腿,也没有尖鼻子。
我们最初的历史遗失在迷雾中。当时我们似乎只是一个劲地把石头砸开,举起棍棒合力战斗。
但人不禁要自问:在几乎不可能生存的条件下,我们竟能存活下来,不正是因为我们懂得团结起来自卫,懂得分享食物吗?今天的这个人类,这个人人自保、各自顾各自的文明,若是回到那个时候,还能在世界上维持片刻?
年岁
这一切发生在我们出生之前。在我们开始成形的身体里,出现了某种像腮的东西和某种程度上的尾巴。这些赘余,出现又消失,只存在了一刹那。
它们的闪现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曾是鱼,我们曾是猴子?离开了水面、征服陆地的鱼?抛弃了丛林或是被丛林抛弃的猴子?
还有我们在童年时代曾怀有的恐惧,对一切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曾有过害怕被吞噬的时候?对黑暗的惧怕,孤独而致的焦虑,是不是让我们忆起远古时代那些无助的时刻?
现在,我们长大了,曾经满怀恐惧的我们,现在制造恐惧。猎物成了猎手,口中之食成了吞食之口。昨天追杀我们的猛兽,今天成了我们的囚徒。它们住在我们的动物园里,装点我们的旗帜和我们的颂歌。
表兄弟
汉姆,这位宇宙空间的征服者,是在非洲给人逮到的。
它是第一只远离世界旅行的黑猩猩,第一个黑猩猩宇航员。它坐在“水星”号航天舱里出发。它身上的电线比电话交换机还要多。
它平平安安地回到世界。对它的每一项身体机能所作的记录表明,我们人类也可以活着完成太空之旅。
汉姆曾登上《生活》杂志的封面。它在动物园的笼子里度过余生。
先祖
对于黑非洲的许多村民来说,祖先是不死的魂灵,他们就在你家旁边的树上,或在田野里吃草的牛儿身上。你高祖的曾祖父现在就是那条在山上蜿蜒的小溪。你的祖先可以是任一个愿意伴你走世界的魂灵,即使他从没做过你的亲属,即使你从未认识他。
家是没有边界的,达格拉部落的索沃弗·索梅说:
“我们的孩子有好多个母亲,好多个父亲。他们想有多少个就有多少个。” 而古老的魂灵,那些帮助你行路的魂灵,便是每个人的许许多多个先祖。你想有多少个就有多少个。
文明简史
我们游荡在森林里,在河岸边,终于走累了。
我们便渐渐收住了脚步。我们创造起村庄和社群生活,把兽骨做成针,把尖刺做成鱼叉,工具延伸了我们的手,手柄让斧子、锄头和刀子威力倍增。
我们种植稻谷、大麦、小麦和玉米,把绵羊和山羊圈入围栏,我们学会把谷物存入粮仓,以防在灾年死于饥饿。
在开垦过的田地中,我们虔诚供奉保佑丰产的女神,这些肥腰巨乳的女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被战争男神所取代。我们唱起了颂歌,膜拜国王、军事首领和高级祭司。
然后我们发现了“你的”和“我的”这两个词,土地有了主人,女人成了男人的财产,父亲成了子女的产权人。
我们随意漂泊、没有家舍也没有目的地的时代已然相当久远了。
文明的结果很令人意外: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全,却没那么自由了,每天还需要劳作更多的时间。
P3-9
“南方”视角下的世界史
张伟劫
今天的世界,被笼统地划分为富裕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在古代阿拉伯人的地图上,南方在上面,北方在下面。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看来,北方在上,南方在下:北方是世界的上半身,干净整洁,仰望星空;南方是世界的下半身,又脏又臭,藏污纳垢。在南方,黑夜取代了白昼,夏天是寒冷的,河流是倒着流的,统治南方的不是上帝,而是魔鬼。
那么南方人看到的世界历史,该是什么样的?
很难就这本书给出一个明确的上架建议:论主题内容,它该归入历史类,但全书通篇没有脚注或尾注,更不见系统性的思想观点,看上去是那样的不靠谱;论行文风格,它该归入文学类,但除去一些原始传说,该书所述并没有多少虚构的成分,不像小说倒更像新闻报道,正如该书作者、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写就的名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用爱情小说和海盗小说的方式来谈政治经济学”,结果写成了一本既深刻又好看的经典。在加莱亚诺的笔下,诗歌、散文乃至新闻报道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与此同时,传统主流价值观所划定的边界被他冲击得七零八落,被遗忘的人们从历史之河中浮现出来,于是就有了这五百多个小故事,它们组成了一部别样的世界史。
黑人用乌黑的手臂建起了白宫,却被拒斥在美国独立的盛典之外。同样没有受到邀请的,还有印第安人、女人和穷人。在墨西哥大革命中,妇女们走出厨房,背负炊具为她们的革命者丈夫和兄弟提供后勤保障,当他们乘坐火车进军时,她们只能坐在车厢顶上。革命结束之后,没有人付给她们任何抚恤金。在历史的舞台上,他们只是群众演员,分享极低的片酬,极少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没有权力,也就没有说话的机会。我们以为他们不说话,也就当他们不曾存在过了。今天,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不管他们是被称作“边缘人”也好,被称作“底层民众”也好,或是“弱势群体”也罢,他们的声音鲜为我们听到。
加莱亚诺在谈及写作此书的动机时说:“历史是一个行走不歇的悖论。矛盾推动它迈开脚步。也许正因为此,它的沉默比它的话语传达了更多的信息,而它的话语往往通过谎言的形式揭示真理。”从原始人到二十一世纪的文明人,这些小故事试图让曾经沉默的人开口说话。即使他们说不出话来,我们也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原来有这样那样的诉求。
不过,这部世界史并没有刻意回避正史中的主角们,只不过是用另外的方式描述他们,或是把他们不为人知的细节披露出来。资本主义的伟大先驱者,是口衔短刀、单眼蒙布、肩上站着只鹦鹉的。这个人是什么的干活?你猜。为人类生活的改善作出巨大贡献、令名校毕业生趋之若鹜的一些知名跨国公司,原来也曾与希特勒同流合污,为纳粹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传统上的世界史,是胜利者写就的,也就是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对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打破欧洲中心论的桎梏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拉美作家的独特优势,在于既能充分吸收欧洲文明的营养,又能时时跳出欧洲文明的框子,识得庐山真面目。加莱亚诺就是一个例子。在这部著作中,他的笔头时常能精准地探入种种西方意识形态的内部,揭示西方人一些长期怀有的偏见的起源。女人、黑人和印第安人是如何被妖魔化的?为什么殖民者能在圣经里找到依据,从而肆无忌惮地猎取黑奴?英国人是借自由贸易来传播文明,还是借传播“文明”来搞“自由贸易”?……这些会让极右翼分子、种族主义者或某些爱国主义者抓狂的问题,都能在此书中找到答案。
我看到我生活的城市每天都在发生变化。大楼造得越来越高,几可蔽日;街上的汽车越来越多,塞满地上地下;手中的通讯技术越来越发达,彩铃声此起彼伏……总之,一切都在发展,都在进步,为更美好的生活努力奋斗的人们,脸上充满希望,都在内心里呼喊:我要成功!我要成功!于是书店里摆满了教你怎样做成功人士的励志书籍。
小时候,我以为历史是呈直线发展的,人类只会变得越来越好;后来,哲学老师告诉我,历史是呈螺旋式发展的,人类会在某些时候走点弯路,但若看总体趋势,仍是朝着越来越好的未来迈进的。为了发展,我们可以在某些方面作出一些让步,可以作出一些暂时的牺牲,但总归会越来越好。经济学家这么看,人文学者也这么看,我们在数字的欢歌里迷醉自己。
在《科技革命简史》这一节里,加莱亚诺写道:我们发明了武器用来自卫,却被武器夺了性命;我们发明了汽车用来行路,却被汽车阻挡了脚步;我们发明了城市是为了相聚,却被城市疏远了彼此。我们成了我们的机器的机器。
在《毁灭世界的战争》这一节里,加莱亚诺写道:二十一世纪的科技进步将相当于人类历史两万年进步的总和,但谁也不知道,人类将在哪个星球上庆祝这些进步了。
历史是在发展的吗?人类生活真的越变越好吗?在这本非主流的世界史里,我们找不到肯定的论据。大约四十年前,在他的成名之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里,加莱亚诺告诉我们,发展的意思就是,发达国家的人过得越来越好,与此同时,不发达国家的人过得越来越坏。在他的这本新作里,对“发展”的批判有了更多的含义。
既然如此,人类历史是呈什么样的态势流动的呢?如果把这本书真正当一部历史著作来看,我们找不到一条清晰的脉络。也许作者无意要给世界五千年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概括,更无意给人类社会指明一条方向。把这本书当作小说来读,可能会让喜好作分类的学者更加心安一点。很多时候,文学比史学更能精准地道出人类命运的玄机,不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却可以告诉我们不应该做什么。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的最后,解释了他的“大历史观”是如何获得的。他写道:“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对历史有深刻见解的人,必定对人生有透彻的了解。真正爱历史的人,一定不会拒斥关于人生的学问。加莱亚诺的写作视野,他用文学的视角写历史的本领,大概也与其个人经历紧密相关。和许多拉美知识分子一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军人独裁的阴影笼罩整个大陆的时候,他被迫离开他的祖国乌拉圭,开始流亡生涯,先是到了阿根廷,后又远赴西班牙。因为乌拉圭独裁政府没有给他开具任何证件,在巴塞罗那,他每个月都必须去警察局作登记。他在警察局跑过不知多少个窗口,填过无数张表格,到后来他干脆在表格的“职业”一栏里填上:作家,后面加上括号:(专写表格的)。在外漂泊十二年后,他才得以重返故乡蒙得维的亚。
今天被圈养在校园和研究机构里、为学位和职称奋斗不息的人文知识分子,怕是很难有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刻洞悟的。若是一边以精英自居,一边还哭穷,则会令人厌恶了。我不否认自己也时常这样。穷酸、清高、谨小慎微,历来是我们的漫画式写照。狭隘的心胸只会孕育出狭义的宇宙观。以狭义的宇宙观做研究而得的成果,即使其面貌是严肃崇高得吓人的,终将接受时间的检验,落为一堆笑柄。历史告诉我们,当某一种误入迷途的短浅思想被当权者加以利用,其祸害是不逊于原子弹的。
本书以“镜子”为题。中国的古人早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妙喻,这里的“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史。我们在历史的镜子中照见自己,也可以看到那些被遗忘的人。他们是谁?加莱亚诺的好友、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领袖马科斯曾经这样定义自己的神秘身份:马科斯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是南非的黑人,是欧洲的亚洲人,是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是没有土地的农民,是没有工作的劳工……从1994年开始,这位大学教师以一种借助现代传媒的独特革命方式,让全世界听到了备受边缘化的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原住民的声音,也成为了所有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全球化的进程是从美洲大陆“被发现”开始的,新旧殖民主义也都是从那里发端的。因此,拉美的知识分子比我们更早地接触“全球化”。一方面,他们更易于以世界为怀,另一方面,他们也切身体会到资本的全球化究竟是怎样一个好东西。加莱亚诺曾经这样定义“国际化”:“就是把自己与他人视为一体,把你身边的人、远方的人乃至还没有出生的人都当成是你的兄弟。”与国际接轨,不是与国际市场接轨,而是与所有的人分享共同的命运。这种“全球化”思维,有别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逻辑,却也不完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世纪翻版。我们需要听到这样的思想,哪怕是不成系统的片言断语,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里缺乏这些东西,而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有,却被我们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