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威尔逊所著，刘森尧翻译的《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中轮番上场的演员们，有人燕尾风流，有人热血沸腾，有人苦苦挣扎，有人风采华丽，有人恶毒如鬼，有人气概英雄，细细数来：马克思、恩格斯、巴贝夫、米什莱、蒲鲁东、巴枯宁、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拉萨尔、列宁、托洛茨基……个个叱咤风云。乍看之下，他们仿佛神人，可崇拜而不可理解；但在本书丰富材料的显像下，我们终能见到这些历史演员的真面目。

埃德蒙·威尔逊所著，刘森尧翻译的《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讲述了：意大利边城那不勒斯，穷学者维柯，正伏案撰写一部引发史学新思维的巨著；革命之都巴黎，密谋颠覆拿破仑皇朝的革命家巴贝夫，慷慨陈词临刑前的自白；伦敦，流亡者的新故乡，革命传单与当票陪伴着马克思，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圣彼得堡红旗挥舞，列宁与托洛茨基口号高亢，宣告罗曼诺夫王朝的覆亡……跨越两百年的时空场景，《到芬兰车站(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在威尔逊的笔下一幕幕铺陈，巨细靡遗。

推荐序/江弱水

致谢

1971年作者序

第一部

 第一章 米什莱发现了维柯

 第二章 米什莱与中世纪

 第三章 米什莱与大革命

 第四章 米什莱要活在历史中

 第五章 米什莱夹在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

 第六章 大革命传统的式微：勒南

 第七章 大革命传统的式微：丹纳

 第八章 大革命传统的式微：法朗士

第二部

 第九章 社会主义的起源：巴贝夫的答辩书

 第十章 社会主义的起源：圣西门的阶层制度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的起源：傅利叶和欧文的理想社区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的起源：安凡丹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

 第十三章 马克思：普罗米修斯与路西法

 第十四章 马克思决心要改变世界

 第十五章 恩格斯：来自曼彻斯特的年轻人

 第十六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合作

 第十七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磨剑

 第十八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创造历史

 第十九章 辩证法的神话

 第二十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去写历史

 第二十一章 历史行动者：拉萨尔

 第二十二章 历史行动者：巴枯宁

 第二十三章 马克思：商品的诗人与无产阶级的主宰者

 第二十四章 马克思死在书桌上

第三部

 第二十五章 列宁：乌里扬诺夫兄弟们

 第二十六章 列宁：革命大导师

 第二十七章 托洛茨基：年轻的鹰

 第二十八章 托洛茨基要历史认同

 第二十九章 列宁向历史认同

 第三十章 列宁抵达芬兰车站

索引

第一章 米什莱发现了维柯

1824年一月里的某一天，一位教哲学和历史的年轻法国教授，名叫儒勒·米什莱，他在一本书中的翻译注解里发现了乔万尼·维柯这个名字，有关维柯的资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遂立即着手学习意大利文。

维柯的时代早他一百年，维柯的著作也写在一百年前，但从未译成法文，事实上，在意大利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他是个穷学者，生在意大利南端贫穷落后的那不勒斯，当时正值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但由于宗教法庭的干预，这个运动很快就式微了。维柯因为出身寒微，脾气又古怪，遂与学术生涯绝缘；他发现晋身无望之后，只好躲起来埋首做学问，然后不断发表一些不受欢迎的东西。1725年他出版一本著作，叫作《治理国家之新科学原则暨治理百姓之自然法原则》。维柯读过弗朗西斯·培根，他认为培根所倡导的那一套研究自然世界的方法，一样可以应用在研究人类历史上面。他后来也读了格劳修斯，格劳修斯认为人们应该透过人类的语言和行动，来研究哲学和神学的历史，并以此建立一套法则的系统，可以涵盖所有各种不同的道德系统而放诸四海皆准。

当时年轻的米什莱正在探索一套历史新科学的原则，他的研究计划有，“视作个体的种族”之历史，“诗人之哲学研究”系列，以及一本专门研究“民族性和语言之关系”的专著。他写道，他想“融合历史和哲学”，因为两者“可以互相补足”。那年的七月，他开始正式读维柯的著作，他废寝忘食读完第一册。从米什莱和维柯的心灵交会，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一个崭新的哲学和艺术世界已然诞生：再创的社会历史的世界。关于他这时期的生活状况，他后来写道：“1824年，维柯，努力，地狱的阴影，庄严，黄金枝。…‘从1824年起，”他写道，“我被维柯深深迷住了，我不断沉溺在他那伟大的历史原则之中。”

即使从今天的眼光去读维柯，我们一样可以感受到米什莱的那种兴奋。想来真是奇怪费解，我们竟然能够在《新科学》一书之中看到一颗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心灵，在十七世纪末叶褊狭的法律学派乌烟瘴气中依然清醒，透过一种带有学究气的陈旧论述方法发言。在这里，在维柯那光辉的真知灼见面前——我们仿佛望向地中海一带的风景——弥漫在遥远时代的地平线上的薄雾隐去，然后是传奇故事的云层升了上来，在那阴影底下，我们看到一些怪物，英雄和神祗漂浮离去，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一向所熟悉的地球上孤独的人类。曾经叫我们惊异的神话只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类之投影而已，如果我们能够在自己身上找出秘诀，学会怎样正确去读这些，就会了解和我们一样的人如何在从事冒险，而这些在今天看来是不可理解的。

事实上那些我们了解到的绝不会只是冒险故事而已，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伟大人物之生平或突出之事件的记载，或者就像是上帝所安排的一场盛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了解到影响社会进化的其实正是社会发展的根源，社会发展的环境，就像个人一样，其发展过程也要经过成长的阶段。“就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的事实，”维柯写道（我在此引用米什莱当时所译的维柯《新科学》一书里头的话，这和维柯的原著也许有些出入），“指的乃是其原始的源头，而非其现在所具有的共同基础，亦非其连续性或凝聚性。”他又写道：“事物的本质指的正是这些事物在某一特定时间以某一特定方式所形成的样子，只要环境相同，那么其所引起之现象必然相同。”接着他又说：“在那包裹住最遥远时代的黑夜中，出现一道光线，让我们看清事情的真相；我要说明的是此一不容争辩的事实：社会环境绝对是人类的创作；而其原则正是由人类智力之发展来左右。”他最后说：“政府必须符合被统治者之天性，政府正是此一天性之产物。”

米什莱在维柯的著作中所发现的这些观念，尽管是维柯最先加以阐明，对米什莱而言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发生于维柯的时代和米什莱的时代之间。比米什莱早一代的伏尔泰早就把神和英雄赶开了；孟德斯鸠早就说明了人类的制度和种族习惯及气候有关。不久之后米什莱又在赫尔德身上进一步发现了文化的进化理论，在黑格尔身上发现了社会变迁的化学作用论述。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新科学》这本书会对一个1820年代的人产生那么大的启示作用呢？理由很简单，因为维柯的著作中具有一种由突出之力量和视野所构成的想象力，使得米什莱能够全然领悟人类社会的有机特性，同时了解到透过历史重新去诠释组成人类生活的各种力量和要素的重要性。“维柯是我心目中唯一的大师，”他写道，“他的生命力量及人性之自我创造原则，成为我教学和著作的重心。”维柯自己认为他的成就在于阐述“人类法则之形成”以及说明“习俗所赖以形成为律则的特殊状况和一般过程：宗教、语言、政治、商业、命令、帝国、法律、军队、判决、处罚、战争、和平、联盟”。他说，所有这些社会要素，“根据其特殊状况及形成过程，由此而形成为一种永久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是独一无二的”。那年八月，米什莱在学校的授奖场合上如此说：“没有人能够把某一门学问独立起来而与其他学问互不相干。……所有的学科合而为一：语言、文学和历史，物理、数学和哲学；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在现实中是互有关联的，甚至可能结合在一起，形成为一个独特系统。”接下来几年之间，他把维柯的一般原则强而有力地运用在历史的实际写作上面。P3-6

1971年作者序

我们经常易于将其他国家的社会动乱加以理想化，英国人像华兹华斯和福克斯等人就曾经把法国大革命加以美化，法国人拉法耶特也曾美化了我们美国的独立革命。俄国距离西方很远，许多美国的社会主义和自由派分子即认为俄国的革命将扫除一切旧的压迫现象，废弃商业文明，同时将建立一个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合乎人性的社会。我们这种想法实在太过于天真，我们没看出来，新的俄国必然还是包含了许多旧的俄国：检查制度、秘密警察、颟顸丑陋的官僚嘴脸，以及残酷专制的极权作风等等。本书主要想探讨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如何形成，一个基本的“突破”如何发生，以及现阶段人类历史如何因而产生重大变化。我无意推断现今的苏联政府是否会成为人类史上最专制的政权，以及斯大林是否为俄国有史以来最为残酷无情的沙皇。本书应该可以看成是一些革命家自认为在努力建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忠实记录。我在撰写过程中少不了一些个人的偏见，也许应该趁此加以修正，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是非功过——不管暗示了什么——我则不愿加以评断。

曾经有人批评我对法国社会主义传统语焉不详，比如有人问我：乔雷斯和左拉在哪里？我的答复是：他们没有讨论的必要。至于法朗士，我觉得他没有得到该有的赞赏，撰写本书之时，我即已不赞同小皮埃尔和柯纳尔神父对他的看法，现在更加不赞同。我最近重读法朗士的《当代历史》一书合成一册的新版本，我觉得比初读时更加喜欢，书中所描写的十九世纪法国的政治和社会，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和社会的真实写照，而《饥渴的众神》这本小说中，透过一位不妥协的政治狂热分子所发出的警告，正好吻合了俄国革命前大屠杀事件以来的一切现象。总之，我对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作家并未适当加以对待，但是从他们身上我倒是学到不少东西。

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已经没什么话可以再补充，一位叫作大卫·麦克雷伦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最近出版了一本他称之为马克思的《大纲》的英译本选集，这本书的原稿有一千页之多，写于1857年的十月到1858年的三月之间，至目前为止只出现两个版本，一个是1939年的俄文本，另一个是1953年的德文本。麦克雷伦先生认为这本书极为重要，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思想重镇所在”，并且宣称“任何关于马克思思想后续发展的研究，如果忽略这本书，必将注定失败”。其实，这本手稿只是马克思企图勾勒出他整个体系的大纲而已，根据麦克雷伦先生的说法，由于这本手稿的出现，许多学者可以更加确定“马克思是个人文主义者，是个存在主义者，甚至是个‘精神的存在主义者’[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而，《大纲》毕竟从未真正出版，可以说是马克思不愿意写完他的作品的另一典型例子，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一向过于庞大，以致根本无法加以解决。（《大纲》主要的重点似乎落在经济问题上面，马克思如同往常一直想仿效荷马史诗的写法——把自己写的东西看成是一种原始文化的产物——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因而悬而未决。）因此，《资本论》的第一册，这是马克思唯一自己生前出版的部分，在今天看来多少像是某种骗局，他在劳动价值上面大作文章，带动无产阶级和资本家进行无情的阶级斗争，至于中间人所创造的价值则只字不提，原稿在此即告中断。然而，《资本论》第一册书中的煽动性愤怒情绪却在该书出版之后引发了许多的革命行动。坦白说，如果以马克思早期未发表的文字为基础去研究他的思想发展，这更加枯燥乏味而徒劳无功，终究只能沦于学院式独立研究的考据行为罢了。马克思期望人们阅读的那些部分，人们已经读了，并且还感受到了他隐含其中的那些情感。

也有人批评我在本书中对列宁形象的描绘过于美好，关于这方面的批评，我必须承认有道理。当初撰写此书时，只能搞到经苏联政府批准的材料，那是暗中安排认可的产物，舍此别无渠道。托洛茨基写过许多关于列宁生平的文字，他也认为苏联官方的管制行为甚至都使得列宁家人所编撰的家庭纪事也变得不十分可靠，而托洛茨基在他自己所写的《我的生活》一书中对列宁的吹捧笔调，如我所说，简直就像柏拉图在写苏格拉底。直到最近我们才真正有机会看到一些非经苏联官方管制的资料、某些当事人所写的对于列宁的反面印象，如斯特卢威和瓦伦迪诺夫。我们得到的另一个印象是，列宁只对不和他作对的人才会流露关注和温和的态度，至于对其他人，他的态度则是粗鲁而恶劣。斯特卢威和瓦伦迪诺夫这两个人曾经都是列宁得意的助手，但最后都对他背叛唾弃，我在此引用一段斯特卢威所写关于列宁的文字（引自理查·派普斯所撰《斯特卢威——左派的自由分子，1870-1905》一书）：

我对列宁的印象一开始就不好，这种印象延续了一辈子。但是他令人不愉快的印象并非来自他的唐突态度，而是比一般唐突态度更甚，是一种嘲弄揶揄的态度，一部分是做作出来，另一部分则是与生俱来，发自他最深层自我的一面，他对待敌手一向即持此种态度。他一开始即把我当敌手看待，即使我跟他最亲近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会如此并非源于理性，而是直觉在作祟，也就是一般猎人所说的“嗅觉”。后来我开始比较接近普列汉诺夫，他和人接触的方式也是摆出一副唐突而几近于嘲弄揶揄的姿态，和列宁比较起来，他倒像是个贵族。他们这两个人对待人的态度，用一句不容易翻译的法文形容词讲，就是“粗暴跋扈”（cassant），但是在列宁身上，他的那种粗暴跋扈方式，则接近于令人无法忍受的暴民风格，同时也乏味而冷酷。

许多人和我一样对列宁有相同的印象，我随便提两个人，很不相同的两个人：薇拉·扎苏利奇和米歇尔·图干一巴拉诺夫斯基。薇拉·扎苏利奇是我这辈子见过最聪明敏锐的女人，她就很讨厌列宁，她甚至讨厌列宁的长相，他们在政治上的争执并非只是理论或策略上观点的歧异，而且主要也是由于各人在气质上的差距。

多年来我一直和米歇尔·图干一巴拉诺夫斯基走得很近，他常常告诉我他对列宁有多么讨厌，他对列宁的嫌恶多少出于一种纯真的本能，有人认为他的这种倾向显得愚蠢。他以前和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很熟，而且也很要好（亚历山大后来因参与谋刺沙皇而被处决）……他经常以困惑而接近嫌恶的口吻提到两个兄弟竟然会那么不同，哥哥有一种纯洁而坚定的道德感，而且待人温和而有分寸，即使是对待陌生人或敌人也是如此，弟弟则否，他老是摆出一副唐突而残酷的姿态。

的确，列宁对待部属的态度始终充满冷淡、轻蔑及残酷，在我看来，列宁身上这些反常的怪异性格正好也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钱，他眼睛所看到的，除了一心一意要完成的目标之外，别无其他，他借此与其他一些政治圈的朋友形成一个权力的核心，而他唐突和残酷的本性——从我们开始交往以来，此一本性即显露无遗——和他对权力的酷爱巧妙而不自觉地紧紧结合在一起。我们实在很难看出，是他对权力的酷爱促使他不断努力在追寻他的理想目标，还是适巧相反，他透过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以便达成掌握权力的热望。

瓦伦迪诺夫的见证（在他所撰《与列宁的会面》一书中）与上面所述可说大同小异：“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对自己所设定的计划那么热心，性格那么坚定，能够叫别人屈服于他的意志之下，而事实上他这个人给人的第一印象竟是那么唐突粗鲁，实在毫无魅力可言。即使像普列汉诺夫或马尔托夫①或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列宁那种本事，可以对他人产生催眠式的影响力，然后加以掌握引导。他们会紧紧跟随他，好像跟随一位独一无二且无可置疑的领导者一般。的确，列宁的出现确是一种少有的现象——特别是在俄国——他那钢铁般的意志，惊人的毅力，不可思议的行动能力，所有这些都赋予他一种牢不可破的自信心……”后来瓦伦迪诺夫和列宁闹翻，他们之间有如下的对话，瓦伦迪诺夫说：“我不会忘记你竟然那么快把我列入你最痛恨的敌人行列，只不过我在哲学领域中和你意见不同而已，你竞对我横加谩骂攻讦。”列宁回答道：“你说得对，在这一点上面你说得很对，所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我的敌人，我不愿和这种人来往，我不要和他们坐在一起………‘列宁不愿意和我握手，说完话转身就走，我从此脱离布尔什维克的组织。”

斯隆也提到他加入共产党时对列宁的印象：“每次他一走人大厅，整个气氛就变了，变得很生动有力。他会把一股热情感染给别人，如同在圣彼得堡时，大家围在塞迪亚宫，他散发出一股热烈的光芒，笼罩着大会堂的四周。可是如果和他面对面交谈或就近观察他——看他剪报、听他下轻蔑的判断、他分析事情的能力、下决定的果断声调——你绝对感受不到任何神秘的气氛。我记得1921年前往莫斯科时，我偶然听到他一些简洁有力的评断语气，当时感觉身体好像受到重击一般。”

吴尔夫有机会读到高尔基的一些重要文章，终于能够指出苏联官方所刊行的高尔基的《与列宁在一起的日子》一书充满了谬误和歪曲，甚至根本就捏造了高尔基和列宁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人之间的基本差异在于列宁只想到阶级，而高尔基想到的则是人的问题，他一向把宗教看得很严肃——虽然他并不相信基督教——常常谈到“寻找上帝”的问题，列宁对这个则表示很生气：“任何宗教的观念，任何牵涉到小神祗的观念，即使只是一点点，都是一种不可宽恕的罪恶。”高尔基自认有责任保护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及科学家——就要求列宁给他一个可以为他们做事情的职位，他不断跟列宁请愿，后来列宁变得很不耐烦，就跟他说，这种事情和革命事业相较起来根本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微不足道的。不过，列宁倒不像斯大林那样赶尽杀绝，他有仁慈的一面，比如他就开释了许多“有罪的人士”。二十年代初期，列宁要处决一批社会革命党人，高尔基出面斡旋，甚至以绝交相要胁，后来列宁让了步，把这些人暂时关在监狱，但不久斯大林继位之后，还是把这些人“清除”掉了。高尔基曾创办一份杂志，叫作《对话》，其目的主要是拉拢苏联和外面世界的关系，但这份杂志却不准在苏联境内发行，而且不刊登俄国人写的文章。高尔基就跟列宁警告不要太过于专制，因为革命的目的即扫除专制，但列宁对这个话听不进去。最后，高尔基在不同的时期写了三个对列宁的印象手记，其中包括了不少批评的语调，最后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即是《与列宁在一起的日子》，但在斯大林主政时期，就已被动过了手脚。原来版本的结论是这样：“一个人所作所为如果是正确而诚实的，那么他最终必将胜利，否则，只有注定失败一途。”这个结论改为“列宁死了，但是他思想和意志的继承者还活着，他们将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这在人类史上将是一桩空前的胜利”。高尔基所有有关犹太人的看法全被苏联官方删除，下面有关列宁的一段谈话同样被删除：

我常常和列宁谈到革命策略和生活方式残酷的一面。

“你期待怎么样呢？”他困惑而生气地反问，“在这种空前的恶劣斗争中，你还想谈什么人性吗？”

“在一场战斗中，你如何衡量必要和不必要的攻击？”在一次热烈争论之后他这样问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只能以诗般的暧昧方式回答：“我认为没有其他的答案。”[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我问他：“你会为人民感到难过吗？我自己是会的。”

“我只为聪明的人感到难过，我们之间聪明的人很少。我们这个民族大多数时候聪明又懒散。聪明的俄国人大都是犹太人，或至少有犹太血统。”

从上面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得出来，列宁对易于妥协和爱争论的俄国人显得很不耐烦，因此他会为此而愤怒，我们看不到我在书中所描绘的他仁慈的一面，这并不足为奇。

有两段个人的插曲我在书中未曾提及（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也许跟革命运动无关，不过似乎可以在此顺便一提。我从《艾琳娜．马克思：一个社会主义悲剧》这本书知道，马克思和他的管家琳蘅生了一个儿子，这位管家是当初马克思和燕妮结婚时，燕妮的母亲让她陪嫁过来的嫁妆，她一辈子忠心耿耿陪着马克思一家人，几乎不支领什么酬劳。马克思和琳蘅生的这个私生子叫亨利。弗雷德里克·德穆特，从母姓，出生于1851年六月，当时正是马克思一家人落难英国伦敦最为穷困潦倒的时候，一家人挤在苏荷区一个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公寓里。这位私生子后来好像过继给一个劳工阶级的家庭抚养，从此不知下落，但1880年代却再度出现，不久就抛下妻子儿女移民澳洲。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一直以为弗雷德里克是恩格斯的儿子，她对父亲的形象一向认定为理想完美，后来知道事实真相时自然十分吃惊，但她与这位同父异母弟弟依然保持非常友善的关系。在这方面列宁的形象似乎比马克思更为人性一些，他有一位极为亲密的女性朋友，甚至可以说他极为爱她。这位女性朋友名叫伊奈莎，母亲是苏格兰人，父亲是一位法国的歌唱家，她从小被祖母带去俄国，长大后在一个法裔的俄国工业家家中当家庭教师，十八岁时和工业家的儿子结婚。不久之后她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者，成为列宁的忠实信徒，她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离开了丈夫，但仍继续靠丈夫接济过活，直到她丈夫的财产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没收充公。她成为列宁的得力助手，为他弹奏贝多芬，陪他出席党会议，她能流利使用五种语言，对列宁的帮助更是不可限量，因为列宁除了母语之外，只懂得一些简单的德语而已。一位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说，他有一次看到列宁“在一家咖啡馆里，用两只蒙古的小眼睛，不断瞪着我们这位法国小姑娘，看个不停”。列宁的元配妻子娜杰日达也常常提到这位女孩，甚至一度还想让贤，自己退出来，让列宁把这位女孩娶过来。伊奈莎是少数被列宁直称“你”而不称“您”的人之一，可见他们之间亲密的程度，他们常有书信往来，1917年，列宁从瑞士回彼得格勒时，伴随他一起回来的伙伴中，她即是其中一员。她曾经入狱三次，有一次甚至还被流放到外省。根据各方面的记载，她确是一个相当迷人的女性，但根据描述，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是“营养不良、饥寒交迫……因工作过度而不断面露疲态，显然疏于自我照顾所致”。1920年她坐着载货火车前往高加索，不久即染上伤寒死在那里。在上述引用吴尔夫的那段文章中，他也曾提到伊奈莎这个人，巴拉巴诺娃曾告诉他说，当列宁听到伊奈莎的死讯时，几乎当场崩溃，“我从未见过他那样子，这似乎比死了一位‘好布尔什维克党员’或一位好朋友还严重。他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伙伴，他情不自禁”。巴拉巴诺娃和其他一些人都认定伊奈莎和列宁生有一个女儿，这位女儿后来嫁给一个德国共产党员，这位德国共产党员最后却被斯大林“清算”掉了，乌里扬诺夫家认领了这位女孩。巴拉巴诺娃曾在社会主义政治研习会中和伊奈莎共事过，她跟吴尔夫说：“我对伊奈莎不太有好感，她喜欢卖弄学问，从她的穿着（永远一成不变的朴素装扮）和思想言行等，你可看出来她是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她精通多种语言，列宁对此则一窍不通。”列宁重感情，有人不计利害关系愿意死心塌地为他奉献一切，他当然感动。

多伊彻所撰《列宁的童年时代》，未完成的列宁传记的第一部分，书中对列宁的先祖着墨不少。但是关于乌里扬诺夫这个家族的起源，最多也只能追溯到列宁的祖父那一代，再往上就一无所知了。多伊彻推测列宁的上面几代祖先可能是农奴，混杂有蒙古人、鞑靼人或卡尔梅克人的血统，他的祖父来到阿斯特拉罕一带，这里是许多农奴的避难所，列宁自己则说：“我对我的祖父一无所知。”他的祖父当时从事裁缝，很贫困，晚年时环境相对好转，已经列入低阶层的资产阶级，但由于出身寒微，始终无法获得真正的公民身份。到了列宁的父亲那一代，由于接受较高的教育，并且终生献身教育界，终于取得荣誉贵族的头衔，真正跻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但是列宁自己——虽然母亲也算系出名门，他自己也一向自视为学者——却始终是一副粗俗相。

多伊彻另外撰写了三大册的托洛茨基的传记，对托洛茨基的整个政治生涯描写得可谓巨细靡遗，比我在本书中大而化之的描写自然要详尽得多，不过，我认为我所写的似乎没有修订的必要，托洛茨基早年生涯的部分，多伊彻和我所引用的资料来源大致相同：托洛茨基的自传以及马克斯·伊斯特曼所撰的《莱昂·托洛茨基：一位年轻人的画像》。关于处决沙皇家族这件事情，我后来读了托洛茨基的《一九三五年流亡日记》，则印证了我一向的看法：列宁不知道而且不同意这件事情，这不是真的（这件惨案在苏联官方当局一向列为秘密档案）。这则日记让我们了解到，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都是冷血无情：

和斯维德洛夫谈话时，我随口顺便问：“喔，是的，沙皇在哪里？”他回答：“全都解决了，沙皇枪决了。”“他的家人呢？”“他的家人一起解决了。”“全部吗？”我问，露出明显讶异的样子。“全部！”斯维德洛夫答道：“有什么不对吗？”他在等待我的反应。我问：“谁下的命令？…‘我们在此一起决定的，伊里奇认为我们不要让白军有依靠的目标，特别是在目前这种艰难的处境之下……”我不再追问，觉得事情已经告一段落。的确，这个决定非下不可，刚好可以借此昭告世界，我们要奋不顾身继续无情战斗下去。沙皇家族的处决不仅可以吓唬敌人，瓦解他们的士气，同时可更进一步警惕我们自己，要知道此去只有前进，没有退路，摆在前面的，不是全面胜利就是毁灭。党中央的高阶层智囊团中可能有人不同意此种做法，但工人大众和士兵则绝不会有任何疑虑，因为他们绝不会了解和接受任何其他的决定。列宁很了解这个，他懂得如何和群众一起感觉、一起思考，特别是在此一大的政治转折点之际……

我来到国外时，有机会读到关于当时如何枪决以及如何焚化尸体等等的描写报道，我不知道这中间有多少是真实的成分，有多少是杜撰的成分，我只能说我对枪决如何执行实在丝毫不感兴趣（沙皇夫妇和他们的儿女先被用枪加以射击，然后用刺刀加以刺杀，最后把尸体全丢入一个旧的矿坑），坦白说，我不了解这种好奇心。

关于这个新的版本，我改动的地方非常少，只恢复了原来的附录部分，然后拿掉《一九四。年的总结》一文（在各类平装版本中以《三十年代末期的马克思主义》为名），我把此文收入我另一本选集《光明的彼岸》之中。

《到芬兰车站》，一部极具创意的历史著作，让我们得以亲见人类曾有过的梦想与愿景。阅读本书，或许可以教导我们如何继续怀抱这些梦想，甚至让这些愿景成真。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学着创造自己的未来。

——马歇尔·伯曼

 他（威尔逊）是约翰逊、圣勃夫、别林斯基、马修·阿诺德传统的最后一位重要评论家。他的目标和实践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框架中考察文学作品——这个框架包含着对作者人格、目标、社会和个人根源，周围道德、知识和政治环境，以及作者眼界的性质等方面的专注、犀利、直截了当、发人深思的观点——也是为了将作者、作品及其复杂的背景呈现为一个错综的整体。……对他来说，艺术散发着光芒，但不仅是通过它自身的光线。

——以赛亚·伯林

威尔逊拿手的批评性叙事，变化多端的演奏方式，在书中发挥无遗。他复述人物的文章和思想，加以概念辨析和批判，又不时征引逸闻与趣事，随处穿插细节和场景，节奏感控制得恰到好处：高潮来了，又掐断了，织人另一波起伏中。

《到芬兰车站》的魔力在于，威尔逊并不为他的历史命题所裹挟而滥情，他与笔下的人物在神光离合之间，时而投合其中，时而间离其外，对人物既同情又了解，从不藏起他批判的锋芒。雄浑，是的，但是冷峻。

——江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