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斜阳：大汉帝国的倾覆》由汪高鑫，邓锐合著。

在君主专制下，皇帝往往左右着一个帝国的兴衰。皇帝自然要巩固皇权，这是皇帝身份赋予一个称职皇帝的首要职责和最大欲望，也是帝国维持强盛的必要条件。

大汉帝国从高祖刘邦建朝、汉武帝刘彻开始强盛，一直持续到220年被曹魏所取代，历经西、东两汉400余年。其中最为强盛的时期，当属西汉武帝刘彻时期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而从西汉与东汉帝国发展的趋势来看，却是极盛之后逐渐走向衰落。

《帝国斜阳：大汉帝国的倾覆》由汪高鑫，邓锐合著。

《帝国斜阳：大汉帝国的倾覆》讲述了：

两汉皇帝中的杰出者，西汉如武帝刘彻，东汉如光武帝刘秀，二人都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伴随他们成功的，却是帝国覆亡的祸根。这是因为在他们建立文治武功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思想制度，其实已经蕴涵了促使帝国走向灭亡的因子。

序言

第一章 刘彻的统治术

 第一节 真实的谎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

一、儒家的历史机遇／1

1.改朔建元：新时代的宣言／2

2.加强皇权：新政治理念出笼的时代因素／3

3.尊儒：历史的必然选择／4

二、尊儒之路／4

1.辕固沉浮记：汉初尊儒的历史缩影／4

2.刘彻的尊儒之路／6

三、新儒学／7

1.“汉代孔子”董仲舒／8

2.大一统：一种新的集权理论／9

3.此“儒”非彼“儒”／11

 第二节 刘彻的治道／12

一、赢政的“知音”／12

1.秦制的“复辟”／12

2.外儒内法／14

二、千年祸端／15

1.“经济大一统”／15

2.董仲舒的先见之明／16

三、刘彻的用人之道／17

1.培植羽翼：不拘一格降人才／18

2.张汤：刘彻“腹中的蛔虫”／19

3.东方朔：不得已的“小丑”／21

第二章 从中制外的朝廷

 第一节 带刺的丞相宝座／26

一、“东朝问政”与六年三易相／26

1.卫绾：炮灰丞相／27

2.窦婴：本非相才／28

3.田蚧：权倾朝野／30

二、公孙弘：外儒内法型人才／32

1.初入仕途的历练／32

2.外儒内法的权术／34

3.身后的“寂寞”／36

 第二节 防患于萧蔷／38

一、陈娇：错误的政治婚姻／38

1.“金屋藏娇”的童话／38

2.长门悲歌／39

二、刘据：无妄生灾，40

1.微妙的父子关系／41

2.甘泉遗恨／41

三、钩弋夫人／44

1.钩弋传奇／44

2.太子宝座的代价／45

 第三节 中外朝：皇帝与大将军的跷跷板／46

一、中朝与外朝／47

1.中朝／47

2.外朝／49

二、卫青：一人之下，万人之上／51

1.私生子的悲惨童年／52

2.人生转折——以外戚身份入仕／52

3.开启北击匈奴的新篇章／53

4.一人之下，万人之上／55

三、刘弗陵：一生做一件大事／56

1.“轻徭薄赋”与盐铁会议／57

2.中兴局面的出现／59

3.托付天下／60

四、霍光：“大将军时代”的降临／62

1.以外戚身份受遗命辅政／62

2.铲除异己，专断政事／63

3.超越皇权／65

第三章 “霸王道杂之”政治

 第一节 刘询：走钢丝的高手／69

一、潜渊岁月／70

1.虎口脱险／70

2.真命天子的传说／71

二、与霍光的角逐／72

1.故剑情深的玄机／73

2.“武帝庙乐”之争／74

3.铲除霍氏／76

 第二节 “霸王道杂之”政治／80

一、王道／80

1.石渠阁会议／80

2.休养生息 81

二、霸 道／83

1.严整吏治／83

2.盖宽饶：“霸王道杂之”政治下冤死的儒生／84

第四章 儒生皇帝

 第一节 改制：当儒经遭遇现实／87

一、儒生皇帝的改制／87

1.刘爽的教育背景／88

2.德治／89

3.改革礼制／91

二、弄巧成拙／92

1.身心俱疲的皇帝／92

2.疑神疑鬼的天子／93

3.向豪强妥协／94

 第二节  争权：当儒臣遭遇宦官／96

一、刘爽的用人之道／96

1.重用儒生／96

2.宦官的崛起／97

二、儒臣的溃败／98

1.京房：无力的攻势／98

2.萧望之：儒臣的倒下／102

第五章 政治的蜕变：夕卜戚擅权

 第一节 刘骜：不爱江山爱美人／107

一、刘骜：步步惊心的登基之路／107

1.貌似千里马／107

2.刘奭的心病／108

3.史丹：刘骜的救星／109

二、多情纵欲的甩手皇帝／110

1.宦官石显的末日／110

2.张放：宠冠当时／111

3.班婕好：错过的后宫传奇／112

4.坠入“温柔乡”／113

 第二节 揭开外戚篡汉的序幕／114

一、王氏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115

1.肩负家族使命的女子／115

2.一手遮天的王氏／116

3.一王独大／117

4.淳于长：重演史丹故事／118

二、儒臣风气：一溃千里／119

1.刘向难封／120

2.孙宝：儒臣的矛盾／121

第六章 皇帝的悲哀

 第一节 身陷困局的皇帝／125

一、壮志凌云／125

1.小时了了／126

2.早期图治／126

二、不能免俗的悲哀／127

1.刘欣的困局／127

2.毕竟是个俗人／129

 第二节 恶毒太后／132

一、傅氏的心机／132

1.工于心计／132

2.冯媛之死／133

二、傅氏集团的执政气象／135

1.外戚新贵／135

2.傅喜：傅氏集团的“另类”／136

第七章 王莽的精明和愚蠢

 第一节 瞒天过海的权术／139

一、周公再世？／139

1.王氏子弟中的佼佼者／140

2.初次掌权／140

3.蛰伏／141

二、走向权力顶峰／143

1.卷土重来／143

2.大权在握／144

 第二节 原来是个蠢材／146

一、图穷匕见／146

1.铁血宰衡／146

2.代汉／147

二、梦游政治／149

1.崇儒的异化／149

2.无事生非的天下共主／150

3.复古改制／151

第八章 中兴是把双刃剑

 第一节 刘秀：从“勤于稼穑”到“允冠百王”／155

一、不情愿的造反者／155

1.南阳刘氏／156

2.胸无大志／157

3.逼出来的造反英雄／158

4.历练／159

二、时势造英雄／160

1.置之死地而后生／160

2.恢复汉室，舍我其谁？／161

三、铁汉柔情／162

1.安定宫闱／162

2.与功臣的和谐关系／164

 第二节 以柔道治国：功在当时，流弊后世／166

一、崇儒文治／167

1.提倡谶纬：儒学的走火入魔／167

2.宽平文治／169

二、偃武安边／170

1.军制改革／170

2.不尚边功／171

三、强干弱枝／173

1.权力的重新洗牌／173

2.官制的改革／174

3.豪强屁股摸不得／175

第九章 外戚与宦官的轮流专权

 第一节 三起三落的窦宪／179

一、骄横跋扈／179

1.初遭警告／179

2.威权日盛／181

二、恃功自傲／182

1.初战告捷／183

2.平定北匈奴／183

3.横行无忌／184

 第二节 宦官专权的开始／185

一、宦官郑众：刘肇的利器／186

1.刘肇的不二人选／186

2.计灭窦氏／186

二、短暂的宦官用政／187

1.参决政事／188

2.与外戚联合／188

 第三节 邓骘的冤案／189

一、邓骘的崛起／189

1.拥立两朝皇帝／190

2.兵败也能获封／190

二、一个很不错的外戚／192

1.谨遵法度／192

2.推贤任能／192

3.容人之量／193

4.孝心可嘉／195

5.蒙冤被诛／196

 第四节 孙程：谋立皇帝的宦官／198

一、西钟楼下的密谋／198

1.机会面前靠的是胆略／198

2.逼宫夺位／200

二、可悲的结局／202

1.祸起虞诩／202

2.争功被贬／204

 第五节 “跋扈将军”梁冀／205

一、不可一世的纨绔子弟／205

1.接过父亲的“班”／206

2.搬开挡路的“石头”／207

二、皇帝还是娃娃好／208

1.太聪明了是不行的／208

2.必须让刘志当皇帝／209

三、飞扬跋扈／211

1.只能有顺我者／211

2.陶醉于“权”与“财”中／212

3.有其夫必有其妇／214

第十章 宦官独大：帝国的末路

 第一节 再建奇功的宦官／215

一、梁冀的末日／215

1.茅厕里的密谋／216

2.诛灭梁氏／217

二、宦官专权／218

1.末日来临／218

2.五侯覆灭／219

 第二节 “党锢”之祸：儒生的纸上谈兵／220

一、清议与“党人”的形成／220

1.天下模楷李元礼／221

2.不畏强御陈仲举／223

3.天下俊秀王叔茂／224

二、惨遭屠戮的儒生／224

1.第一次党锢之祸／225

2.第二次党锢之祸／226

三、都是犹豫惹的祸／228

1.窦武：当断不断／229

2.何进：重蹈覆辙／230

结语

二、千年祸端

完成对整个疆域的政治集权之后，类似于赢政的统一货币、度量衡等经济集权政策，刘彻也进行了经济集权措施，并且更加富有成效，成功地实现了对社会财富的聚集。但是，经济集权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儒家宗法道德原则的综合作用下，也直接增强了官僚裙带利益集团的实力，从而成为土地兼并狂潮的极重要原因，为汉王朝甚至后世王朝的衰亡留下了巨大隐患。

1.“经济大一统”

刘彻的文治武功都是需要花钱的，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他实行了一系列经济国有化政策，使社会财富集中到朝廷手中。当时商人已经成为了一个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阶层，刘彻采取“以商治商”的策略，任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孔仅和东郭咸阳等人管理国家财政，制定并实行经济国有化政策。

元狩四年（前119年）开始实行算缗，也就是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由于征收算缗是要求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自行申报财产，因此为了防止隐瞒财产的情况，又实行了告缗，也就是要求民间向朝廷揭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有意隐瞒财产和漏税的违法行为，规定揭发属实者，奖给所没收财产的一半。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也带来了工商业的兴盛，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由此占有了大量社会财富，算缗和告缗则强行收缴了一部分商业财富，以供给朝廷的巨大开支。

元狩六年（前117年），推行盐铁官营，将盐、铁私营工商业改由朝廷垄断经营，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和铁官经营管理盐铁，凡是私铸铁器或煮盐的都没收其货物，并处以重刑。自古盐铁就是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在汉武帝之前，我国一直是盐铁私营，又因为盐铁的重要作用，使得经营盐铁的商人成为巨额社会财富的拥有者，而盐铁官营则意味着将这一部分社会财富收归国有。但这一政策的推行颇费周折，因为盐铁商人已经掌握了大量财富，拥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刘彻先任命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这三个大商贾做理财的官员，与商贾争夺盐铁业，用刑罚和没收器物的手段来禁止私铸铁器和煮盐，又招歇业的盐铁商做盐铁官，换取盐铁商的合作。既而在出产铁的郡国设立铁官，全国共设铁官44位（一说50位），出产盐的地方设立盐官，全国共设盐官32位（一说36位），最终确定了盐铁官营制度。

元鼎四年（前113年），改革铸币制度，禁止私铸钱币，改由官铸，把铸币权收归朝廷。汉初时期，货币铸造自由，这就造成了货币轻重不一，无法实现等价交换的商业目的。这是国库亏空的一大原因。为了彻底整顿货币，刘彻采纳了历史上著名的理财专家桑弘羊的意见，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利，郡国把所铸的旧钱销毁，把铜送到中央，由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三官负责铸造钱币，其所铸钱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即五铢钱。过去铸的一切钱币都被废除，只有五铢钱成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这次币制改革是成功的，它成功地使得官方货币成为了唯一的等价交换物品，增加了国库收入，稳定了市场和流通。

元封元年（前110年），建立均输、平准制度。均输，即是对运输实行调控，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令各地用自己的土特产作为贡物，由工官制造运输工具运往京师。所谓平准，即是平抑物价。过去富商大贾掌握着物资，并借此操纵物价。刘彻命令在大司农下设平准官，平准官在京师掌控全国货物调配，价高时出售获利、价低时则收购囤积，以此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实际上以国家经济实力掌控了市场。

刘彻通过经济集权，不仅从商贾手中夺取了盐铁等项丰厚的经济利润，也利用对市场的操控从全体国民手中搜得财富。原先散在民间的财富，就这样被以合法手段聚敛到了朝廷。刘彻的一系列文治武功即是依赖这样的经济“大一统”支撑的。

2.董仲舒的先见之明

董仲舒虽然提出“大一统”，主张巩固中央集权，但他对刘彻的经济国有化政策和与此伴生的官员经商风气却大为不满。董仲舒在他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说：上天对万物的赋予都有一定界限，长牙齿的动物就不让它长角，长着翅膀的动物就给它两只脚而不是四只脚。这就是说，在某方面有优势的人就不能再追求其他方面的优势。古代的圣王治理天下时，要求食官禄者不得经营农业和商业，以免侵夺以农、商为生者的利益，造成百姓民不聊生。

或许董仲舒仅是从儒家的道德原则出发，而对朝廷和官员与民争利提出批评，但以他为代表的大量儒生的反对意见却被后来的历史情形证明是很有见地的。

刘彻的“经济大一统”政策，从商贾手中夺取了盐铁等项丰厚的经济利润，再加之他打击豪强的政策，原先掌握大量社会财富的商人阶层从上层的富商大贾到底层工商业者无异于经历了一场近乎毁灭性的风暴。在经济国有化的冲击下，经过“优胜劣汰”而生存下来的商贾有很多是有政治权力的经商官员，而国家控制经济又进一步诱导了官员经商的风气。在中国古代的理财方式中，购置土地居于首要地位。官员在经商获利后又往往购置田产。雪上加霜的是，尊儒在协调了人际关系的同时也强化了宗族伦理道德，由此导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宗族发展模式。与官僚有同宗同族关系或姻亲关系者即使不能直接获得政治利益，也往往能够依靠裙带攫取经济利益。最终，官僚及与官僚有裙带关系的特殊阶层成为有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支撑的土地占有者，并且逐渐呈现出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的态势。这一特殊群体既有中央集权体制的政治权力保障，又有经济国有化政策的商业利益保障，成为土地兼并浪潮中难以抑制的中坚力量。

在随后的中国王朝更迭历史中，不断出现由于土地兼并导致朝廷赋税、人口流失与农民流离失所最终走上反抗道路的情形，这往往成为王朝衰亡的重要原因，西汉和东汉的衰亡是如此，此后历朝的衰亡大多也是如此。

P15-17

汉皇朝始建于前202年，他的开创者是刘邦。在建国初年，这个西汉皇朝是非常虚弱的，经济上经过长年战争之后，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政治上虽然以同姓王取代异姓王，企图形成刘氏“拱卫”京师的格局，却从一开始就蕴藏着王国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军事上北部强大的匈奴虎视眈眈，汉政权的边防危机四伏。在这样一种开国局势下，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从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通过实行黄老无为政治，经过60余年的励精图治，终于造就了“文景盛世”局面。文景盛世时期国家的强大经济力量，为大有作为之君汉武帝刘彻的奋发有为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大汉帝国的强盛，便是在汉武帝刘彻时期形成的。对内，汉武帝通过颁布“推恩”令等一系列举措，最终解决了王国问题，中央集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对外，汉武帝通过北伐匈奴、南并百越、西通西域、开发西南夷和在朝鲜半岛设郡统治，帝国的版图得到了大大的展拓，一个与罗马帝国并列于世的东方大帝国由此形成，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帝国之一。大汉帝国从高祖刘邦建朝、汉武帝刘彻开始强盛，一直持续到220年被曹魏所取代，历经西、东两汉400余年。其中最为强盛的时期，当属西汉武帝刘彻时期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而从西汉与东汉帝国发展的趋势来看，却是极盛之后逐渐走向衰落。

那么大汉帝国究竟又是怎样走向衰落的呢？

托马斯·赫胥黎说：“人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不能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外部毁灭；如果满足，这个世界就会从内部毁灭。”在君主专制下，皇帝往往左右着一个帝国的兴衰。皇帝自然要巩固皇权，这是皇帝身份赋予一个称职皇帝的首要职责和最大欲望，也是帝国维持强盛的必要条件。两汉皇帝中的杰出者，西汉如武帝刘彻，东汉如光武帝刘秀，都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伴随他们成功的，却是帝国覆亡的祸根。这是因为在他们建立文治武功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思想制度，其实已经蕴涵了促使帝国走向灭亡的因子。

坚信进化论的科学家托马斯·赫胥黎认为，世界只有两个前途，要么从内部毁灭，要么从外部毁灭。这个世界终归是要毁灭的，一个帝国也是如此。西汉和东汉这两帝国显然是从内部毁灭的。千载之后，我们回顾两汉衰亡的原因时，至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因素：

第一，制度原因。皇权强化，形成中外朝制度。武帝刘彻时期，皇权越发强大，相权削弱；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也与其强化中外朝制度不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盛衰更多取决于皇帝个人的才能，而非整个中央政府的能力。刘彻时期形成了中外朝制度，导致皇帝任命亲信组成的中朝掌握最高决策权和兵权。刘彻和刘秀这样的杰出帝王能够建立起各种强化皇权的制度，但他们却永远无法建立起一种能够长久维系的制度，来保证被集中的大权永远在皇帝手中。一旦出现皇帝无能或皇帝年幼的情况，中外朝制度就成为皇帝亲信擅权的便利条件。而皇帝的亲信往往出自外戚和宦官，因为他们最亲近的就是这两类人。西汉中后期，皇帝年龄越来越小，外戚对皇帝的控制或利用也越来越强。东汉的宦官专权也与之类似。

第二，经济原因。皇帝无法解决君主专制体制造成的既要剥削农民和小生产者，又要保护其不致大规模破产的难题，而刘彻强化中央集权，又实行了一系列经济国有化政策，带来朝廷与官员经商的与民争利之害，更强化了小农破产机制。这种经济政策不仅激化了土地兼并，更为东汉豪强的兴起埋下了伏笔。土地兼并导致朝廷赋役来源缺乏，是王朝衰败的根本经济原因；又造成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激化了社会矛盾；东汉更形成了豪强宰割天下的局面，进一步分化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实际上专制政权覆亡的经济动因在其专制体制建立之时就已形成。既要以剥削生产者为统治根基，又要保证生产者不被过度剥削以维持统治，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专制政权、任何一种专制体制都未曾根本解决的难题。对于中国古代以农耕立国的历个帝国来说，剥削农民、小生产者是帝国的统治基础，如何避免这些构成帝国根基的统治对象在被统治过程中免于被过度剥削，实在难以掌握。土地兼并、占有奴婢和附属农民，是统治集团满足自身欲望必然的结果。不能克制自身欲望的皇帝，其实是人性的自然产物，如成帝刘骜；能克制自身欲望却无力约束统治集团其他成员的皇帝，受制于自身能力和政治局势，如元帝刘奭；能在自身私欲和巩固统治之间求得平衡的皇帝少之又少，如刘彻。刘彻这样的杰出皇帝，既需要本人的雄才大略，还需要时代条件。个体的才干是基因和环境的综合结果，不能强求；时代条件的创造，更是需要几代人励精图治，也是难上加难。两汉即使没有外戚和宦官的擅权，因为经济上不能解决的痼疾，也迟早使其倾覆。只不过两汉未及走到经济崩溃的地步，就已被他人夺权，这也反映了早期君主专制体制和官僚体制的不成熟。倒是新莽政权把两汉来不及走的因经济破产而覆亡的路走了一遍。

第三，统治思想原因。欺骗性的尊儒。刘彻的尊儒实则外儒内法，刘询“霸王道杂之”也是如此，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更让儒学在神学化的道路上走火入魔，以儒学为统治者论证统治合法性的愚民性质更加明显。这种带有欺骗性的统治策略，一方面加强了思想统治，但另一方面也在从王公以至平民中造就了一批未必能够适应当时政治的儒家信徒。太子刘据因为信奉儒学与刘彻产生隔阂，导致巫蛊之祸；刘奭用儒家理念改革，弄巧成拙，削弱了汉朝的统治；后来的王莽也一味要将儒经上的制度照搬到现实政治中，不仅没能挽救当时的社会、经济危机，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更做出贬降周边少数民族首领而无端引发边患的无聊举动。刘彻以后汉皇朝的不同时期，也出现了像萧望之一类缺乏政治斗争智慧的儒生，仁义有余而智谋不足，儒臣缺乏与外戚、宦官的斗争能力，也进一步导致外戚、宦官对统治权力的侵蚀。在行政体制不能像明代中后期那样运行的条件下，作为帝国官僚机构的主要来源，儒臣的表现也要对政治兴衰负有一定责任。尽管我们不能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过分责备儒臣，但他们纸上谈兵甚至不能免于压力，而与外戚宦官同流合污的整体性趋向，确实加速了两汉的倾覆。而像刘奭、王莽这样的迂腐儒生皇帝，更是两汉衰亡史上的奇特景观。

这样说来，似乎两汉因为皇帝强化皇权的欲望而必然走向从内部毁灭的道路。那么，如果刘彻和刘秀这些皇帝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又是什么情况呢？应该就是帝国从外部毁灭了。今天的史家从全球视野考察历史发展时，发现了古代欧亚大陆上的“跷跷板”。在这个跷跷板的西端是欧洲，东端就是中国。位于这两端之间的是形形色色的游牧民族。当欧洲崛起强大的帝国时，中间的游牧民族就被迫东迁，而中国产生强大帝国时，游牧民族又纷纷西迁。汉、唐帝国凭借中央集权的巨大动员力，屡次重创周边少数民族，迫使其向西迁移。当时欧亚游牧民族的分布趋势是自东而西、由强渐弱。匈奴、突厥这些民族虽然败于汉、唐帝国，一旦西迁又所向披靡，最终给罗马帝国和后来的欧洲国家带来所谓蛮族入侵的深重灾难。试想如果汉朝皇帝未能满足强化皇权的欲望，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动员力将无法形成，那么后来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局面恐怕就会提前出现。再对比中国历史上众多因为经济破产而经由农民战争灭亡的王朝，我们也看不出不能解决根本经济问题的两汉有任何出路。由此看来，两汉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免于毁灭的命运了。只不过，两汉的君主专制和官僚机制还没来得及发展到宋、明那样登峰造极的水平、非有自下而上或异族之力不能摧毁，就被迫从内部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