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贤编著的《我与书的自传》主要讲述了作者爱书、藏书、与书结缘近半个世纪的故事，读之畅快，为之感动。本书作者已出版了收藏图书系列专著近二十余种，在藏书界、文化界知名度颇高，影响很大，他把自己对书籍的热爱、珍视都倾注在本书稿之中。在本书中的搜书、藏书、读书、写书各篇，都渗透着“结合体”的血肉影子。

张泽贤编著的《我与书的自传》不分章节，《我与书的自传》收文65篇，是从原先写作计划中选出的五分之三，大致分为五部分，每部分的文章有多有少，有“书缘”源头的故事，有淘书的途径，有识书的感悟，还有写书著文的“秘闻”，以及与版本有关的人物等等。

自序

外公书房的线装书

小阁楼看书、听书

读书后花园

抄家与书

第一种真正的藏书

镇上茶馆听书

母亲的手抄本

“皖南事变”中的父亲

绘画、雕塑、拉琴与书

手电筒与连环画

拷浜头湿书

想起陈瑞龙

因书得“祸”

抽第一支烟和读第一部译作

油印的桥牌书

搬家失书记

“286”与电子书

编副刊与搜书

京剧与鳖壳脸谱

题名“犬圈斋”

读书图“题跋”

上海文庙书市悟道

暑目淘书记

我的淘书旧地图

京城觅书记

荀家淘书小记

正中书局及其他

作家“活宝”章衣萍

内山完造与他的著作

周越然版本“三鼎足”

许钦文版本“借光”

长寿与短命作家

集缀“创造社丛书”

钟情现代文学线装书

土纸本情感

淘得第一种签名本

第一收藏专题“有关作家的版本”

搜寻旧版年鉴

“文革”版“朝霞丛刊”

野夫的《中国合作运动史木刻画集》

杜祠与《杜氏家祠落成纪念册》

拍卖品《南通方言疏证》

搜寻《爱俪园奎景之写真》

旧版本拍卖记

大学“逍遥期”读书记

下乡催粮读词谱

我的第一本著作《南浔随笔》

《民国奇人张静江》夭折记

《游踪心迹——自说自画》孕育记

《民国书影过眼录》重见天日

《民国版画闻见录》脱胎记

《书之五叶——民国版本知见录》三印记

中国现代文学版本闻见录系列“慢笃记”

我与《民国出版标记大观》

我编“浦东文化丛书”

叹朱东润

忆赵景深

读刘大杰

想施昌东

可扬版画

与朱金顺书

《季修甫文集》

草根作者

附录

“远东收藏系列”年会断想

皈本二题——《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典》、《董桥七十》琐谈

自跋

从我记事开始，最早认识的“书”是线装书，以及与“书”相连的外公。

外公王汝爵，据母亲说他是位开明绅士，祖上曾是光禄卿，掌管过皇室的膳食，到他这一代，还留有一些地产和房产，房产有两处，一处是四进深园，每进两边是厢房和花圃，第四进墙后有个精致的小花园，再后是个足有四个篮球场大小的后花园，如今我还记得那里树木疯长、杂草丛生、已经破落的景象。最后一进是大堂，名“清源堂”，堂中摆放着厚实的清式红木家具，桌椅背底都刻有“清源堂”堂名，坐在椅上就能感觉出有着一种硬邦邦的威严，但此时的“威严”早已烟消云散，已经感受不到那种曾经有过的气派……

这时53岁的外公与5岁的我，就是在这种已经感受不到的气派中生活着……外公的小书房，就在四进厅堂边门的第一间，仅10平方米左右，一式红木家具，记得是高贵脱俗的明式家具，简洁而清雅。早上，我先敲房门再进入，扶着书桌，脚踏搁脚，坐上太师椅，摊开《欧阳询九成宫》碑帖，手握毛笔，开始习字——这是外公每天为我布置的功课。在握笔写字前，我一眼便看见在左侧放着镶有上下两夹板的线装书，有一册放在旁边翻开着，一眼就瞥见了夹板上写的当时还不认识的字。直到这些线装本“传”到了我的手中，这才知道这几个字是《大学衍义》，一函，全10册，43卷，同治十一年（1872）浙江书局校刻。

那天，外公特地为我指定了《欧阳询九成宫》中的一个“金”字，嘱咐我今天只写一个字，要写两张，写好后要评奖……说完后便走出房门。我在椅子上端端正正地坐了大约一个小时，其中大概有10分钟，是好奇地拿起旁边的线装书一页页翻看，只是好奇，除“大”、“人”、“天”等几个字认识外，其他都是“陌生人”。我这天一共写了三张“金”，算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外公看后高兴地摸着我的头说：“好，这样很好！”随后便拿起一张仔细地看着，还不时地用笔在“金”字旁打小圈，被打圈的算作“优秀”。最后数下来，一张纸有16个字，三张纸48个字，被打圈的共有28个字。“好，写得好，比以前有进步……”外公边说，边选中了其中一个“金”字，用剪刀方方正正地剪了下来，在背面涂上浆糊，随后搬了个方凳到门边，站到凳上，把这个“金”字端正地贴在了门沿上，下来后还站在那里欣赏，嘴里不时地说：“这个金字写得最好，我要给你一个奖，果酱黄油面包！”

外公真的拿来了面包，并亲自为我把果酱和黄油涂在面包上，“吃吧，以后只要写得好，就有果酱黄油面包……”外公说完就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实话，在我的记忆中，外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能这样高兴地笑起来，说明我的字确实写得很好……这“果酱黄油面包”，几乎便成了我这辈子早餐的固定餐谱，直到如今还是我的早点，烙印之深，因为来自童年……

其实，这种经历还形成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一直延续至今，只要有人说我的字写得好或者不好，都会想起那个“金”字，以及那个写得很好的“金”字而得到的果酱黄油面包……曾记得有好几次与原上海电视台台长、复旦大学学长盛重庆吃饭，他不时地夸我的字写得漂亮，并说正是看到这手漂亮的字，才写了推荐信给浦东新区的组织部长，把我从江苏南通调到了上海……这虽是戏话，但使我大大地自我满足了一下，眼前冒出的尽是“金”字，以及带有笑脸的外公和那本摊在桌上的线装书——三者就这么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让我感到那是一种机缘的必然，似乎就该这么联系在一起，直至永远。

现在回忆起来，摊在书桌上的线装书，还只是外公藏书的一小部分，在书桌前的开架红木书柜上还整齐地放着三层版本大小不一的线装书，有的用夹板夹着，有的有函套，用象牙签系扣着；在书桌背后的双门书柜中，还藏有不少线装书，这些书我从来没有看见外公拿出来看，在我的心目中是一种神秘，之后这些书也不知流散到了什么地方。除线装书，还有名家字画和成扇。在外公逝世10多年后，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才发现了那些曾经摆放在开架书柜上的部分线装书，它们都成了我的藏书。而那些字画和成扇，早已不知消失在何处了。记得外婆曾经对我说过，这些线装书是她偷偷地留下的，并说这是外公说过要给我的……其中还留有那本幼年时临的字帖，如今还留存在我的书库中，封面封底皆破损，但上面却留有外公和我的手印，肉眼虽看不见，但我相信它会永远留存。在封面与封底均有毛笔写的：“漎溪清远堂藏”，我认得出这是外公的手迹。“漎溪”是法华镇的古名。

有一次，我专门抽空整理这批线装书，挑了一些自己认为值得收藏的版本，其他的都委托南通书友沈文冲在他开的旧书铺里寄售，放了一年多，无人问津，只好又从南通带回上海，重归寒舍——与书的缘分，并不是想立马割舍就能割舍的，千丝万缕、断断续续，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啊！

这些线装书并非宋椠明刻，但也是历经百年的“老祖宗”了，至今仍躺在我的书柜里，无声无息、默默无闻。每当我静对它们时，脑海中只有四个字：书缘之源。

我最初认识的是线装书，然而随后与之结缘的却是民国平装书，始终未涉足或是未敢涉足于线装书，缘分的“阴差阳错”，便这么决定了我的版本收藏与研究走向。还是应了一句老话，不过是它的反面：有缘也难成眷属……P1－4

我写的这本书，原名《与书有缘》，“我与书的自传”只是个副题。如今把副题变为主题，舍去了原来的书名，其中的原由倒是可以叙述一番的。

记得最早引起我对“书缘”关注的是唐搜先生的一篇文字，可惜如今实在记不清是在哪一本著作的序跋中看到的，是对“书”的最终感叹，让我刻骨铭心。唐先生说：“我已经开始厌倦书……”当然他说这话是有前提的：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当拿起一本书时，己无愉悦与快乐，而只感觉它的沉重会让人压抑与窒息。如果说，人与书是有缘的话，那么这种感觉已经是到了“缘分完结”的尽头——看来，与书有缘的人，最终的结果应该大同小异。因此，只要一看到“书缘”两字，便会想到一生爱书、一生读书、一生写书的唐弢先生的最后时刻，会感觉到我与他一起站在了镜子里的痛心疾首。因此，我不想用“书缘”作题，也怕用“书缘”来描述我与书的所有一切……当然，唐先生的这句“惊世骇俗”的话，也曾激励过我，曾暗下决心：我必须在厌倦书之前努力做一些与书有关的事情，比如搜书、读书、写书，要把其中的愉悦传给后世，决不能使自己一丝一毫开始厌倦书的情绪去影响后辈的读书人。

这是其一。其二，据我不完全统计，带有“书缘”，或者与此书名相似的图书，大概不下五六十种，如章品镇的《书缘未了》、唐德刚的《书缘与人缘》、古剑的《书缘人间》和欧阳文彬的《书缘》等。虽然这一切都是在并未到“开始厌倦书”之前所写的，还充满着激情与兴奋，人的精神年龄是年轻的，书的外表、内在都是美妙的，人与书都还未到垂暮年的皱纹形象。不过，即便是这样，我仍不愿戴着别人的面具，跟在别人后面去炫耀自己与书的缘分。

其三，我也曾“研究”过“缘分”的出典。比如缘分（亦作缘份），是中国文化和佛教的一个抽象概念，是人之间一种无形连结，又是某种必然存在的相遇机会与可能。“缘分”即因缘、机缘，“缘”为梵语，经典解释是“原因”，往往合称为“因缘”。另外还有一则更其玄乎的有趣故事：有人问隐士什么是缘分？隐士说：“缘是命，命是缘”。此人不解，去问高僧。高僧说：“缘是前生的修炼”。此人更不解，就去问佛祖。佛祖不语，用手指着天边的云。只见云起云落，随风东西，此人终于茅塞顿开：缘如风，风不定。云聚是缘，云散也是缘，缘分就是可遇不可求的风……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无法完全顿悟其中高深玄妙的哲理，但我总算领悟到了一点：聚散皆是缘。如果说，人与书有缘的话，一开始的聚书、藏书是缘，到最终失书、散书同样是缘，虽然我已经更多地悟到了“散缘”的存在，在不少场合“推销”我的“人到七十要散书”，还在“孔网”上注册了一家“南浔子书屋”，不时地散出我的一些盖有藏书印或贴有藏书票的1日版本，但我仍感到还未到真正“散缘”来临的时候，因此不用“与书有缘”作书名也就顺理成章。

顺理成章的结果便是把书名改为《我与书的自传》。这里所说的“自传”，并非一个人的自传，如《毛泽东自传》、《多列士自传》和《托尔斯泰自传》等等，而是“我与书”的自传，是一本不可分割的人与书的“结合体”的自传。我从一开始认字就与书“结缘”，然而当年并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缘”，更不知这就是“可遇不可求的风”。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感悟到是有这么一股“风”，这“风”大概就是人的家学渊源、人的顺逆境遇、人的苦乐环境、人的不懈追求，等等……那是与人的一生有着直接与间接关系的所有“元素”，而这些“元素”又可以说是始终变幻不定的，这便构成了“我”这么一个人。而“书”却相对稳定，但它又往往处在一种极其“被动”的地位，时而受人“呵护”，时而又任人“宰割”，命运的大起大落，往往又与那股“风”的渊源、境遇、环境、追求密切相连。“我与书”彼此糅合，甚至粘合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我与书”的结合体。

在《我与书的自传》中的搜书、藏书、读书、写书各篇，都渗透着“结合体”的血肉影子，有喜悦、兴奋、懊恼，也有痛苦、幸福、升华！

愿我的所有情感，哪怕散尽了我的所有藏书，书的影子仍将伴随着我。

并能从书的影子里，能够永远看到我。

书中影，影中我，这大概就是“我与书的自传”。

是为自序。

我动笔写此书的一个主要动因，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编辑黄政一先生的一席话。

他对我说：“我与您合作将近10年，相当愉快；您与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缘分实在不浅，出版社虽然换了几届领导，但一个人能在同一家出版社连续10年出版将近20多本谈民国版本的图书，这在全国实属罕见。您的低调处世，我很佩服，但如今时机已到，尽可以把您与书的故事公之于世，告之于人了！”

政一兄讲的这番话，最为触动我的是“时机”两字。虽然政一兄讲的“时机”是指出书时机，但我想到的却是更宽泛的“时机”。当我在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谈民国版本的第一本书之前，我已经断断续续与书结缘了将近30多年，期间一直与文字打交道，编报、编书是“正业”，而淘书、读书、研书只是“副业”，在“正业”之余总算想尽办法出版了一本属于自己的随笔集《南浔随笔》，然而淘书、读书、研书所孕育出的一个美好“理想”却始终还隐藏在心灵深处…·”这“理想”，与我对“书缘”的认识有着直接关系。我认为：书缘的最高境界是出书，那是“缘果”，也就是佛教中所说“终成正果”的意思。人的书缘如果最终不成正果，那么这辈子与书看上去有缘，而实质是无“缘”，就如浮云，瞬息即无，最终消逝的是人与书的生命，给后世未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

我与书的第一个“缘果”是《民国书影过眼录》，此书的出版孕育虽然极其艰难，但总算还是“生”了出来，虽还幼稚，但“手脚齐全”，相当健康；接着是《书之五叶——民国版本知见录》，那是一种宣示，读者是可以从中听出我向民国版本研究开步走的声响；随后则如江潮澎湃，接连出版了一二十种介绍与研究民国版本的图书，仅2008年和2009年两年，平均每年出版图书多达六种，达到了修成“正果”的顶点……所有这些“修成”，靠什么？靠的就是“时机”！

首先是“大环境”，国家处在盛世之年，原先的所谓“禁区”逐渐被开明政治所打破，对“中华民国”的研究，对“中华民国”版本的研究都成了未开垦的“处女地”，民国版本的“解禁”，又为淘书者与研究者打开了一扇大门，谁先闯入处女地和大门者，谁就优先拥有了“话语权”；同理，谁最后离开人世，谁就最终拥有“裁判权”。

其次是“中环境”，用我的话说就是有明智、远见与魄力者所领导的出版社以及手下有头脑与能力的编辑，只有这样的当家人才会从刚刚冒出的萌芽中看到希望，看到所展现出的一大片美好天空。如果没有当年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张跃进先生的全力推进和鼎力相助，也许就没有远东社所开辟的一条大道，也许就没有我的“一片美好天空”。他向政一兄发出的“快马加鞭”指令，令政一兄废寝忘食、脚踏实地地苦干；又令我这个已退休的老者昂首扬蹄，奋勇向前。三者的默契配合，居然都成“正果”，其核心理念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为传统文化续脉”，大好时机，不能虚度！

再次是“小环境”，那就是我个人的环境：1997年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我也从江苏南通调回上海浦东新区工作，在有了一定经济实力后，也便有了每周日不管刮风下雨都到文庙“高开高打”的淘书经历，总算抓住的“淘书黄金尾期”，所获旧版本为我的研究打下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由于我是记者、编辑出身，文字功底和电脑文字处理能力相对领先于其他研究者，电脑文字处理的速度基本能与思维同步，这在同龄者中是极为少见的，出书的速度如此之快，这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试想，怀有一个美好理想，再加上诸多有利条件，“正果”的修成也便成了一种必然。

当然，修成的“正果”并非十全十美，瑕疵纰漏，在所难免，受到批评甚至指责、讽刺、挖苦，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只要没有错过机遇，浪费生命，经过一番努力而成“正果”，那么任何委屈都是能忍受的，任何怨怼都是能化解的，因为我清晰地明白一个道理：任何机遇都是一晃而过的，过去了也便再也不会出现！

大的机遇没有浪费，那么小的机遇：写一本我与书的自传，当然更不能放过。

不能放过的主要理由是，我已经“有资格”来写这样一本书：涉足民国旧版本四五十年，在最近10年间出版超过20本介绍和研究民国版本，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版本的著作，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也拥有了一批欲求与之交流的书友，这可从与他们的电话与通信中知晓，他们确实很想知道我这样一个普通爱书者，真正涉足民国版本研究时问并不算太长的人，是如何淘书、读书，并用自己的著作作为铺垫而走过来的，其中的原因、方式和感悟到底是什么，这些感兴趣的想法，正是这本我与书的自传要告诉书友的。

全书不分章节，因为较难截然分开，为了稍有清晰眉目，在目录中只用空格分隔，并无什么严格的意义。全书收文65篇，是从原先写作计划中选出的五分之三，大致分为五部分，每部分的文章有多有少，有“书缘”源头的故事，有淘书的途径，有识书的感悟，还有写书著文的“秘闻”，以及与版本有关的人物等等。附录收有两文，《远东收藏系列年会断想》是新作，从未发表过；《版本二题》2012年7月20日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很想推荐给书友一读。

最后，我要在此以真诚的情感感谢上海远东出版社的三届领导：为出版《民国书影过眼录》费神出力的陈达凯先生；为我大开绿灯、加大马力出版图书的张跃进先生；为继续出版版本类图书并有更高要求的高克勤先生。当然也忘不了始终相陪左右的朋友黄政一先生，以及其他出面或不出面的帮助者和关心者。如果说，我的这些已经出版或将要出版的图书会给百年之后的爱书者和研究者留下民国版本珍贵史料的话，一切功劳都将归功于你们——历史会有定论，并以此为“定格”。

我与书的自传，至此告一段落，因为人尚在，书尚存，自传还会继续下去，如可能的话，应该还会有《我与书的自传》续集……

因为我奉行的是：生命不息，写书不止！

张泽贤

2012年8月18日于上海浦东犬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