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若悬河(演讲的技巧修订版)》(作者吴礼权)系著名修辞学家、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历史小说家,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礼权博士所著。2004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作为“中华语言魅力丛书”之一种出版,深受学术界好评与认同,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陈建民先生曾专门撰文评论,高度赞扬。2005年获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图书一等奖(吉林省政府奖),2006年被评为吉林省首届“新华杯”读书节读者最喜爱的十种吉版图书,2007年被评为吉林省新闻出版奖图书精品奖。
修订版相较于原版,在内容版式上都有了改动。除了相关材料的更新,还有文字上的改动。既保持了原书行文风行水上的风格,又体现了持论严谨扎实的特点,学术性与可读性兼顾。
《口若悬河(演讲的技巧修订版)》(作者吴礼权)运用语言学、修辞学的学理,分类分析了原始演讲材料,用接近口语的语言与普通读者亲切交流,实用又有趣。《口若悬河(演讲的技巧修订版)》作者从大量的演讲实例中归纳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修辞学的理论进行分析阐释,帮助读者掌握语言技巧。
这可表示古代人对于自由的意义,就是“自由作主”的意思。
二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与三千多年所记载的历史,对于自由这种权力,自由这种意义,也可说明中国人对于自由的崇拜,与这种意义的推动。世界的自由主义运动也是爱自由,争取自由,崇拜自由。世界的历史中,对这一运动的努力与贡献,有早有晚,有多有少,但对此运动都有所贡献。中国对于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批评政府的自由,在历史上都有记载。
中国从古代以来都有信仰、思想、宗教等自由,但是坐监牢而牺牲生命以争取这些自由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在中国古代有一种很奇怪的制度,就是谏官制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院。这种谏官制度,成立在中国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之前。这种谏官为的是要监督政府,批评政府,都是冒了很大的危险,甚至坐监,牺牲生命。古时还有人借宗教批评君主。在《孝经》中就有一章《谏诤章》,要人为“诤臣”、“诤子”。《孝经》本是教人以服从孝顺,但是君王父亲有错时,作臣子的不得不力争。古代这种谏官制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一种传统,就是批评政治的自由。此外,在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史官,就是记载君王的行动,记载君王所作所为以留给千千万万年后的人知道。古代齐国有一个史官,为了记载事实写下“崔杼弑其君”,连父母均被君主所杀,但到了晋国,事实真相依然为史官写出,留传后世。所以古代的史官,正如现在的记者,批评政治,使为政者有所畏惧,这却充分表示言论自由。
以上所说的一种谏官御史,与史官制度,都可以说明在中国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尚未成立时,就非常尊重批评自由与思想自由。
中国思想的先锋老子与孔子,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者。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老子所代表的“无为政治”,有人说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反对政府干涉人民,让人民自然发展,这与孔子所代表的思想都是自由主义者。孔子所说的中庸之道,实在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态度,这可从孔子批评当时为政的人的态度而知道。孔子当时提出“有教无类”,可解释为“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没有界限”。这与后来的科举制度,都能说明“教育的平等”。这种意见,都可以说是一种自由主义者的思想。
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在二三千年前,这种思想能被提出,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者的传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孟子给读书人一种宝贵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在春秋时代,因为国家多,“自由”的思想与精神比较发达。秦朝统一以后,思想一尊,因为自由受到限制,追求自由的人,处于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环境中,要想自由实在困难,而依然有人在万难中不断追求。在东汉时,王充著过一部《论衡》,共八十篇,主要的用意可以一句说明“疾虚妄”。全书都以说老实话的态度,对当时儒教“灾异”迷信,予以严格的批评,对孔子与孟子都有所批评,可说是从帝国时代中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再举一个例:在东汉到南北朝佛教极盛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君王梁武帝也迷信佛教。当时有个范缜,他著述几篇重要文章,其中一篇《神灭论》,就是驳斥当时盛行的灵魂不灭,认为“身体”与“灵魂”,有如“刀”之与“利”。假如刀不存在,则无所谓利不利。当时君王命七十位大学士反驳,君王自己也有反驳,他都不屈服,可说是思想自由的一个表现。再如唐朝的韩愈,他反抗当时疯狂的迷信。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痛骂当时举国为佛骨而疯狂的事,而被充军到东南边区。后又作《原道》,依然是反对佛教。在当时佛教如此极盛,他依然敢反对,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精神。再以后如王阳明的批评《朱熹》,批评政治,而受到很多苦痛。清朝有“颜李学派”,反对当时皇帝提倡的“朱子学派”,都可以说明在一种极不自由的时代,而争取思想自由的例子。
在中国这二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宗教思想史中,都可以说明_中国自由思想的传统。
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时代,已经到了“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容忍”与“不容忍”的斗争。今天我就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我们老祖宗为了争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批评自由的传统,介绍给诸位。今后我们该如何地为这自由传统而努力。现在竞还有人说风凉话,说‘自由’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胡适《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P47-49
这本小书,连同《传情达意:修辞的策略》、《能说会道:表达的艺术》,都从属于吉林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的个人丛书“中华语言魅力丛书”。
这套丛书出版后,承蒙读书界与学术界朋友的厚爱,发行情况颇是不错,第一次印刷就有2万多册。后来还先后获得不少奖项,让我受宠若惊。记得是2005年底,当时我在日本做客座教授,责任编辑张景良先生给我发电子邮件贺年,同时告诉我一个消息,说这套丛书获得了“长白山图书奖一等奖”。2006年,我结束日本客座教授任期回到上海后,年底又收到了张景良先生的电话,告知2006年12月这套丛书在吉林省首届“新华杯”读书节被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十种吉版图书”。当2006年刚刚过去、2007年的新年日历刚刚翻开时,张景良先生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中华语言魅力丛书”2007年1月获得“吉林省新闻出版奖(政府奖)”图书精品奖。这更让我深受鼓舞,觉得当初勇敢地抛弃一切,花那么多时间完成这套丛书还是值得的。老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实在言之不虚。
2009年2月至6月,我受聘为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教学之余,我常在台北市的书店流连,无意间竞发现了我在学生时代所写的试笔之作、199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言辩的智慧》。没深入台湾书店还不知道,一旦深入,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本小书在台湾竟然有国际村文库书店、林郁出版社、台原出版社、新潮社等四家出版社的不同版本,近20年间一直在台湾市面上保持常销的状态。这一发现,既让我深受鼓舞,又让我纳闷,我什么时候授权他们大印特印我的书了?在非常讲究“智慧产权”的台湾,竟然也有这等盗版成风的情况,实在让我不解。最近上网又发现,大陆的一家出版社没经过我授权,竟然也无视我的智慧产权而印刷销售我的这本20年前的书,真是岂有此理!
我之前在台湾出版过很多学术著作,与包括台湾商务印书馆、远流出版公司在内的顶级出版社都有密切联系。有一次,在与台湾商务印书馆主编李俊男先生谈到《言辩的智慧》一书时,他也很有兴趣。但是,我告诉他,我还有比这一本更好的书,就是指这套丛书。他一听非常兴奋,遂让我给他看一看电子版。我给他看了一部,他立即决定引进版权。于是,我就从中牵线。但是,最后因为版权纠葛,没有做成。从台湾回到大陆后,突然收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编辑毛永波先生的电子邮件,说看到我很多书都想引进。毛先生是我在复旦大学时的同学,研究生毕业后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高就。之后,我们几十年没有联系,直到接到他的邮件,这才知道他的最新动态。于是,我将在大陆发行得很好的《语言策略秀》的繁体字版权给了香港商务印书馆。不久,香港商务印书馆将此书改名为“中文活用技巧:妙语生花”,以繁体字在香港上市。没过多久,香港商务印书馆会计科与我结算版税时,竟然已经销售了1000册。这个数字在大陆不算什么,但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实在是个大数目。要知道,莫言在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香港文学界引进他的作品卖了几十年也没卖出几百本。可见,香港的读书风气并不盛。受到这一鼓舞,香港商务印书馆又与我签订了好几本著作的繁体版权,其中就包括这套“中华语言魅力丛书”,说一俟在大陆的版权期限满了,就在香港市场推出。
其实,与此同时,大陆的两家出版社也早已看中了这套丛书,责任编辑跟我达成了口头初步意向,有一家还将此列入了年度出版计划中。但是,我一直犹豫,没跟他们签订出版协议。因为暨南大学出版社人文编辑室主任杜小陆兄不断给我打电话,也想要这套丛书。我因跟别的出版社有约在先,所以好几次都只好坦言说明实际情况。可是,小陆兄并不放弃。每个星期都跟我通电话,谈我在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几本著作的编辑进度。每次在通话结束时,他都不忘提及这套丛书。我考虑了好久,感于他的诚意,也考虑到这套丛书的版权期限将满,可以考虑修订再版的问题了。于是,向小陆兄提出一个过分的要求:只给简体版权(因为繁体版权我已经授予香港商务印书馆了),而且合约期限是五年而非十年。这些要求,小陆兄都爽快地答应了。在此情况下,我这才开始动笔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部分修订。之所以只进行部分修订,而不是“大修”,一是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二是想保留原来的面目,不想用今天高度的我拔高十年前的我,那样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最后,衷心希望这次的修订版能够带给读者新的印象,并希望能继续得到广大读者的厚爱。否则,便辜负了暨南大学出版社领导的支持,辜负了杜小陆先生的期待。
值此机会,衷心感谢十多年来一直对我的这套丛书给予厚爱的海内外读者朋友,没有大家的厚爱,它恐怕早就被人遗忘了。衷心感谢暨南大学出版社及出版社的领导、编辑部主任杜小陆先生的盛情厚谊,感谢责任编辑的辛劳,感谢为这套修订版丛书在校对、印刷、销售等工作环节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暨南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
吴礼权
2013年4月28日于复旦园
本书系著名修辞学家、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历史小说家,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吴礼权博士所著,2004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作为“中华语言魅力丛书”之一种出版,深受学术界好评与认同,已故著名语言学家、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陈建民先生曾专门撰文评论道:
读王力、吕叔湘先生的著述,领会的深浅是自己的水平问题,根本不存在读不懂的感觉。而今,为什么一些不见经传的人写的文章,我们却完全读不懂呢?是自己理解能力退步了呢?还是年轻人的文风有问题了呢?久思不得其解,最终想到了西方哲学家叔本华说过的一段名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把一个普通的道理讲得让很多人不懂更容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把一个深刻的道理讲得让很多人都懂更难的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令人读不懂的著作与文章,并不是因为它见解多么高深,而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和新意,就只好借那些令人弄不懂的新名词新术语和曲里拐弯、绕来绕去的表达方式叫人感到莫测高深。而读了吴礼权教授的这套丛书,感觉则完全不同。他的书中所提出的观点,所总结的语言表达规律与技巧,都是他长期研究的心得,内容比较扎实。还有书中百分之八九十的篇幅都是作者自己博览群书,从古今各类典籍中找来的典型而生动的例证和紧扣这些例证的具体分析。他的行文有口语之活泼明快、流转自如之长,无口语之破碎繁复、节奏缓慢之短,这得益于作者多年研究口语修辞炼就的功夫。可以说,作者这三本书无论是学术见解还是学术资料,都是“硬通货”。正因为作者书中有“硬通货”,加之作者本身就是研究语言学与修辞学有成就的专家,所以作者在书中对他所要表述的学术见解,所要向读者传达的研究心得,所要传授的语言表达的相关技巧、规律等知识,往往都能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述方式,将深奥的学理浅易化,将枯燥的理论生动化,真正达到了作者预期的学术著作平易化的写作目标。书中引到的古代文献并不少,所讲的学理并不浅,但是在作者笔下,古奥的文言例证并没有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艰深的理论与学理阐释并没有使读者觉得乏味,反而觉得生动、浅易。因为作者善于用现代生动的语言化解古奥的文言,在不着痕迹的叙述中就把文言例证的故事及所涉及的典故解说得明明白白。这样,读者不仅获得了知识,也同时感受到一种阅读的快慰。因此,只要读者对此三书略略通览,便能感受到其可读性强的特点。可以说,他的文章是按叔本华的话身体力行的,绝无传统意义上的“学究气”,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深奥学理浅易化”“平淡情事艺术化”的一种全新的境界,凸显出年轻一代学者的独特魅力与崭新风采。(《语言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展示——评〈中华语言魅力丛书〉》,载《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第4期)
本书除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读书界更是受到了广泛好评,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语言类著作。2005年获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图书一等奖(吉林省政府奖),2006年被评为吉林省首届“新华杯”读书节读者最喜爱的十种吉版图书,2007年被评为吉林省新闻出版奖图书精品奖。
——暨南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