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的百年历史，是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史的缩影，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寻求教育兴国之路的生动记录。

顾明远、王淑芳二先生主编了《北京师范大学名人志》(大师篇)，从北京师范大学百余年历史丰碑上采撷的26位大师的传记，以年齿为序。他们有在音韵学、文字改革、国语运动等多方面做出骄人成绩的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钱玄同；有集古典文学、文物鉴定、绘画书法等多学科成就于一身的启功；有“不求做伟人，只求做真人”的陆宗达；有在文学、历史、绘画等领域名声斐然的王森然；有被称为“中国舞蹈艺术之母”的戴爱莲；有毕生献身体育事业的前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

在悠悠百年中，北京师范大学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仅有学科、学术发展历程，有学校对国家、民族贡献的光荣史，还应有学校历史上卓越人物的传记。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任何历史，都离不开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类人物，特别是对国家贡献卓著的优秀才俊。因此，人物传记应是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顾明远、王淑芳二先生主编了《北京师范大学名人志》丛书(含校长篇、大师篇、学子篇三本)，从北京师范大学百余年历史丰碑上采撷的七八十位杰出者著传，弥补了校史方面的名人传略的空缺。

《北京师范大学名人志》(大师篇)则采撷的26位大师的传记，以年齿为序。

序言

前言

高步瀛——博大精深的训诂考据大师

 身世履历

 爱国情怀

 教苑良师

 考据、注释学的巨大成就

 《文选李注义疏》

 《古文辞类纂笺》

鲁迅——“青年的吸铁石”

 早期的教育实践

 青年的导师

 在厦门、广州的教书、革命活动

 文化革命的主将

余嘉锡——德行醇正的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

 执教京师勤奋耕耘

 学贯古今著作等身

 识见宏通德行醇正

吴承仕——后学楷模的经学大师

 家世与受业章太炎门下

 精勤于业 潜心治学

 革新国学研究

 世界观的重大转变

 追求真理 勇往直前

 老成凋谢 后学楷模

杨树达——享誉海内外的语言文字学大师

 游学春秋

 京华壮游

 湖湘晚景

钱玄同——善疑善创的一代宗师

 传统文化营垒中的佼佼者

 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

 国语运动的舵手

 汉字革命的主将

 古史辨伪的坚强后盾

 音韵学大师和教育家

 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楷模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拓者

 童年、家学与求学生涯

 从科学救国到潜心史学

 受聘厦门、辅仁大学与从事中西交流史研究

 《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翻译和研究

 《中国行记》的介绍和研究

 学者风范

张耀翔——敢为天下先的心理学家

 寒舍走出的心理学家

 首倡心理测验和新式考试法

 首创心理学会和《心理》杂志

 始创民意测验

 晚年执著研究心理学

胡先骕——中国植物学奠基者

 家世与求学

 植物学教授与《学衡》主将

 研究所所长与大学校长

 蹉跎岁月

董守义——毕生献身体育事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立志体育的农民之子

 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

 杰出的体育教育家

 群众体育的热心倡导者

 国际奥委会委员

王森然——文化名人与“后文人画家”

 王森然

 “后文入画家”王森然

 关于王森然

黄国璋——中国近代人文地理学的先驱

 黾勉学习、传播经济地理学第一人

 主持地理系时间最长者之一

 多次大型地理考察的领导者

 我国地理教育刊物的首创者

 地理学会创始人之一

 杰出的爱国科学家

刘盼遂——古文献学家

 终身的事业——读书、著书与教学

 治学的路数——重师承尚开创

 卓越的贡献——广泛涉猎专攻疑难

 化雨春风——以身示范，传道解惑

穆木天——诗人、诗歌评论家、翻译家

 “东北大野的儿子”和“世纪末的悲哀”

 旅人的心

 新的旅途

 “我就要作桥”

 从不停息的脚步

黄药眠——独树一帜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百折不挠均革命文化战士

 独具学术个性的美学家

 身兼诗人、作家的文艺理论家

 文艺学教学的开路人

 钟敬文一中国民俗学的奠人和建设者“五四”之子

走出家乡——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成立杭州中国民俗学会

 求学扶桑

 挟笔从戎与避地香江

 建设新中国的民间文艺学

 新的驿程

武兆发——为科学献身的生物学家

 土窑洞中走出的洋博士

 生物学教育家

 生物切片专家

 “我信仰共产主义”

 “科学问题岂能盲从”

陆宗达——承先启后的训诂大师

 在皇朝与民国的新旧交替中度过少年时代

 在思想宽松的北京大学接近国学与参加革命

 拜黄侃为师进入章黄学派国学殿堂

 从事国学教学与研究成为章黄学派重要继承人

 为振兴国学奋斗一生成为当代训诂大师

 动荡惊险而真诚平易的一生

焦菊隐——话剧“中国学派”之父

 早期戏剧启蒙与戏剧活动

 对传统戏曲的研究

 艰难岁月中的戏剧研究与实践

 在北师大从教的日子

 创立焦菊稳导演学派

 生命的最后一幕

朱智贤——终生奋斗的心理学家

 刻苦学习的青少年时代

 奋发向上、生活清贫的青年时代

 解聘断炊全不顾强项宁折不弯腰

 努力拼搏壮心不已

 深知夕阳无限好不用扬鞭自奋蹄

 辛勤耕耘六十载五代桃李苞满树

周廷儒——中国新生代古地理学研究

 的奠基人

 师出名门

 研究中国地貌学的先驱与奠基人

 用区域历史发展的观点研究中国自然地理学

 开创自然地理学新生代古地理学研究

 毕生从事地理教育桃李满天下

白寿彝——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

 献身学术的一生

 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突出贡献

 史学史研究的开拓与创新

 中国通史研究与撰述的成就

 历史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李长之——卓尔不群的现当代文学批评家

 弃理从文，潜心德国文艺理论

 创作《鲁迅批判》的前前后后

 战争年代的教书著述生涯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多产岁月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

 曙光来临

启功——识见宏通的一代国学大师

 半文不受祖宗恩

 三进辅仁的传奇遭遇

 在北师大的经历

 学术研究

 诗词创作

 书法绘画

 书画鉴定

 学为师，行为范

张宗燧——才高意远的理论物理学家

 天道酬勤求学随愿

 海外深造硕果累累

 报效国家不懈追求

 献身科学命运多舛

戴爱莲——中国舞蹈艺术之母

 博采众长成就的舞蹈家

 为抗日责无旁贷

 寻访中华民族舞蹈之“根”

 莲子清如水

 从艺术家到舞蹈大使

 不同凡响的遗产

编后记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曾任杭州教育专署科员、视学。1912年，原同盟会等组织合组为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钱玄同虽是早期同盟会成员，积极参与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但上述两党均未参加。然而，他于文化上的革命却有着积极性和敏感性。

1917年，随着陈独秀被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也迁往北京。正是这年，钱玄同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支持新文化运动。他以通信和撰写杂文、随感等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通信的主要对象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吴稚晖、林语堂、周作人等。自1917年2月至1921年初，大约4年时间内，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通信、文章有七八十篇，以1918、1919两年为最多。所发的文章有《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反对用典及其他》《论世界语与文学》《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论白话小说》《论注音字母》《新文学与新字典》《文字改革与宗教信仰》等。这些文章涉及文学革命、汉字改革、统一国音、旧戏曲改革、提倡世界语、反对旧道德等诸多方面。

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钱玄同首次致陈独秀信函，题目为《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文中开门见山，直言道：“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公前疑其所谓文法之结构为讲求Grammar，今知其为修辞学，当亦深以为然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7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发表的钱玄同再致陈独秀信，即《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中说；“惟选学妖孽所尊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1917年7月2日，他在与胡适的通信《论白话小说》中，也写道：“玄同年来从事教育，深慨于吾国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应用，而彼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通之典故，肉麻之句调，戕贼吾青年，因之时兴改革文艺之思。”是钱玄同首先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一语中鹄的，第一次明确了文学革命的对象，可谓振聋发聩。

钱玄同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中，提出写作改革大纲十三事，其中有：以国语(白话文)写作；所选之字皆取普通常用者，约以五千字为度；规定语言的词序；书札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绝对不用典；在小学课本和报纸上注注音字母；写文章加标点符号；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用阿拉伯数码书写数字；用公元记事；书写方式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等。这些在今天看来是极普通的事情，而在20世纪20年代却是“奇谈怪论”。钱玄同最初的几次通信，就因为他能一语破的而引起陈独秀、胡适的高度重视。《新青年》屡屡发表钱玄同的通信、随感以及杂文等，不到一年钱玄同已成为《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了。1918年《新青年》的轮流编辑依次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6人。

对于钱玄同的加入，陈、胡等人都有记述和评论。陈独秀在回复钱玄同信函中说：“以先生(指钱玄同)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胡适后来在《新文学的建设理论》一文中说：“这时候，我们一班朋友聚在一起，独秀、玄同、半农诸人都和我站在一条路线上，我们的自信心更强了。”胡适在晚年撰写的《自传·文学革命的结胎时期》中说：钱玄同“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即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著名文字学家、字典编纂家黎锦熙先生也说：“提倡‘文学革命’的第一篇论文是胡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看题目就知道是不甚激烈的；第二篇是陈先生的《文学革命论》，才正式喊出‘文学革命’这个口号来，可是还不如钱先生《通信》和《随感录》的激烈。并且编辑人中，只有他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

钱玄同虽出身名门大家，但却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坚决要打破几千年来文字、文学、文化只为少数人垄断和服务的状况，提倡新文学，认为使用白话文写作，少用冷僻晦涩的典故，文章才更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更容易为民主制度服务。对于写作，他认为：“此十三事之中，第一事(国语写作)自然是根本上之改革。惟弟于第六事(绝对不用典)尤为注意。弟以为今日作文，无论深浅高下，总要叫别人看得懂。故老老实实讲话，最佳。”他又写信予陈独秀，建议在《新青年》率先使用白话文及书写为“左行横式”。在钱玄同的积极倡导推动下，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开始用白话文撰文，并采用新式标点。这是钱玄同宣传、鼓动的结果，是开我国使用白话文、使用新标点之先河。黎锦熙先生评论此事时说：《新青年》四卷一号“是中国直行汉字而用新式标点符号排印的第一本书，出版时许多人一见就哈哈大笑，以为怪物。”就是这个“怪物”，成为拯救了中国的文化的先锋，其意义深远，今天怎样评价都不为过。P89-91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教师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教师通过教书育人，将人类文明的火炬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教师的影响是深远的，教师的功绩是永存的。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就把教师看成一种最神圣的职业。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把教师誉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我国称教师是辛勤的“园丁”，是奉献自己照亮别人的“红烛”，是塑造有知识、有道德公民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为以培养教师为己任的北京师范大学，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

一百多年前，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志士仁人大声疾呼变法图强，强调“维新之本在人才，人才之本在教育，教育之本在教师”。在“教育是立国之本”、“办理学堂，首重师范”的理念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应运而生，开启了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先河。1908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独立设校发展为师范大学。在以后的百余年中，北京师范大学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现已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大学，成为全国师范大学的排头兵。

邓小平曾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希望在教师，而培养教师主要责任在师范院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北京师范大学任重而道远！

北京师范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铸就了“爱国进步，诚实勤勉，勇敢质朴，为人师表，博爱奉献”的优良校风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这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们为国家兴旺、为民族复兴办好师范教育的办学思想有直接关系。多次出任教育总长的范源廉校长曾说：“国家的兴衰、经济的发达、国民素质的提高、外交的强弱等，均与教育有关。”李蒸校长曾说：“民族之托命在教育，教育之本源在师范学生。”而对师范生的教育，校长们十分强调敬业与奉献。李建勋校长说：“教育是一种艰苦的事业。从事于此业者，必须有敬业、勤业、乐业的专业精神，即对教育有崇高的信仰，对所学有勤奋的努力，对教学有不倦的态度。”在办学思想上，他们强调开放求真，兼容并包，正如陈宝泉校长所说：“不墨守唯我独尊的谬见，对于中外学问事功，其爱憎取舍，论其实不论其名。”

师大的校长们刚毅坚韧、远见卓识，坚持思想开放、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因此，学校凝聚了一批著名学者和有志青年：教师中有鲁迅、钱玄同等思想深刻充满改革精神的战士；有杨树达、余嘉锡、高步瀛等博古通今的名家；也有胡先辅、董守义、黄国璋、张宗燧、武兆发等学贯中西的学者。学子中有成千上万如匡互生、陆士嘉这样慕名而来的优秀青年。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与诸多大师和学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杰出代表。

百余年中，在这些教育家嘉言懿行的引领下，北京师范大学有20余万优秀学子先后走出校门。他们奋斗在祖国的教育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上，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师大学子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革命家。如为改革教育无私奉献一切、被称为“苦行僧”的匡互生；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杰出教育家、哲学家李达；有著名教育家吴富恒、徐英超、侯外庐、陆润林、董渭川等；有著名物理学家汪德昭、陆士嘉；生物学家汪垄仁、俞德浚；有兼学者、作家、教育家于一身的公木、苏雪林、彭慧、冯沅君等；有学者出身的国家领导人杨秀峰、楚图南、周谷城；有坚持真理、直言谏诤的“铁书生”周小舟……师大学子中的佼佼者不计其数，他们只是俊彦中的杰出代表。

北京师范大学的百年历史，是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史的缩影，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寻求教育兴国之路的生动记录。  在悠悠百年中，北京师范大学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仅有学科、学术发展历程，有学校对国家、民族贡献的光荣史，还应有学校历史上卓越人物的传记。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任何历史，都离不开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类人物，特别是对国家贡献卓著的优秀才俊。因此，人物传记应是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顾明远、王淑芳二先生主编了《北京师范大学名人志》丛书(含校长篇、大师篇、学子篇三本)，从北京师范大学百余年历史丰碑上采撷的七八十位杰出者著传，弥补了校史方面的名人传略的空缺。限于篇幅，难以求多；人选者，事迹亦未必齐全。虽然遗珠累累，主编亦已尽心竭力了。希望读者能从名人志书中得到启迪和激励，以推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断进步！

2010年2月

《北京师范大学名人志》丛书，经过近3年的磨砺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熟悉或不熟悉的各界先生、朋友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北京师范大学的诸多名师学子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杰出才俊。大家都有一个鹄的：即弘扬北京师范大学学风校风、振兴教育，并以此促进社会进步。他们有的在百忙中拨冗撰稿；有的翻箱倒柜找出尘封多年的资料和照片；有的为我们审稿、定稿、提出宝贵意见；……

在此，我们要感谢所有为我们提供稿件的先生、朋友，特别是蔡春、张戡、聂石樵、王永潮等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仍辛勤笔耕；穆立立女士带病撰稿；……他们认真、负责，甚至忘我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其他作者恕不一一介绍。尤其使我们痛惜的是邓见宽先生没有等到丛书的出版就谢世了。

我们要感谢为丛书审稿的王文采院士、傅熹年院士、杨绛先生、宗璞先生、蔡春先生、魏群教授、马新国教授、王锦贵教授、徐迪生教授、郭大顺研究员、苏恺之研究员、赵增翰研究员，等等。在这些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们的稿件反复推敲，力求精益求精。

我们还要感谢国家图书馆和师大档案馆、校史研究室、校友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参加本套丛书工作的还有王明泽、邵红英等同志。

编者

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