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蒙的《白色的火焰》是写一个女孩在她青春成长期患上了一种莫名的疾病,她在反复地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逐渐长大成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也是一个让人深思的故事。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关于疾病的故事,它的让人深思之处也是因为它从一个病人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女孩洪婉霞生活在文革年代,她随从事科研的父亲迁移到了西北,却在这里患上疾病。她总是发烧,医生查不出来她的病因,她不得不一再住院治疗,在医院遇到了各色人等,也长了不少见识。随着文革的结束,洪婉霞发烧的病症似乎也得到缓解,她参加了高考,考上的北京大学,工作也很顺利,成为了某个部门的负责人,但有一天她让十岁的儿子去体检,体检的结果让她大吃一惊,儿子这么小年纪竟被查出种种不正常,而这种不正常只有成年人才会出现的,这让她再次想起了自己的患病经历,莫非自己体内还潜藏着热病的因子?这时候我们便发现,疾病在小说中获得了某种隐喻,一个始终也查不出缘由的“中国热病”对应着一段被称之为浩劫的文革历史,的确让人深思。
童蒙所著的《白色的火焰》是一部精微再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普通民众在巨大社会变革中“常态生活”的长篇小说。所谓常态生活,指的是无论大环境怎样地动荡不安,人民依然要回到柴米油盐中过居家小日子。《白色的火焰》主人公洪婉霞少年时代随父亲下放到“三线”,因患病而长期住院,她亲眼目睹了从北京到陕西,又从陕西到上海的社会民众的“当下”。世事可谓凌厉到极致,然而中国人立世的情怀是不变的。在恶的攻击下,他们隐忍、避让;在善的团结中,彼此体恤和怜悯……
人有病,天知否
一大群司局长跟在部长后面,亦步亦趋。他们是那么从容、那么得体!半年之后,当洪婉霞再次步入九鼎度假村时,眼前出现的便是这幅场景。所有的人都极具涵养、极具耐心,只有她例外,结果出了点洋相。不过,她知道自己“不可救药”,因此听之任之。
那是某部工作会议期间的花絮。早餐后,大家从餐厅直接去会堂,人手一个会议专用的公文包。部长在最前面,边走边与身边的人谈话。他步履缓慢,有时停下来,扭头看着旁边的某位下属,似乎对此人反映的情况表示震惊或怀疑。
部长人高马大,乌黑油亮的头发分外显眼。众人紧盯着他。他静止时,大家也停下来,屏声静气。待黑发在白墙和暖色的射灯之间缓缓移动时,大家才重新齐步走。
数十人小心翼翼地跟在领导后面,似乎前面有深渊,有雷池。宽敞明亮的走廊变得拥挤不堪,色调也暗了许多。洪婉霞困在人群当中。尽管她平时走路并不快,可这样走走停停的实在是别扭。她觉得大家过虑了,走到部长前面又怎么啦?现在又不是在主席台上,还讲究个先后次序。她按照惯常的速度行走,正好在走廊拐弯处赶上了部长。
部长看了她一眼,没吱声。洪婉霞想与部长打招呼,可不知说什么好,觉得有些尴尬。于是乎,她干脆什么也不说,加快步伐,率先进入会场。她的“僭越”成了饭后茶余的热点话题。同僚们或感叹其幼稚,或羡慕其率真,更有人爆料说她曾经反客为主,坦然地坐在部长宝座上。
对于人们的褒贬,洪婉霞均不理会,唯一想澄清的是所谓“鸠占鹊巢”事件。那是她第一次走进部长的办公室。部长不在,她四处打量了一番,发现办公桌的两边都有皮转椅,其中一把椅子的背后有三组书柜,按常规,这是主人的宝座。洪婉霞走到办公桌右边,在客椅上坐了下来。椅子很宽,她身体往后挪了挪,贴在靠背上。靠背就像按照脊柱和颈椎的曲线定制的一样,特别服帖、舒服,她不由得伸手摸了摸。
这时,部长走了进来。看到客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部长愣了一下,指指对面的椅子说,“请你坐在那儿。”洪婉霞异常窘迫,不仅涌到嘴边的客套话倏然消失,而且花费数小时准备的工作汇报腹稿也坠入忘川。
此事成为一则经典笑话,在干部食堂的饭桌上广为流传。一位同事觉得她不该犯如此简单的错误,“怎么能看书柜呢,应该看电脑,电脑屏幕朝哪边,哪边就是主人的位置。”
“部长桌上有电脑吗?我没印象,一进门就看到那排书柜。”
“没电脑可以看书籍、文件呀。从客人的座位看过去,文字都倒过来才对。”
“是啊,当时我怎么没想到呢?”洪婉霞再次感叹自己脑袋不够用,一根筋。后来,她从秘书那里知道,部长喜欢书柜正对着他,以便抬头就能看见一大溜书。他的藏书都是精装的,坚硬结实的外壳比书本身还有分量。
时隔六个月,洪婉霞再次来到九鼎度假村,不过这回不是来开会,而是写稿子。“非典”前,部长出席一个国际会议,要求洪婉霞准备一份相关的调研报告。本来,此任务由另一个部门承担,但部长看完初稿后不满意,决定另起炉灶。开始时,洪婉霞写得很顺手,最后写到“对策建议”时卡住了。为赶进度,洪婉霞专门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熬了无数个通宵,可两次送上去的稿子都被退了回来。眼看会期一天天临近,可报告还压在手里。洪婉霞决定把自己关在度假村,专心写作。在那里,不用洗衣做饭,甚至可以不管作息时间,没白天没黑夜,更重要的是,不会被人打扰。当然,如果搁在几年前,洪婉霞不可能这样大手大脚。有现成的办公室不用,跑到宾馆起草文件,太铺张了!
星期五下午四点钟,洪婉霞乘坐一辆商务车向西南郊出发。因为先生在国外长驻,家里没人,洪婉霞把儿子也带上了。汽车走走停停的,弄得她有些不安,对能否抵达目的地产生了怀疑。如果此时接到单位的什么电话,说不定她就得打道回府。
她一贯如此,人们认为铁板钉钉的事,她往往心存疑虑。如果做一项心理测试,洪婉霞一定会被心理学家判定为最缺乏自信的人。婚后,就连自己是否具备生育能力,她都没有把握,虽然没有任何一项医学检查表明她患有不孕症。
当医生说她怀孕时,洪婉霞半信半疑。她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吃什么还那么香,干什么还那么麻利。对她而言,“害喜”仅仅是影视剧中的某个情节,和她一点不沾边。在静谧的夜晚,她曾摸着隆起的肚皮,怀疑里面是否真的有一个安睡的小家伙。直到胎儿在自己的身体里手舞足蹈时,她才确信不疑。十个月后,重达七斤三两的儿子顺利出生。听着儿子嘹亮的啼哭,洪婉霞喜出望外之余,又闪出怀疑的念头。“这是真的吗?我养了这么棒的一个儿子!”她仔细地端详着他,抚摩着他。儿子的屁股上有一颗红痣,洪婉霞发现后不禁笑出声来,“真逗,我脸上的东西,怎么遗传到他屁股上了?”她鼻翼旁有一颗红痣。儿子似乎知道妈妈的疑虑,在她的眼皮底下茁壮成长,一天一个样;同时,也在她眼皮底下制造各种麻烦和烦恼。因此,他的小名叫闹闹。
当他们抵达九鼎度假村时,已经夕阳西下。望着度假村高大的门柱,洪婉霞自言自语道,“我还真来啦。”
度假村娱乐项目非常多,儿子玩了个痛快。而洪婉霞白天黑夜都坐在电脑前,不停地敲击键盘。她将调研报告重写了一遍。大功告成后,她带闹闹在度假村转悠。在体检大楼门外,她看里面人不多,提议去做体检。闹闹摇头,“我这种身体还用体检吗?要做您自己做吧。”
洪婉霞劝他,“做吧,正好没什么人,平时去医院还要花很长的时间排队。”
“我好好的做什么体检?”
“不一定非得病了才检查。”看到儿子仍然站着不动,洪婉霞把客房钥匙递给他,“我去检查检查,你回房间吧。”
“行!”闹闹接过钥匙,“后面有个亭子,我先到那儿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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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蒙的《白色的火焰》是写一个女孩在她青春成长期患上了一种莫名的疾病,她在反复地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逐渐长大成熟。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故事,也是一个让人深思的故事。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关于疾病的故事,它的让人深思之处也是因为它从一个病人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女孩洪婉霞生活在文革年代,她随从事科研的父亲迁移到了西北,却在这里患上疾病。她总是发烧,医生查不出来她的病因,她不得不一再住院治疗,在医院遇到了各色人等,也长了不少见识。随着文革的结束,洪婉霞发烧的病症似乎也得到缓解,她参加了高考,考上的北京大学,工作也很顺利,成为了某个部门的负责人,但有一天她让十岁的儿子去体检,体检的结果让她大吃一惊,儿子这么小年纪竟被查出种种不正常,而这种不正常只有成年人才会出现的,这让她再次想起了自己的患病经历,莫非自己体内还潜藏着热病的因子?这时候我们便发现,疾病在小说中获得了某种隐喻,一个始终也查不出缘由的“中国热病”对应着一段被称之为浩劫的文革历史,的确让人深思。
我不得不承认,疾病在作家们的笔下,常常成为了隐喻的对象。童蒙在扉页上引用了一段苏珊·桑塔格的话,正是这位美国作家,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疾病的隐喻》,她在这本书中表达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在现实中,疾病已经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隐喻,而这种隐喻妨碍了患者及早地治疗。所以她强烈反对疾病的隐喻,要求人们把疾病纯粹当成疾病对待。桑塔格本人就是一名病患者,一生都在与疾病斗争,显然她的观点直接来自她自己的切身体验,她一定亲身感受到了社会对病人的歧视。但她从不为疾病而感到羞愧,而是坦然接受治疗。她最初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她不仅做了乳房切除手术,而且就是在治疗过程中写出了《疾病的隐喻》一书。桑塔格最终死于癌症,但她为病人的尊严而发出的呼喊仍然在警醒着人们,让人们懂得应该公正地对待疾病和病人。然而即使如此,疾病的隐喻恐怕永远也无法消失。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说,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隐喻无处不在。美国语言学家纳可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活的隐喻》中指出:“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不仅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思想和行为中,我们赖以生存和思考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说都是隐喻性的。”将语言学家的观点与桑塔格的观点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就应该这样表述:我们并不一概拒绝疾病的隐喻,而是反对疾病隐喻中的妖魔化倾向,反对疾病隐喻而导致的对疾病的社会歧视。童蒙的《白色的火焰》仿佛是在做这样一种结合性的工作,一方面他呼应了桑塔格的观点,写出了一个女孩在治疗过程中是如何遭遇到疾病隐喻所带来的难堪、委屈和困惑。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了隐喻的力量,因此在写疾病的同时也在写社会,他把写一个连医生都无法诊断的“中国热病”与写至今让人难以回首的文革历史交织在一起,以隐喻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和质疑。我在阅读中就试图解开童蒙赋予“中国热病”的隐喻,我发现这个隐喻藏得很深。为此他还把笔触伸到了历史的纵深处,专门写了一段发生在汉代的疾病史。作者将野史、传说混杂在一起,自然不是要人们当成信史来读,然而他强调“中国不仅有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也有狂躁荒谬的热病史”,其隐喻性便昭然若揭。我以为,童蒙写作这部小说所作出的最大功绩就是他创造了“中国热病”这个词语。童蒙追溯到两千多年前,一场大火蔓延到了一位十二岁的公孙姑娘的体内,从此热病就成为了她的生命体征之一。这大概也就是“白色的火焰”这个小说标题的含义所在吧。这种热病就像是一种白色的火焰,它不像一般的火焰那么炽烈,红彤彤的,给人刺激,让人兴奋,也让人感到危险。白色的火焰不会让人感到兴奋、危险和恐惧,但它仍在那里燃烧,仍在那里吞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也许,我们都该警惕这种白色的火焰,检查一下它是不是正在我们的体内燃烧。
自古以来,文学就与疾病关系密切。德国评论家维拉·波兰特专门写过一篇《文学与疾病》,他甚至认为“一件艺术品的诞生,是否因为艺术家由于自己的疾病而产生一种扩大的、不寻常的感受能力,这种能力非显露不可。”有人还做过统计,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中,拥有完全健康身心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大部分不同程度地患有各种身心疾病。而许多文学经典也与作家的疾病有密切关系,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犯有癫痫病,他写了《白痴》,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就有他自己的影子。普鲁斯特一生都被疾病缠绕,他的《追忆似水年华》就是在疾病状态下完成的。疾病的体验也许对一个人来说尤其刻骨铭心,因为这是一种关乎生命的体验。我没有询问过作者童蒙,他在少年时期是否也得过不易治愈的热病,但我想这部小说中一定融入了他的亲身体验,因此才会显得那样真切生动。鲁迅先生也是一位对疾病有着深刻体验的作家,他的很多精彩思想就是由疾病引发出来的。最后我想引用一段鲁迅先生关于疾病的话作为这篇序言的结尾,因为我感觉童蒙的这部小说就是在履行着鲁迅先生的这段话。鲁迅先生说: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