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面对研究领域之外的那些读者，为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背景，让他们在读完本书之后，还希望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知识。换言之，《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质疑那些长久以来习惯性的范畴，并撰写出一部既富创新性又有说服力的新的文学史。

此外，《剑桥中国文学史》还有以下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首先，它尽量脱离那种将该领域机械地分割为文类(genres)的做法，而采取更具整体性的文化史方法：即一种文学文化史。另一个随着文学文化的大框架自然出现的特点是：本书较多关注过去的文学是如何被后世过滤并重建的。

由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一书乃是剑桥世界文学史的系列之一。与该系列已经出版的《剑桥俄国文学史》、《剑桥意大利文学史》、《剑桥德国文学史》相同，其主要对象是受过教育的普通英文读者。(当然，研究文学的学者专家们也自然会是该书的读者。)然而，剑桥文学史的“欧洲卷”均各为一卷本，唯独《剑桥中国文学史》破例为两卷本，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悠久的缘故。巧合的是，第二卷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在年代上大致与剑桥世界文学史的欧洲卷相同，且具有可比性。

与一些学界的文学史不同，《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不是作为参考书，而是当作一部专书来阅读。因此该书尽力做到叙述连贯谐调，有利于英文读者从头至尾地通读。这不仅需要形式与目标的一贯性，而且也要求撰稿人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互相参照，尤其是相邻各章的作者们。这两卷的组织方式，是要使它们既方便于连续阅读，也方便于独立阅读。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导论就是按照这一思路设计的。

本卷作者简介

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致谢

下卷导言

第一章 明代前中期文学（1375-1572）

第二章 晚明文学文化（1573-1644）

第三章 清初文学（1644-1723）

第四章 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1723-1840）

第五章 说唱文学

第六章 1841-1937年的中国文学

第七章 1937-1949年的中国文学

本章的讨论将从明初的几年开始，很多人认为这一过渡时期对中国文人而言是最黑暗的时代之一。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元代(1234—，1271—或1276—1368)，中国文人享有一定的自由(元代的开始时间仍在讨论中，或始于金灭亡的1234年，或是忽必烈可汗改国号为“大元”的1271年，或为南宋灭亡的1276年)。正如奚如谷在本书上卷所指出的，有元一代并无文字审查，这是因为蒙古皇帝“对汉族文臣的写作根本就不感兴趣”。1368年驱逐了蒙古人之后，朱元璋重新开始了对文学的控制，以儒家意识形态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如前所述，明初的很多文人成为“暴君”朱元璋的受害者。刘基(1311—1375)长期忠诚地担任朱元璋的谋士，他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更以治国能力闻名，但即便是刘基最终也触怒了朱元璋而遭免职。境遇更危险的是宋濂(1310——1381)，他同为朱元璋的文臣，一直为朱元璋所敬重，受命担任《元史》编纂总裁官。然而，他的孙子牵连了一桩谋反案，他几乎因此被处决。马皇后亲自介入营救宋濂，才使他免死流放。而宋濂的家人，包括父母、孙子和一个叔叔都被处死。在朱元璋清洗想象的“异己”的过程中，有数字称一万五千人被逮捕并处决。在所有的受害者之中，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历元而人明的高启(1336一1374)。

高启和英国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eel，约1340—1400)同代而生，乔叟一辈子太平无事，高启却不幸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年代。元末天下大乱，兵祸加天灾，干旱后紧跟着瘟疫流行，正如薄伽丘《十日谈》中描写的瘟疫。高启幸好生长在富庶繁华的苏州，在十四世纪的大动乱年代，苏州不仅是骚人墨客避乱的安乐窝，就是对比当时的欧洲，亦很难找出一个在各方面都优于苏州的城市。也正是在苏州，从未应考和出仕的高启成就了他的诗才，结交了，批文友。早在十六七岁，他便与张羽、杨基和徐贲号称“吴中四杰”，再往后，他与这三个能诗善画的文友又被纳入“北郭十友”的团体，且位居十人之首。这些年轻的诗人和书画家经常在姑苏城中雅集，诗酒酬唱，咏遍了城内外的风景名胜，其中咏狮子林的组诗在园林题咏中至今仍属脍炙人口的名作。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身处动乱的年代，这群文友却在苏州城求得了庇护。

无奈好景不长，1356年，出身盐贩子的张士诚率叛军攻占苏州，从此在这里割据长达十二年。张羽、杨基和徐贲均在胁迫下供职张氏小朝廷。高启则可能考虑到全身远祸，举家迁至附近一个名叫青邱的小山下居住。在创作于当时的名作《青邱子歌》中，诗人以“闲居无事、终日苦吟”的隐者自居。后来他离开青邱，漫游吴越达两三年之久。这次出游显然是在躲避来自张氏小朝廷的压力，从写于此间的托喻之作《南宫生传》即可看出，在这一充满危机的时期，诗人在漫漫旅途中进退维谷。《南宫生传》描写一个“藩府”屡次要把南宫生招到自己的幕下，但终于“不能得”，因为南宫生凭着机智脱逃了。而就在此时，接二连三的内斗和残杀终于敲响了苏州小朝廷的丧钟。尽管在张士诚的割据下，该城曾一度出现小小的文化复兴，但1367年，朱元璋大军兵临城下，很多文人学士相继逃亡，苏州城随即一片萧条，接着便在强攻下陷落。城破后，成千上万的当地士绅，包括杨基、徐贲等诗人均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出于仇视强敌张士诚的心理，朱元璋对占领后的苏州特别残酷无情。处此动乱中，高启旦夕自危，后来他赴南京，短期参加《元史》的编纂工作，但最终还是因文字招惹了杀身之祸，没能逃脱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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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两卷本《剑桥中国文学史》横跨三千载，从上古时代的钟鼎铭文到二十世纪的移民创作*，追溯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久远历程。在全书编写过程中，作者们通力合作，对主题相关或时段交叠的章节予以特别的关注，力求提供一个首尾连贯、可读性强的文学史叙述。我们亦认真考虑了每个章节的结构和写作目标，并斟酌在何处分卷以便于读者的理解。

当代中国的文学史写作浸润于两种传统之中：其一为中国古典学术范畴，其二为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史书写。出于对学术习惯的尊重，当代西方学者在介绍中国文学时往往袭用中国学界术语，对西方读者而言这些语汇常常难于理解。本书试图解决这些问题，采用更为综合的文化史或文学文化史视角，特别避免囿于文体分类的藩篱。对中国早期和中古文学而言这种方法较为适用，但应用于明清和现代文学则多有困难。虽然如此，通过清晰地架构总体文化史或政治史，我们还是有可能实现最初的目标。例如，上卷的唐代文学一章没有采用“唐诗”、“唐代散文”、“唐代小说”、“唐代词”等标准范畴，而是用“武后时期”、“玄宗时期”等主题，叙述作为整体历史有机组成部分的诗文、笔记小说等作品。与此相似，下卷关于明代前中期文学的一章分为“明初至1450年”、“1450—1520年”及“1520—1572年”，分别关注诸如“政治迫害和文字审查”、“对空间的新视角”、“贬谪文学”等文化主题。文体问题当然值得注意，但是相对于以文体本身作为主题的叙述，文体产生发展的历史语境更能体现其文学及社会角色。这种方法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有些作品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因而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作品主要是属于流行文化的通俗文学，就文本流传而言它们出现较晚，但是却拥有更久远的渊源。伊维德在下卷第五章处理了这个问题，将他自己的写作与其它章节的历史叙述融合起来。

由于这项工程的规模和复杂性，我们决定不提供冗长的情节概括，只在必要的时候对作品进行简短介绍。中国学术界的文学史写作通常围绕作家个体展开，其它剑桥文学史作品同样如此。这部文学史不可避免地也会讨论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但是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关注历史语境和写作方式而非作家个人，除非作家的生平(不管真实与否)已经与其作品的接受融为一体。

随着文学作品本身及其传播途径的多样化，明清和现代文学更难以用统一的方式叙述。篇幅所限，我们决定暂不讨论当前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同时，基于我们的历史维度，我们也不得不排除韩国、越南以及日本境内的汉文作品。但如果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则适当予以关注。

除了作品本身，文学史写作无疑还会受到一个民族国家的学术传统和标准范畴的约束。就中国文学而言，年号、人名、文体以及中文语汇的传统汉学翻译方式都可能对欧美读者造成阅读障碍。鉴于此，我们努力保持术语翻译的一致，尽管我们要求作者根据各自时代的需要选择最恰当的英文译文。每部作品首次出现时都给出英文译名，并在括号中注出汉语拼音，汉字原文则收人书后词汇表。除特别说明外，本书所引中文资料的英语译文均为作者自译。同样由于篇幅所限，引文出处一般随文提及，未以脚注形式标出。本书的《书目》所列出的英文参考文献也只选择性地收入了部分著作，尤其鉴于中文出版物数量之庞大，作者们所参考的中文文献一律未予列出。不必说，我们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给予的启发是永远充满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