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庄子》（作者：赵又春）是一部很有见解的注庄子的书，是一本严肃的、兼及学术和普及的著作。本书初版后，有读者评论本书：“作者先后对《周易》《论语》《老子》等名著作了解读，可见作者国学底子相当厚实……对一些名人名著不人云亦云，且见解新颖、贴切”，相比当下的出版氛围，作者端正谨严的写作态度，可谓精神可嘉。

作者抱着澄清近年来出版的注释、解说、评论《庄子》的著作中对于《庄子》的误解、误译和“误评”的写作意图，公开地、纯学术性地指出其“误”之所在，探讨其原因。就诸多有关问题作详尽的训诂考证和逻辑分析，在批评、“论战”中形成对《庄子》原文原意的确解。

《我读庄子》（作者：赵又春）初版后，被读者誉为“很有见解的注庄子的书”，“是一本严肃的、兼学术和普及的著作”，理由是：“一是作者先后对《周易》《论语》《老子》等名著作了解读，可见作者国学底子相当厚实；二是作者对一些名人名著不人云亦云，且见解新颖、贴切：三是作者学术态度端正，相比当下的出版氛围．可谓精神可嘉”。《我读庄子》值得细读、多读、多体会！

序言

内篇

逍遥游第一

齐物论第二

养生主第三

人间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师第六

应帝王第七

外篇

秋水第十七

杂篇

寓言第二十七

内篇·逍遥游第一

这是《庄子》内篇的也是全书的首篇，“逍遥游”这个题目又让人很自然地把它的内容同自由联系起来，以为庄子是要开宗明义地宣告，他这部书就是谈论自由和教人如何达到自由的；全篇的内容似乎也能支持这个设想，因此，这一篇历来受到重视，被认为具有导论的性质，还有人说是《庄子》思想的总纲，是“庄书之魂”。事实是否如此，要到我们读完全书后才能讨论。为了避免给读者一个先人为主的“理解定势”，本书不采取许多注家的做法，在解读原文之前先提供若干本应是“读后感”的提示，而是对每一篇的讲解都从直接和读者一起阅读原文人手。

一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北冥”一般都翻译为北海，从后面说“海运”和末句“南冥者，天池也”看，应该说是不错的，但作者原意很可能只是指“极北那昏暗迷茫的地方”，因为“冥”的本义是昏暗，可引申出夜晚、幽深等义，并不作“海”讲，即使借为“溟”，也是如此。

“有鱼”，是说一种鱼，还是说一条鱼？《正宗》（马恒君先生所著《庄子正宗》一书的简称）作前解，从接下说“其名为鲲’’看，是对的，因为不会每条鱼都有个名字，但后文所作的描述，却又只适合于一条：要是该鱼种每一个体都化为鹏，鹏要“南徙”，又必是全族的集体行为，那场面一定更大，并且难以设想。因此，《今注》（陈鼓应先生所著《庄子今注今译》一书的简称）着眼于下文的陈述，译为“一条鱼”，也有道理。在古文，这“鱼”字前可以不用量词，作者也就忽略了是“一种”还是“一条”的问题，结果害得我们今天的注家为难了。

这里的“怒”是“百花怒放”这种说法中的怒，“垂天之云，，当是指从天上垂挂下来也即在天空中浮游的云朵，用以比喻鹏的翅膀之大，《今注》和许多注家都译为“天边的云”，则很没有道理了：“天边的云朵”未必大些——鲲，本是指鱼子，《国语．鲁语》：“泽不伐天，鱼禁鲲鲕。”韦庄注：“鲲，鱼子也。鲕，未成鱼也。”《尔雅》也．说“鲲”为鱼子，可见庄子是故意用个指谓小鱼的名词来称呼“不知其几千里也”的大鱼的。这意味着什么？你去想吧。倒是有多种说法，但你的想法和任一种别的说法都分不出优劣的，我也就不必介绍“别人的”说法了，只说一个意思：这种引人去钻牛角尖的地方，在《庄子》中是不少的，但我不主张这样读《庄子》，理由是：这样钻出来的东西不但无可证伪，还简直不配称为“思想”。

“海运”是什么意思？有多种解释，《今注》和《正宗》分别译为“海动风起时”和“北海发生沧桑变化时”。我以为，“海运，，显是用来说明大鹏南徙的原因，而“徙’’又多半是由于生存环境的逼迫，所以《正宗》译文所体现的理解为优。‘‘运”的基本意思是运行、转动，海的大运转可能造成大鹏所需生态条件的破坏，以致它只好远走高飞，另寻安乐之处了。这是很实在的，足见庄子不想把大鹏神化。“南冥者，天池也”，不仅是对“南冥”作解释，更在于指出那里是“天池”，可作大鹏新的安身立命之所，同时也交代了，鹏由鲲变来，故属水鸟类，不能长期离开水。说北冥、南冥，自然是为了突出大鹏旅程之远，以见其气魄之大和视野之广。

从这开头一段，读者必是先得到一个鲜明的“大”的印象，然后是疑问与惊讶：鱼会变鸟？有这样大的鱼和鸟吗？但接下就会用“这是在说寓言，做夸张”释去这疑问和惊讶，只留下“大”的观念。读下去就会知道，这正是作者所期望的。庄子的高超的语言艺术。一开篇就显露出来了！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日：“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齐谐”也可能不是书名（从后来南朝人吴均写有一部书叫《续齐谐记》看，古人认为是书名），但这无关紧要，反正这里征引的几句话是《庄子》中所谓的“重言”，即是借用也即重复某个已经公认为权威的意见、观点或说法，来加强作者刚才说及或将要说到的一个意思的可信度。所以引文中的话不过是较具体地复述一下上一段对大鹏的陈述。有人认为句中“击”字通“激”，“水击三千里”是说大鹏起飞时激起的浪花达三千里；有人说，这“击”用的本义，拍打的意思，此分句是说大鹏起飞时先划水三千里。我以为这没有必要争论，两解训诂上都说得通，又都不过是极言大鹏之“大”，不违文章主旨。“抟扶摇而上”的解释更多，虽没有一种说法因明显有根有据而最具说服力，但也都认为是描写大鹏乘着盘旋大风直上云霄。这就够了。值得推敲的是“去以六月息者也”句。我以为，前两句是说大鹏飞行的空间大，这一句就当是讲它飞行的时间长，故应翻译为“要一直连续飞行六个月才停下来歇息”。后加“者也”，是强调地交代，这讲的是大鹏自身的性状、力量，不是申说它在执行什么任务。《今注》将此句翻译为“它是乘着六月大风而飞去的”，颇不中肯，且不说很难讲清楚北冥那里为什么六月必有大风，又恰在海运前后，这样理解将降低大鹏之“大”的水平，张扬了它对于风的依赖性，则是很明白的，从后文可知，这就有背作者的意图了。

这里我想顺便指出两点。一是《感悟》（王树人、李明珠二先生所著《感悟庄子》一书的简称）谈到以上几句时，竞发出了这样的感悟：“其所描述的鹏飞之象，似乎既隐含道象又隐含易之象。作为道象，可以看到，鹏之去南冥，正是道行天地的动态整体态势。作为易道之象，这里的三、六、九数字不是随便提出来的。其中，九、六乃是阴阳爻的显示，而三则是八卦的整体。”这恐怕不切原文作者写这几句话时的思想实际。三和九，明明只是中国人，特别是古人用来“言其多”的数字，即使《易经》中也如此，如爻辞中就有“三年不觌”（困卦）、“跻于九陵”（震卦）句，其中三、九都不是确数，而是强调时间长、跻得高。这里当也是这种用法，极言大鹏动作之大而已。至于六，这是半年的月数，同周易的爻数巧合而已，意念、义理上哪挨得上边！自己在别处发这样的感悟，可以；说这意思原本蕴涵在《庄子》文中，就是误导读者了。我还要说：在这几句话中，也能找出“纰漏”来，例如，大鹏身长至少有三千里，它“击水”也只有三千里，和身长相等，或还短一些；它只飞九万里高，不到身长的三十倍，按比例，它岂不比很小的水鸟还“击”得近些，飞得矮些？按现代科学知识，地球一周还不到八万里（地球半径为六千七百公里），大鹏朝一个方向飞行半年，它飞到哪里去了？这些数据也能说明什么问题吗？其中是否也大有深意在？带着这类的问题读《庄子》，《庄子》还可能读得懂吗？P3－6

《庄子》一书，因思想深奥、文字简古而让人感到难懂难读，所以同《老子》和《周易》一起被称作“三玄”。因此，和后二书遭遇的情况一样，注释、翻译、解说《庄子》的著作也多得汗牛充栋。毫无疑问，谁都不会也不可能把它们全部找来读过的。那么，我今天来增添一种，是为了什么？恕我直言，我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我出这样一本书，已无任何功利可言），而仅仅是因为，我稍微调查了一下后发现，用现代白话文写出的注译《庄子》的著作，其错误之多、之重，从一个方面说，更甚于注译《老子》和《周易》的情况，用《庄子奥义》作者张远山先生的话说，是：“今语译本则无一可读，即便字词注释无误，译文照样完全不通。”我于是想：我既然写了《我读老子》、《我读周易》，何不也写一部《我读庄子》？这样，说白了，我写此书的用意是：批评今语注庄读物中的错处，帮助读者达到对于《庄子》原文原意的了解，还庄子以本然的面貌。下面讲几个具体问题。

一、上面说的今语注庄读物中的错处，不包括《庄子》研究中的学术观点，仅指对于《庄子》文本的误注、误译、误断，本书则是想通过对于有代表性的误解的评析，求得最为接近作者原意的理解。对一部著作，特别是古代经典，要真正读懂它了，才谈得上对它作阐发、批评，最后超越之；就传承文化遗产而言，更应首先是了解前人、古人究竟是怎样说的，然后在这基础上讲它的“时代局限性’，和“现代意义”，这是我再三强调的态度，必也是大家的共识；马恒君先生在其《庄子正宗》的前言中就说“本书试图把《庄子》的原意说清楚”，姚曼波女士在其《庄子探奥》的绪论中更表示：“必须指出，任何阐释必须以尊重原著、尊重作者、正确解读文本为前提和基础。，’问题是，尽管如此，《庄子》注家们给出的注译，大多事实上仍然是“错误百出”。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里当然可以说出许多原因，但最主要的一条，恐怕要归结为“注经界”缺少争鸣，就是说，在经典文献的训释、解读这个“基本学问领域”，还没有形成讨论和批评的风气，以致对于一句经文的任何一种“说法”，任何一部低劣的注经著作，都非常容易出笼，错注、妄解、误译不会遭到及时的批评和淘汰，因此，一句本来不难获得“达诂”的话，也会形成“众说纷纭，谬误共存”的局面。有鉴于此，本书和其他注译《庄子》的著作不一样，不只是提供注释和翻译，而是每遇疑难词语或句子、段落，必挑选有代表性的误注、误解、误译来加以讨论、批评，力求在辨析中理清、把握原文作者的思路，达到对于文义的最接近于他的本意的理解，同时帮助读者提高阅读和鉴别能力。因此，本书在一定意义上是部批评性兼导读性的著作。

二、批评要有靶子，在注译类著作中，我选作“靶子’’的，主要是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和马恒君先生的《庄子正宗》。我之所以选择这两本书，首先是因为本书的直接目的是帮助一般读者，即主要是凭借今语注译读物来了解《庄子》的人们，达到对于原著的正确解读，而这两本书，在我看来，可能是近年来出版的注译《庄子》的著作中质量较高、影响较大的，从而也就是我最应该加以批评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两书的作者在进行注译时，都认真参考、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前一本列出的“主要参考书”，共有68本之多，事实上，它的许多注释都是在给出作者自己的理解后，还同时附有其他多位注家的意见；后一本则在前言中声明“尽量利用旧的说法”，在排除“明显的误解”时，采取的则是“以《庄子》来证《庄子》”的方法。因此我认定，就“今人”对《庄子》文本的理解而言，这两本书理当具有较大的代表性，我对此二书的批评，也就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整个“庄学界”的批评了，从而有可能发动起注庄界的争鸣。

三、经文注释中的“众说纷纭，谬误共存”局面，不仅窒碍了“一般读者”对于经典原文原义的了解，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还会对经典著作和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应是不待说的，因为在这局面下，人们会很容易从经典文献中征引到符合自己需要的材料，而不必在该材料的准确解释上下工夫：发现符合自己需要的现成解释，则拿来就用，自然“言之有据”；没有现成解释，则自己“按需要做出一个”，不必担心受到批评。一般说来，在上述局面下，这属客观必然性，主要不是个人学术道德问题；在“浮躁”的时代，即人们做学术研究也“被迫”急功近利，因而颇多“学术泡沫”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样，在并非注译性读物的庄学研究著作中，也严重存在一个对于所引材料的解释是否正确、公允的问题。事实上，基于对经文的错误解读而达致的奇谈怪论，或精妙见解，或偏颇评断，或独特领悟，等等，在我们的学术著作中简直“俯拾皆是”。这是学术繁荣盛况下的暗流隐患。基于这个认识，我的“批评靶子”中也有属于研究《庄子》的学术著作，主要是张远山先生的《庄子奥义》，和王树人、李明珠二先生合著的《感悟庄子》。我之所以选择这两本书，同样不是因为它们写得较差，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两本书是近年来庄学研究的可喜成果，是难得的力作：其基本观点如果得到学界首肯，前者将造成庄学研究的重大转折，后者则将开拓出《庄子》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但是，我发现，两书在解释征引的原文方面，也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只顾自己的需要”的问题，这反而影响了其基本结论的说服力和全书的学术价值与贡献。我来加以批评，则是希望能给“庄学界”的作者和读者们“提个醒”。

四、由于我把本书的对象设定为一般读者，又要兼有批评性和导读性，还力求对可能有的反批评或疑问事先做出回答，因此，我对问题的论述有时候简直是“不厌其详”，这时候，行文也就显得拖沓了。虽然有人对我说，这“将让人读来不觉费力，反而节省时间”。但一定也有人感到厌烦的。我只好请求后一类读者原谅了。我也偶尔针对我批评的观点，即兴地发表几句感想，有些话可能言重了，这，我希望，也同时相信，“有关作者”会有雅量加以接受，或予以原谅。

最后还交代三点：

1。本书给出的《庄子》原文，取自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最新修订版，该书在前言中说：“本书所用《庄子》原文，为根据王孝鱼点校的郭庆藩《庄子集释》本。”），只是改为简体字了，同通行本有较重要出入的地方，则予以说明；分章只有一处改动（作了交代），标点则一律是我自己审定的。

2。《庄子》书中现在共有33篇文章，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21篇；一般认为：内7篇必是庄子本人所作，基本思想覆盖了全书，外杂篇只是内篇的补充或发挥，多为庄子弟子和再传弟子的作品，观点也不尽一致。这方面的问题极多，庄学界意见分歧很大，本书完全不予涉及，且因篇幅限制，本书只解说了全部内篇中的7篇文章．另加外篇中的《秋水》篇，和杂篇中的《寓言》篇。选这两篇，自然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在《庄子》中具有重要地位，且直接是内篇思想，特别是《逍遥游》和《齐物论》二篇的补充和发挥。

3。鉴定本书是否值得购买或阅读的快捷方法是：抽读你比较熟悉的任何一篇中的任何一章、一段，或随意选取一个篇幅不大又比较有名的寓言（例如“罔两问景”，或“庄周梦蝶”，或“濠梁之辩”）来读一下，看是否比其他注译本要讲得稍为好一点，对别人的批评是否中肯。我可以肯定的和自信的是：迄今没有哪本书可以让你凭着它的注释和翻译就把《庄子》读懂，而本书一定可以的。

自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一年起，我每年出一本书，这是第五本了（估计是最后一本），集中在解读《论语》、《老子》、《周易》和《庄子》这四部经典上面。我不曾想到，我会在晚年写起这种书来。迄今自我感觉和评价如何？我要说：自知功底很差，所以态度非常认真；确实辛苦，但乐在其中；因为不怀功利的动机，也就自信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泡沫，不是垃圾，对读者、对社会、对传扬我国传统文化，多少会有点贡献，只要以上四部经典的研究不停止，我这几本书就不会完全失去可读性。我说最后一点不是吹牛，也是“心里话”。在网上，我看到一篇未署名的先生写的评论拙著《我读老子》的短文：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买过和看过很多关于《老子》的书，包括陈鼓应、任继愈、杨润根、沈善增的书。如果你是做研究的，要写相关的论文，或许以上作者的书是你所需要的；如果你只是想了解《老子》到底说了什么，想从中得到一些最接近老子原意的思想，看这本书是最好的选择。好的东西，总是隐藏得很深，人云亦云的货色，可能不会太差，但也绝不会让你得到新的可以触动的见解。这本书让我受益非浅，买了几千元的书，这是我在当当第一次推荐书，而且是非常的愿意。”

讲老实话，我读了后，心里是充满感激和感动、兴奋和自慰的。够了，我已经得到足够的回报了。在《我读论语》的后记中，我在叙述完写作过程中的情况后，说：“我已是古稀之人，出版这样一部书，对我已毫无功利意义，唯求有一点所谓社会效益，这是我所期望的，上述感动、兴奋、欣慰，则是我已经得到了的写作本书的回报。”今天我要说：我所期望的社会效益，也已经开始显现了（网上对《我读论语》也多有实质性的好评），我怎能不高兴、不感激呢？谢谢读者，感激社会！

希望本书同样能给读者以实在的帮助。

真正的学术批评内涵着对于反批评的期待，因此，我更加欢迎对于本书的任何内容和形式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