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史,是一部多姿多彩的历史,一部承前启后的历史,也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历史。元明清以来,许多入认为宋诗几乎可以与唐诗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宗唐”、“宗宋”之争始终不绝于耳;宋文与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宋词也与被称为“中兴”的清词遥相呼应,正表明着宋词成就的巨大和影响的深远。至于宋代的通俗文学,无论形式,还是精神,都与之后的元明清通俗文学声色相通,成为中国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赵慧平编著的《宋代文学(上中下)》主要通过讲述宋代文学家、文学作品的故事,再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全貌。
《宋代文学(上中下)》的宗旨在于将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风格、流派、文体、理论等知识,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格调、雅俗共赏的形式,介绍给广大读者。这既是为了真实、全面、准确、科学地再现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历程和主要风貌,给文学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和大学文科师生提供一套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也是为了在学术研究与文学普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一般读者能够在轻松愉快之中,掌握一些文学史知识,加深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了解,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增强民族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宋代文学(上中下)》由赵慧平编著。
【1.唐宋诗之争】
北宋中叶,欧阳修主盟文坛,不仅领导并完成了新古文运动,而且还直接推动了诗风革新。他的诗,在注重诗歌的思想内容的同时,又发扬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使宋诗趋向平易畅达,趋向散文化、议论化。这种创作倾向,经过苏轼、黄庭坚以及其他江西诗派诸人的发扬光大之后,形成了与唐诗不同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征。但是,对宋诗的这种独特面貌,历代诗家褒贬不一。因而唐、宋诗之争,成为自南宋以来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大公案。
较早起来反对宋诗的是南宋张戒,他在其著作《岁寒堂诗话》中,猛烈抨击了苏轼、黄庭坚以及江西诗派“以议论为诗”、“专以补缀奇字”以及讲究“用事押韵之工”的创作倾向。拉开了唐、宋诗之争的序幕,对后世论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稍后的江湖派诗人刘克庄,在论及唐、宋诗歌时说:“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竹溪诗序》)对以学为本、以文为诗的宋诗几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立场鲜明地表现出扬唐抑宋的倾向。与刘克庄同时的严羽,也与刘克庄对宋诗的批评相呼应,在其著作《沧浪诗话》中“说江西诗病”,明确提出作诗必须“以盛唐为法”,认为“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不幸也”。盛赞唐诗而不满本朝之作,这种尖锐严厉的批评,也成为后世诗歌批评家批评宋诗的纲领性意见,扬唐抑宋者终不离其要旨。
金元人论诗,多以复古相标榜,而极力贬抑宋诗。王若虚对苏轼尚有推许之意,但也时有微词,对“有奇而无妙”、“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的“山谷之诗”,则持全面否定态度。在他之后的元好问,有《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中对苏轼、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也多有贬词。元末诗人杨维桢,主张复古,诗承唐法,创“铁崖体”,对明代诗坛的“诗必盛唐”的主张,有着尤为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明代关于唐、宋诗的争论,大体不出前人的议论范围,尊唐之风承袭而下。但也出现了扬宋抑唐的倡导宋诗者。尊唐宗宋者,各守门户,争论更加激烈,措辞也越来越偏激。早在明初,就“有刘崧者,以一言断绝宋代,日‘宋绝无诗”’(叶盛《水乐日记》卷二六)。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甚至认为宋诗不如元诗,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至于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概声称“宋无诗”。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力斥宋人专作理语、以文为诗之弊,说:“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诗何尝无理,君专作理语,何不作文而诗为耶?”(《空问集》五十一卷)七子之后的胡应麟,从文学的流变着眼,提出“诗之体以代变”、“诗之格以代降”之说,对宋诗有局部的肯定。明中期以后,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崛起,袁宏道进一步发挥了胡应麟的理论,肯定了宋诗自身的价值,他说:“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袁中郎集》卷二十一)又说:“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也。”(《袁中郎集》卷十)首次从理论高度对宋诗的成就,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把唐、宋诗之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P1-3
人类文学像尼罗河和恒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黄河和长江一样,源远流长,浩瀚壮观,至今已经历五千年的历史风云。
它最早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古埃及文学、古恩比伦文学、古印度文学、古中国文学、古希伯来文学……这是文学的“人类童年时代”,也是人类文学的发祥地。
古代东方各国文学都在各自的土壤上独立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然而,人类文学的多源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并没有妨碍它们的共同性,因为它们都是从非文学转变为文学,都是从宗教、历史、哲学、法律和伦理的统一形态中逐渐脱颖而出,都是同奴隶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而且首先出现的均为神话传说、诗歌和史诗,并都以人民的口头创作为基础,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随着岁月的流逝,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古代东方各国文学之内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地区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如世界最早的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不仅继承了苏美尔文学的遗产,而且其中关于大洪水的神话也影响到希伯来的《旧约》。后来,一个地区之内的联系与交流逐渐扩展到另一个地区,另一个洲,以致全球。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作为欧洲文学摇篮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就明显地受到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希伯来等文学的影响。而以意大利为发祥地的14至17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也受到中古时代拜占庭文学的启迪和推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及其往后数百年西欧文学、斯堪的那维亚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高度发展与繁荣,先后对东方文学和世界其他各国文学起了与大而深远的促进作用。近代以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由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停滞,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属国、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的文学虽然还有所创造和成就,但从整体上看,已失去其古代和中古时代的辉煌和领先地位。直到: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异军突起,风靡全球;以至大撒哈拉沙漠以南和非洲民族文学的崛起,才得以改变世界文学的格局,使世人刮目相看。——这就是世界各国不同文学对话的一个历史轮廓。
基于各国文学之间以及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之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密切,并且变得愈来愈不可分离,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一次著名谈话中首次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而在这次谈话前四天,他在致友人书中写道:“我确信世界文学正在形成。”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科学的历史观出发,深刻地论述了世界文学的成因。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由此不难看到,世界文学的变化和发展的历程,以及歌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都表明各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除一定时期之外,都不是孤立地、封闭地、平行地前行,而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借鉴、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网形中向前推进,并且共同地在创造着世界文学的一个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人类文学在其波澜壮阔的历史行程中,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的变化和进步,大体上经历了漫长的人类童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古典主义时代、启蒙主义时代、浪漫主义时代、现实主义时代和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为主潮的20世纪多元文学时代,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灿若群星的天才作家,诸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歌德、拜伦、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普希金、托尔斯泰、惠特曼、托马斯’曼、乔伊斯、卡夫卡、海明威、高尔基、肖洛霍夫、鲁迅、泰戈尔、川端康成、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他们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不懈的努力,执著的追求,开创性的探索,为人类的文学宝库作出了巨大而独特的奉献,创作了无数卷帙浩繁、主题新颖、形式迥异、体裁多样、流派纷呈的不朽作品;它们不仅审美地反映了自己民族和时代的生活,也多角度地展现了人民的思想与感情、苦难与欢乐、愿望与憧憬,乃至历史前进的足迹。
每个文学时代由于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的相异,都各有自己时代的文学经典。尽管没有一套恒久不变的标准适用于各个时代的文学经典,但是,铸成每个时代文学经典的那些基本要素诸如高超的艺术、永久的魅力、巨大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深度、多层次性和多方面性的涵义等,则是不可或缺的共同条件。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任何一个时代的名家名作都不会随着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相反,其蕴含的客观真理、生活经验、审美价值、艺术智能等,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息息相连,从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所以,马克思写道:“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其实,不仅是古希腊的艺术与荷马的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而且四轮马车时代或蒸汽机时代那些文学述作也如此。歌德有一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曾写道:“普希金不是随着生命之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意味着,文学经典随着生活和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可以而且需要不断地阐释,这正是构成它的基本品格之一。
人类文学成果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一个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不能也不可能置身于世界文明大道之外。相反,我们只有认真了解和充分掌握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的全部知识”及一切文明成果,才能更好地担负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崇高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才能更好地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历史和现实都昭示我们:机遇从来是赋予那些在各方面都准备好了的人。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十卷22册的《文学名家名著故事全集.外国卷》,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国内十余所高校数十位老师竭尽全力撰写而成。顾名思义,这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常见的外国文学通史或断代史,也不是一部专论外国文学进程、思潮流派、作家作品、文体风格或文学技巧的著述;而是一部另辟蹊径,叙述数千年来外国文学史事,展现外国文学进程中所涉及的社会、历史、文化的背景,以及作家生涯、作家创作历程和艺术世界的著作,书中特别汇集了那些少为人知而富于文学意味、生动感人、给入以启迪和思考的重要史料、故事、逸闻和佳话等,当中的每篇史话均在三五千字之间,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力求轻松活泼其外,深邃智秀于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犹如一条由许许多多美丽珍珠镶成的外国文学之链;一部由无数色彩缤纷的特写镜头连缀而成的外国文学系列片;也是一部别开生面,异彩纷呈,具有独特视角的外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