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所著的《自由的思想——海外学人访谈录》是继《革命的标记——今日先锋访谈录》的又一力作，前者多谈人生历程，而这本主要侧重于文学思想。书中这些居于英国、法国、美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学者，畅所欲言地讨论了民主、改革、学术自由、身份认同、城市发展、文学垃圾问题等，形成思想的碰撞。

自由的代价，往往是孤独。不依附于庙堂，显示出学人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问题意识。《自由的思想——海外学人访谈录》访谈的大多数对象作为中国大陆的一面镜子而存在。这些居于英国、法国、美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学者，畅所欲言地讨论了民主、改革、学术自由、身份认同、城市发展、文学垃圾问题等，形成思想的碰撞。《自由的思想——海外学人访谈录》由河西所著。

序言：自由的问题意识

许倬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杜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赵鼎新：儒法国家、资本主义与民主

王德威：现代性面面观

哈金：孤独的等待

徐贲：现代性与大屠杀

梁文道：香港的原罪

张旭东：梦中观梦

顾彬：作家应该忠诚于他的事业

葛浩文：翻译中国

汉宝德：建筑乃地上之文章

施舟人：让世界认识“五经”

阿兰·德波顿：我渴望过一种平静的生活……

戴维·洛奇：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文学立场

扬－维尔纳·米勒：德国知识分子的“内战”

让－米歇尔·付东：中国电影与好莱坞分庭抗礼

杰弗里·罗伯逊：正义与革命

诺曼·马内阿：“我已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罗伯特·库恩：中国改革的伟大变迁与严肃问题

言传与身教

河西：朋友打趣道，许倬云讲话，总要从盘古开天地讲起，是这样的吗？

许倬云：学历史的有个毛病，要找来历，找衍变，这一说就会扯得很远，这个毛病也可以改掉的。当然也不是说真的从盘古开天地这个事讲起，这是俗语，比如京剧里就会有“自盘古开天地”这样的说法，就是一切都从根源说起的意思。

河西：我知道你父亲许奉藻(号伯翔)是海军将领，他在国民政府中担任的是什么样的职务？你父亲给你读《史记》，从那时候你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许倬云：我父亲是晚清的海军将领，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参加起义。北洋政府时期，南北方都自己管自己，所以海军没人管，司令部设在上海。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海军建制，他就转变为文职——海关监督。

他对我的影响当然很大。我父亲并不是特意让我看《史记》，他看我在读小说，就对我说：历史里有比小说更有趣的。于是，他就给我拿来了《史记》。第一篇看的就是《项羽本纪》，我觉得比小说还要热闹。那时候我其实很小，九岁，古文知识并不够用，但因兴趣而努力去看。其实我的中文和古文水平都是那时候练出来的。高中之前，我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我到现在也常念别字，因为没有老师教，我能理解那个字的意思，但那个字读什么，我常常是靠猜测。

河西：我看你的文章写到当时你喜欢看的是武侠小说。

许倬云：一开始读的是武侠小说。我舅舅看，我就也拿来看。那时字认识得也非常少，就从那几个字开始，一下子就摸出来了。我看过很多武侠小说，主要是旧派的武侠小说。

河西：你的身体是从小就有残疾的吗？为什么你的双胞胎弟弟许翼云却身体健康？

许倬云：这个问题医学到现在也不能完全说清楚。一般的医生逐渐得出结论，是胎儿发育时，如果有一个阶段缺少营养，器官就会受到损害。我母亲是高龄产妇，怀我们的时候已经38岁了，又是双胞胎，一个人的营养要给两个人用，再加上当时兵荒马乱，所以大概在发展我的肌肉系统时，胎儿的营养可能不太够，我分到的就少了。双胞胎婴儿的营养不是平分的，强者先拿，剩下的给弱者。我基本上骨骼没有问题，就是肌肉有问题，肌肉僵化，功能受到很大影响，手脚都残疾了。  河西：残疾对你的生活和学习影响很大吗？怎么克服的？

许倬云：当然很大了。家里对我照顾得很好，我母亲、兄弟姐妹以及后来我的太太一路照顾我，我生活起居都要人帮忙的。

河西：开过几次刀？

许倬云：手和脚各五次，脚基本上还算成功，比我以前好很多，人能稳定住，以前老是摇摇摆摆。手是我年纪很大的时候在香港开的，并不成功。

河西：你考入台湾大学一开始学的是外文系，但不到两三周，傅斯年校长找你了，因为你的入学考卷给他的印象很深，数学是满分，国文卷子和历史卷子被阅卷老师直接推荐到傅校长那里。找到你之后傅校长直截了当地跟你说：“你应该读历史系。”是这样的吗？

许倬云：是这样的。校长并不是每份考卷都会看，阅卷的老师看到一份好的考卷有时特意会把考卷给傅先生看。

傅先生自己是读历史的，我的兴趣也在历史。帮我报外文系的是我朋友的妈妈(她自己也是外文系的教授)。她替她儿子报名的时候，也替我和我弟弟一起报了名。她觉得许倬云手脚不好，毕业后找工作很难，学会外语，以后在家做做翻译也好糊口，也是好意。

河西：我注意到你的数学是满分，这很奇怪，一般文科好的，都是钱锺书式的，文理外语全才的，也很少见。

许倬云：数学最简单。语文最难，因为有很多例外，但数学没有，一切都在规矩里面。

河西：当时台湾的高考是怎么样的？

许倬云：我们那时候刚刚搬到台湾去。全台湾只有四所大学：台湾大学、台中农学院、台北师范学院、台南工学院，这四家大学同日招生，但报考台大的最多，录取的却很少，我们那时候录取不到一千人，报考的总有几万人。

河西：你进史语所的时候，傅斯年先生还担任所长吗？

许倬云：我进史语所分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1953年我进史语所，第二个时期是我去匹兹堡大学留学后回来。那时候傅先生早走了，他在台大当校长也只有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当时负责史语所的是董作宾，我回台后负责史语所的是李济之先生，两个人都是我的老师。

河西：在台大，考古学你跟李济之先生学，跟李宗侗先生学古代社会，董彦堂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这些老师对你日后的学术生涯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许倬云：董先生研究甲骨文字和年历学，我跟他学年历学。李济之先生教的是商周考古，也就是商代考古或新石器考古。李宗侗先生教我古代社会史和希腊罗马史。他们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身教。

河西：和李济之先生学习的时候是否定下志愿以后要做上古史的研究了？

许倬云：正因为它难，才更有兴趣。说实话，因为一般的同学古文的能力不如我，我从九岁就开始读古文。研究考古学的古文基础一定要好，这比读近代史的要求要高很多。但是有一点，读近代史不如我们舒服。读近代史的会被材料淹死。我们清汤挂面，材料并不多，但你要用心思去组织它，在说不出话的地方砸出话来，挑战性很高。

河西：《西周史》是你的代表作，董先生是“四堂”之一，研究甲骨文是否是促使你写《西周史》的一个主要原因？

许倬云：《西周史》是后来的事了。我每本书都是别人来找我写，但越写越和他们最初的构想有距离，《西周史》也是如此。那时耶鲁大学要出一套丛书，张光直写商代历史，李学勤写东周史，王中书写秦汉史，西周没人写，所以想到我。

P9-11

自由的问题意识

“海外”这个词，当然是与“海内”相对的。

海内的学界情况自改革开放以来。当然也有长足的进步，但是论文的评价体系，职称的评价制度，最关键的，在我看来，仍然是我们头上无处不在的那些金箍和紧箍咒，总是要让孙悟空们发出无奈之叹。

海外学者，没有这样的限制，或者说。他们的限制和忌讳要少一些小一点，这让他们能畅所欲言，对于中国，不管是否批评的意见，总是一种镜鉴。

这些访谈大都发表于国内新闻类媒体上，其中，影响最大、甚至可以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无疑是与顾彬教授的对话。顾彬之前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的“中国文学垃圾论”已经让国内作家和大众非常不痛快，板砖、批驳的文章纷至沓来，到我与顾彬的这篇访谈发表时，原以为恐怕只会是死水微澜，竟不料热度不减风波不止，亦成为当年饭余的一大谈资，始料未及。

中国文学是不是垃圾，当然不是顾彬一人说了算的，但可笑的是，顾彬一再强调，他所说的是“卫慧、棉棉的小说是垃圾”，还有小说家(比如马原、阿城)“写的电视剧剧本是垃圾”。卫慧、棉棉作品的文学价值可以再商榷(在我看来，顾彬对《上海宝贝》显然过于低估)。对顾彬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也可以持不同意见，但竟以偏赅全，或故意对顾彬的辩解视而不见，把一顶“中国文学垃圾论”的大帽子硬生生地扣在顾彬的头上，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从这样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媒体乃至大众和学者的“浮躁”(郎成平先生用这个词对中国民族性的概括在我看来确是非常准确)。

葛浩文和于坚之后在和我的访谈中都谈到了他们对顾彬言论的不同看法。一个温和，一个猛烈，一个为中国文学辩护，一个则强烈质疑顾彬的学术水平。我无意站在任何一方，我只是想说，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了“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的一边倒模式，就不能让这些声音同时存在，众声喧哗呢？

自由地发表意见和看法，无论对错，不被打杀和棒杀，这同样非常重要。

而自由的代价，往往是孤独。在美国，哈金是唯一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裔作家，这既是荣耀．也让他承担了许多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却又坚忍地守着，就像他笔下的淑玉那样，在孤独中等待着希望。我不知道哈金在美国的成功是否应该算作是中国文学本身的成功。他应该算是“海外”吧，国内对他的态度模棱两可，他在国内名气很大，而他的大部分著作却不能在内地出版。来自国内的抄袭指责让他陷入空前的信任危机之中，哈金是否抄袭，同样不是我的访谈能够完全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在抄袭问题之外，我希望读者能更多地关注哈金小说《战废品》中体现出来的感人至深的人道主义立场。没有强大的心灵，没有一种为历史担当的精神，没有对战争和政治的深入反思，他不会去写这样一部小说——即使在美国，仍然难能可贵。

於梨华在美国获得的肯定要比哈金早很多(虽然更多在华文圈子里)。作为张爱玲生前的挚友，她的写作打下了那个年代白话文写作的深深烙印。也许正因为此，她虽然曾担任美国纽约大学中文部主任职务，小说写作却并不为美国主流所接受。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和哈金的命运相仿，她当年所遭受的批评恐怕不会少于哈金。因为同情新中国，并应邀在“文革”时访问中国，在当时两蒋执政的台湾，她的名字和“赤化分子”恐怕没什么区别。没有多少人理解她，可以说，於梨华和哈金既都成绩斐然，又都是寂寞的，原因仅仅因为，他们坚持了自己的想法，也因为他们对于新中国的不同立场。

中国的问题，在我看来，既有作者浮躁的问题，也有市场消费需求转变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中国，当然已经不再是儒家的中国。当我们大张旗鼓地读经、尊儒、开设“百家讲坛”的时候．我们离儒学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儒学潜在的政治批判立场在“读经热”中显然被消解了，在种种犬儒或奴性的儒学面前，我们到底该如何恢复梁漱溟先生当年的铮铮铁骨？这是个问题。和杜维明谈儒学的那个下午，我们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也并不悲观。

如今，儒家政治已成记忆。那也许是比较遥远的记忆，另一种记忆则更为贴近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当美国圣玛丽学院的徐贲在苏州的文化宫里重新听到公开播放的“文革”语录歌时，他感到不寒而栗。那是他这一代人不堪回首的年代，如今却被作为一种时髦或者政治波普的调味品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刚刚过去了三十年，我们就已经忘记了那段非人的岁月了吗？为什么我们的民族总是要求他者勿忘历史自己却总是选择遗忘？这让徐贲感到震惊和愤怒。

看一看德国人是如何考虑公共记忆和历史罪责问题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扬一维尔纳·米勒先生是德国人，他对战后德国知识分子不同立场和观点的描述也许对我们应持怎样的历史态度也有其借鉴意义。联合国大律师杰弗里‘罗伯逊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学理上的分析，他直接参与了起诉皮诺切特、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的案件，也是培训审判萨达姆·侯赛因的法官之一。他用实际行动来考虑这样一些棘手而必须承担的问题：历史罪责和国家罪责究竟能不能追究其责任，并诉诸法律？究竟谁应该为国家和国际灾难埋单？

读完汉娜·阿伦特那本多少有点相对主义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之后，我对这个问题感到迷惘。也许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只能责怪自己太过倒霉？抑或“胜者为王败者寇”？我们每个人是否都如《圣经》所言是有“原罪”的？

也许有，也许没有。

但是梁文道觉得，他们香港人是有“原罪”的，他为后殖民时期香港公民所受到的不公平舆论待遇而愤愤不平。香港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在光鲜亮丽的东方之珠的背后，其实还有许多潜在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香港，毫无疑问成为中国内地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样板。这也是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时代。农民工作为“工农联盟”的绝对主体，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只为逃离乡村，或者让农村变得有那么点城市味儿，这本身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吗？我不知道。

美国花旗银行高级顾问罗伯特·库恩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自1989年应宋健之邀访问中国之后，二十多年来，坚持自己出资来中国调查和采访，并写成《中国三十年》一书，详细记述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成就、困难、危机和解决之道。吊诡的是，在中国，对库恩的质疑与对顾彬恰好相反。人们说．他说的好话太多了——虽然米歇尔·付东也在那儿狂说中国电影的好话。

有不满。房价太高、工人下岗、大学生失业等等现实问题让民怨在累积。这是中国特色的民生问题，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都市总是在摧毁田园，都市的兴起，让张旭东有机会从本雅明的角度“梦中观梦”。梦中观梦，多少有些看不真切，没有关系，至少有一点，张旭东强调，我们需要一种“问题意识”！解决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但如果没有这种自由的问题意识，解决，又从何谈起？

在中国，问题意识常常被压制。我们早已学会了听话和顺从。诺曼’马内阿选择了逃离，他不会用戴维·洛奇那种喜剧的后现代态度来消解无形的压力，他的写作流淌着俄国和东欧作家的血液，沉重的话题．以反讽的形式出现，总是在不停地反刍，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马内阿选择了逃离。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那么做。在南京大学见到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先生时．许先生谈到了王世杰先生面对蒋介石时不卑不亢的态度．确实让人感佩。不依附于庙堂，显示出学人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问题意识，这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需要勇气！

是为序。

河西

201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