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山编著的《中国商人精神》着力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人精神结合起来，打造一种中国特色的经营文化和东方文化经营之道。其中说东道西（东方和西方），也写了经典解读、经商智慧、人物传奇、经商之道、历史经验、商业道德、经营管理、策划谋略等内容，尽量照顾到通俗性和实用性。

您知道商人精神是什么吗？张松山编著的《中国商人精神》有详细的阐述。

商人经商赚钱有大道也有邪道，您要知道什么是大道，什么是邪道，读完本书后方能知晓。

商海浩淼，商事纷繁，其中有善人善事也有恶人恶事。哪些是善人善事？哪些是恶人恶事？在《中国商人精神》中有判断的标准。

前言

第一章 商人与商人精神

 一、商人

（一）商人的由来

（二）商人的历史发展

（三）现代商人的三大特征

 二、商人精神

（一）什么是商人精神

（二）商业与商人精神

（三）商业伦理道德与商人精神

（四）商人精神研究

 三、商人精神的意义

（一）商人精神有利于商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商人精神在商人精神交往中不可缺少

（三）中国商人要展现自己的精神风貌

第二章 中国古代商人精神

 一、爱国爱家的精神

（一）国与家

（二）中国古代商人的爱国表现

（三）中国古代商人的爱家表现

 二、艰苦创业的精神

（一）创业是为了更好地生存

（二）创业之艰苦

（三）创业需创新

（四）中国古代的商业观

（五）创业三部曲

 三、诚实守信的精神

（一）诚信是做人的标准

（二）诚商与奸商的划分

（三）白圭是春秋战国时期诚商的代表

（四）诚商的利他特征

（五）诚商的社会效应

 四、以文治商的精神

（一）中国古代为什么重视义利关系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

（三）商人以义治商精神的表现

 五、勤俭节约的精神

（一）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

（二）商贾勤俭而富

（三）山右积习，勤俭致富

 六、对中国古代商人精神的评价

（一）中国古代商人精神的意义

（二）中国古代商人精神的局限性

第三章 中国近代商人精神

 一、民族自强的爱国精神

（一）实业救国

（二）反帝反侵略

（三）抵制洋货，提倡国货

（四）华侨华商的爱国心

 二、进取的创业精神

（一）中国近代商业观的新发展

（二）进取创业精神的主要表现

（三）创业与创新

 三、经营管理的开放精神

（一）中国近代开放思想的产生

（二）为什么会有商人的开放精神

（三）开放精神的主要表现

 四、奉献的乐善好施精神

（一）社会责任感

（二）乐善好施既有投入也有产出

（三）乐善好施的人和事

 五、对中国近代商人精神的评价

（一）中国近代商人精神是在古代商人精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中国近代商人精神发展的新特点

（三）中国近代商人精神的局限性

第四章 中国现代商人精神

 一、追求完美的服务精神

（一）“服务”是当代商业最叫得响的一个词

（二）商业服务是商业永恒的主题

（三）当代商人的服务理念

（四）“顾客满意”是当代商人对服务的追求

 二、至诚至善的诚信精神

（一）商界倡导走诚信兴商之路

（二）用诚信经营赢得效益

（三）当代商人的诚信理念

（四）商业诚信保证体系

 三、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一）什么是创新

（二）创新是当代企业家的追求

（三）现代商业创新的主要内容

（四）当代商业企业家的创新理念

 四、正确科学的竞争精神

（一）商业竞争的概念和内容

（二）正确竞争精神的原则

（三）关于正确竞争精神的一些范例

（四）错误竞争的思想理论根源

 五、我国商业服务的奉献精神

（一）中国商人的奉献情结

（二）商业服务奉献精神的内容

（三）张秉贵奉献型的服务精神

（四）奉献精神是一种高尚的精神

第五章 商人精神的文化思考

 一、营造东方文化的经营之道

（一）什么是东方文化经营之道

（二）经营之道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三）东方文化经营之道的发展前景

 二、晋商精神及其文化特色

（一）晋商与晋商精神

（二）晋商精神的发源

（三）晋商精神的主要内容

（四）晋商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三、徽商精神及其文化特色

（一）徽商与徽商精神

（二）徽商精神的主要内容

（三）儒风独茂的文化特色

（四）晋商精神与徽商精神比较

结束语：关于商人精神的发展前景

附录 1.福布斯杂志

2.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

（二）中国古代商人的爱国表现

1.发展商业是强国之策。这种现象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各国纷争，战争四起，当时的国君认识到，只有发展商业，才能增强国家的势力，在战争中成为赢家。据记载，郑国是商业发达的地区，郑桓公（公元前806年—前771年）借商人的力量奠定了郑国的基础，可以说郑国是执政者与商人同盟而建立起来的。他们之间订立的“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匀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左传·昭公十六年》）的“质誓”。这个盟誓到二百年后子产当政时还被遵守着。子产并且认为“特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如今。”足证商人的势力和商业在治国中的重要。商族人很重视商业，所以很富裕，周围的部族都羡慕他们，甚至骂他们“富而不仁”。后来各国的统治者也认识到经商能“市利三倍”，是财富的源，也重视商业，增强国力。

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判断一国的实力时，往往是农工商并举。鲁宣公十三年（公元前597年）晋师伐楚，随武子就认为楚国“商农工不败其业”（《左传·宣公十二年》），断定楚不伐。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子襄谏秦景公不要联楚伐晋，也提出了同样的理由（《左传·襄公九年》）。晏婴认为，要巩固统治，必须要使工商各守其业（《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卫文公要恢复被狄族所残破的卫国，就采取了“通商惠工”的政策。果然经过29年的工夫，卫国繁华起来了。连孑L子都有感于卫国的繁华，发出了“庶矣哉”的感叹。五霸中的齐桓公、晋文公都重视“通商”，发展商业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

2.临患救国。这是一个历史故事，流传至今，是否真实已难考，但它说明一个问题，表现出的一种精神为后人传颂。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27年的清晨，当时秦穆公刚刚醒来，突然差使送来一封密信。他打开看，原来是杞子捎来的。杞子是被派往郑国协助驻军北城的一位秦国将领。这一年他看到晋文公和郑文公先后归西，杞子认为这是里应外合的好机会，便差人密告亲王：“郑国北门在我手中，若派兵速来偷袭，不难马到成功。”

秦穆公得到这消息以后，立即召见大臣们商议，老臣蹇叔和百里奚都不赞成。蹇叔说：“郑国离秦国一千多里，我军长途奔波，必然师劳兵疲，何况地遥行久，对方岂能不知？一旦郑国作好了准备，又怎能取胜呢？”但是，秦穆公称霸心切，听了蹇叔之言很不高兴，并说：“用兵之道，贵在神速。你们也许年纪大了，前怕狼，后怕虎，这还能成何大事？！”然后，他任命孟明视为主帅，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领兵车三百，偃旗息鼓，悄悄地向郑国开发。

行军之初，没遇到什么动静，秦军以为不久就会攻城成功，心中大喜。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从路旁闪出一个人来拦住秦军的去路，这人喊道：“郑国使臣求见秦国主将。”孟明视一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谁，谁来求见？”有人又复述了一遍：“郑国使臣弦高，特来求见秦军主将。”孟明视心里大为震惊，立即把弦高叫至马前，并问道：“你是什么人？何事要见？”弦高友善地回答道：“敝人叫弦高，敝国国君听说三位将军远道而来，因时间匆促，不及修书，恐迟了有失迎呀。特派小使赶期在此敬候，先赠薄礼一份犒劳贵军。”随即献上4张熟牛皮，又赶来了12头肥壮的菜牛。

孟明视这时想：原来打算偷袭郑国，攻其不备，如今特派使臣来犒劳我军，岂不是早有准备了吗？如是，答应收下礼物，并堂而皇之地说：“听说贵国国君新丧，吾君唯恐晋国乘机进犯，所以特命我部前来协助防卫。”弦高接着回答道：“郑国夹在大国秦晋之间，为了国家的安全，不得不日夜警卫，不怕有来犯者，请将军放心。”

孟明视又问：“如此说来，郑国不用我军援助了吧！”弦高答道：“敝国虽然实力单薄，为贵军的到来早已做好了准备。若你们想在郑国驻扎，我们就准备住房和粮草；只是路过，那我们就负责一夜的警卫。”孟明视听后向副将使了一下眼色，对弦高说：“我们这次不是前往郑国，何必如此费心呢？就请回吧！”此后秦将军孟明视下令，把秦军驻扎在延津不进。接着拨转马头，向邻近的他国进袭了，使郑国避免了一场灾难。

原来弦高根本不是什么郑国的使臣，而是一个地位卑下的牛贩子（商人）。当他赶着牛群到洛阳做生意时，走到梨阳津地方，得知秦军即将偷袭郑国。作为国中的一员他心焦如焚。他想到秦国是虎狼之国，而郑国国君新丧，毫无准备，怎能抵挡住强大的秦军呢？赶回去报告，可来不及了。国难当头，一定要设法解救，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于是想出一条缓兵之计：一面派人日夜兼程回国，急报郑君；同时，自己充当郑国的“使臣”，送牛犒劳，好让秦军知道郑国已有准备，打乱秦军的偷袭计划。

当郑穆公接到弦高的紧急报告后，十分震惊，赶忙派人到北城侦察杞子和秦国驻军的动静。果然不出所料，杞子和驻军正在收拾行李，到处笼罩着备战的气氛。郑穆公当机立断，下了逐客令，让秦军立即离开郑国。杞子和秦军一听，自知军机已经泄露，不宜久留，只好没趣地带着人马走了。

弦高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当国家临患危难之际，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舍财施计，智勇双全，显示了非凡的胆略和智慧，终于以一颗爱国之心，计退秦师，保卫了国家的安全。有诗颂道：“谁说商人只为钱，弦高美名天下传。公而忘私情长在，爱国爱民赞为贤。”

3.捐金助饷。我国汉朝时期，北方匈奴入侵，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汉武帝即位后，国家的力量日益强大。为了保障边区人民安居乐业，汉武帝不断对匈奴发动战争。战争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国家的钱库和粮库空虚，财政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但战争还在继续，军饷不能断绝。于是汉武帝发布诏令，凡是能够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罪人献出货物的除去罪名。诏令在河南（黄河河套，今陕西省北、中部）一公布，惊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卜式。

卜式是河南人，他家是个出名的富户，他自父亲死后，专心以牧羊为业，他从家里带了百把头羊入山区养羊开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由于他勤劳经营，十几年的工夫，羊群发展到一千多头，还购买了田地和房屋，成为一个有钱的人。当他得知国家为了保卫疆土，因打击匈奴而钱粮用空，筹饷困难时，卜式认为自己应该为国效劳。于是他打定主意，上书朝廷，献出一半家产给国家，作为保卫边疆的军饷，表示他报国的一片忠诚。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元狩三年）秋天，潼关以东的地区发生特大水灾，国家要救济灾民70多万人。可是，因为上一年安置归附汉朝的匈奴，国库里拿不出钱粮来发放灾民的给养。于是，朝廷颁布法令，以往集商业税来筹集款子，解决困难。但是，有些不顾国家困难的富商大贾争相隐藏财产，逃税漏税，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得不到保证，无法摆脱经济困境。可就在这国家危难的时刻，卜式挺身而出，到河南太守衙门捐献20万钱用来救济灾民。

在河南太守上报的河南地方捐款的人名中，汉武帝看到了卜式的名字，马上想起了几年前卜式献产报国的事，大为感动。为了表彰卜式的深明大义，献产有功，汉武帝破例赏赐他第十级左庶长，又授予他中郎的职务，赏了十倾田地，并把他的报国事迹布告于天下，教育人民，发扬他的爱国精神。

据载，明朝初期，为了修筑东自辽蓟，西至甘肃的长城，驻军几十万人，需要借助商人输纳粮草等军用物资以补充军屯和税粮的不足，其措施是推行“开中法”。所谓开中法，是指商人纳粮于边镇，给以盐引，在内地开支盐行销售。山西、陕西商人积极参加开中，并实行“商屯”（就地屯田，产粮输边），对保障军需、开发边疆，提高新建的明王朝的国防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春，亲征蒙古族准噶尔叛国首领噶尔丹，道远运粮，困难重重。山西介休商人范氏兄弟，以家财运饷，辗转沙漠万里，补足了军队的缺粮，保证了康熙作战的胜利，并为国家节省了不少费用。在历史上，有“晋人善贾”、“晋商富饶”的美称，自清乾隆以后，晋商捐饷的数量越来越多，如介休商人张英，经营河东盐业，乾隆十三年（1748年）捐银千两，助金川军役；乾隆三十年（1765年），地方官修筑城邑，又输银千两以助工役；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捐银1_2万两以助金川军饷；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嘉庆五年（1800年）又以2万两银助理军资。从乾隆到嘉庆，他一人捐输白银3.4万两，相当于一个票号商人起业的资本。

4.反对侵略。商人的爱国行动还表现在反对侵略防御外侮的斗争中。明代倭寇入侵东南沿海，许多商人（以徽商为多）毅然奋起，积极参加抗倭斗争。他们捐巨资，募勇士，修城郭，守危堞，“以左军兴，为士民先”，并承担了保卫地方安全的重任。

5.痛恨奸贼。爱国是一种情感，既有爱，就有恨，热爱祖国必然痛恨奸贼（古代的爱国同现在的爱国不是一个概念，那时是封建割据的小国，也指长城以外的地方）。据史书记载，南宋高宗时，金国人人侵，山河破碎，而爱国将领岳飞却被宰相卖国贼秦桧杀害，这激怒了全国的百姓，对秦桧恨之入骨，然而奸贼当道，人们敢怒而不敢言。

当时南宋的国都是临安（今杭州），在那里有一个商人叫李四，专炸糯米团子卖。他怀着国家安危的情怀因此非常恨秦桧，为了发泄内心的愤怒，用糯米团子做了两个小面人，比做秦桧和秦妻王氏，扔在滚烫的油锅里炸，令其受煎熬，为忠良岳飞报仇。他边炸边喊：“看油炸桧了，油炸桧了。”围观的人心领神会，都争相咬油炸桧，以解心头之恨。消息不胫而走，不断传开，人们都来买“油炸桧”。从此李四全家经营繁忙而改卖“油炸桧”，仍供不应求。为不使人们失望，从而简单操作，把两根面条头尾捏在一起比做秦桧夫妇油炸，仍不能满足人们的购买。不久，临安全城纷纷开设油炸桧店铺、摊点，后来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沿至今天，已传遍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名称上有的仍叫油炸桧，有的叫炸油条或叫炸倮子等等。这故事是不是说，炸油条或炸课子始于南宋，当你吃油条的时候，你知道这里面的故事吗？

P33-37

商人精神亦称贾道精神，存在于商业经营活动中。商人精神这个题目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是在1985年秋季，那时我在北京商学院（现为北京工商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感到一般的道德理论与商业的实际联系不大，应当增加一些商业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充实教学内容。于是便翻阅有关商业伦理道德方面的资料，其中查阅到有关商人精神的论述，使我的眼睛一亮，从此在我的脑子里种上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后来我发现在所有商人精神的资料中只限于对中国古代商人精神的论述。于是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商人精神只在中国古代商业中存在，中国近代、中国现代商业中是不是也有商人精神的存在？我思考的结果是：商人精神存在于整个商业中，它有一个发展过程，不仅存在于中国古代商业中，也存在于中国近代、中国现代商业之中。在中国哲学史上，中国人很早以来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看法，宇宙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天”、“地”与“人”之间有一种深刻而神秘的互动关系，不仅天文学意义上的“天”与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及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乃至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可以互相影响，而且“天”、“地”、“人”在精神上也互相贯通，在现象上互相彰显，在事实上彼此感应。中国哲学史就是“天”、“地”、“人”与精神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彰显的历史。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冯友兰老先生讲的“中国哲学的精神”也就是这种精神。商业、商人、商人精神在哲学的意义上也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彰显、彼此感应。

基于这种认识，于是我在看书、看资料的时候，对有关商人精神的内容都做了记录，日积月累，积累的资料越来越多，就产生了写作的欲望，其目的是把商人精神更完整地描述出来。但是，由于教学工作繁忙，没有时间投笔。直到我1998年退休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99年9月2日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可是又因有其他的写作任务而中断了。再次投人本书写作是从2002年11月4日开始的。直到2005年7月12日完成本书的第一稿，并开始了第二稿和以后的修改工作，完了以后送出版社，又因出版渠道不畅，又拖了一段时间，2012年又进行了一次删节、修改与调整。

我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1966年的本科毕业生（本科五年），对商业史并不熟悉，这是我写作商人精神最大的困难和挑战。为了本书的写作又要花很多时间去读商业史，我读了《中国古代商业史》（吴慧著共两册）、《中国商业史》（李浚源等编）、《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史》（王相钦主编）、《世界商业史》（英国人威廉斯著）以及《儒商时代》、《南商与北商》、《中国商帮》、《近代中国商业巨子》、《中国古代的商人》、《中国古代商业史》、《晋商》、《徽商》等专著。哲人有“知识就是力量”之说，我通过阅读，扩大了商业史的知识面，加深了对商人精神的理解，增加了我写作的决心和激情。《中国商人精神》一书经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初稿。经修改后的结构是：前言后语，第一章写商人的来历及其发展的基本概况，介绍商人精神的基本概念，第二章写中国古代商人精神，第三章写中国近代商人精神，第四章写中国现代商人精神，第五章写商人精神的文化思考，是对前面四章的补充和说明。在原稿中有“商人精神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商人精神”两章，在修改的过程中为了突出商人精神这个主题都删掉了。

本书的写作是以商业史为基础，但不是写商业史，而是采用了史论的形式，把商业史中有关商人精神的那些东西抽取出来作为素材，加以分类整合，围绕商人精神加以论述，从而揭示出商人精神的内容及其发展过程。

在这个框架内，着力把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人精神结合起来，打造一种中国特色的经营文化和东方文化经营之道。其中说东道西（东方和西方），也写了经典解读、经商智慧、人物传奇、经商之道、历史经验、商业道德、经营管理、策划谋略等内容，尽量照顾到通俗性和实用性。现在多数读者喜欢看一些通俗实用的东西。我看看那些思想深厚的书，感到自己写得很浮浅，而看看写得很通俗的那些书又感到自己写得很深刻。究竟是浮浅还是深刻这不是我自己可以评价的。不过我认为，精神的东西应该是深刻的，而不应该是浮浅的。为了照顾读者的口味，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尽量考虑通俗一点、实用性强一点，但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书中所写的内容都是在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事实，或在当前发生过的事情，它是以事实为前提的，没有一点虚构的意思。因此，商人精神并不是一种虚构的精神。

本书写完了第一稿之后，我把章节的目录抄下来，请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魏英敏帮我看一下。他看后提出一些很好的修改意见，主要有两点：一是“商人精神与民族精神”我原稿为一章。他认为这一章应当删掉，因为重复性很大，在修改时把它删掉了。二是他认为晋商、徽商的经营之道应该写上一笔。在本书修改第二稿时我贯彻了他的意见，把本书第五章的题目改为“商人精神的文化思考”，晋商、徽商的经营之道等收入本章中。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商人的精神境界一般都有经济背景，在本书的写作中，我突出了商人精神方面的描写，而省略了经济上的动因。在写作过程中我虽然读了一些商业经济方面的论著，更觉得自己商业经济方面的知识浅陋，所以书中的观点是不是正确，商人的精神表现是不是全面，肯定有不妥之处，望同行和读者见谅。

作者于北京海淀区大慧寺8号院

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