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看守所里弥漫着绝望的恶臭。多么沉重的负担！要说看守所里弥漫着什么气味，那一定是恐惧：对看守的恐惧，对被打或被轮奸的恐惧，对那些曾经爱过你、也许会继续爱你、也许会不再爱你的人将你遗忘的恐惧。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对时间、对那些幽居在心灵未曾探测过的角落里阴暗之物的恐惧。有人说坐牢就是在消磨时间——这简直是个笑话。我可没那么幼稚，我知道真相：是时间在消磨你。
刚才我就笼罩在这种看守所的气味中，同一个刚判处无假释刑期的犯人促膝对坐。和我预测的一样，他遭遇了不利的判决。检方的证据强大有力，陪审团对一个曾经三次入狱的失败者没有丝毫同情，更何况他是在一场抢夺遥控器的争吵中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兄弟。十二位陪审员，没有谁关心这些事实——他当时喝了酒，已经完全发了狂，而且，他并非有意开枪。没有人在乎他的兄弟也是一个混蛋，一个恶棍，陪审团不在乎，而我尤其不在乎。我所想的只是给他解释上诉的权利，回答任何合法的问题，并且快点摆脱这事儿。我向卡罗莱纳州政府提交的律师费申请要到早上才能受理。
大多数日子里，在心情尚佳的时候，我对自己选择的职业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我厌恶自己的律师身份。这种厌恶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担心自己一定是在什么事上出了错。我把它隐藏起来，就像有些人会隐藏自己是个性变态。今天甚至比大多数糟糕的日子还要糟。也许是因为这案子，囟为这客户，因为又一桩全无必要的悲剧引起的情绪波动。我来这个房间上百次了，但出于某种原因，它每次都给我不同的感觉。墙壁似乎在移动，有那么一瞬问，我感到迷失了方向。我摇摇头，试图将这感觉甩掉。我清清嗓子，站起身。事实很糟糕，但诉诸审判的决定并非由我做出。当他从拖车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身上沾着血，眼里流着泪，一只手抓着枪，另一只手抓着遥控器。那是在大白天，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当他开始尖HU，一位邻居从窗户里往外望，看到血和枪，就叫来了警察。没有律师能够打赢这场官司——我已经反复告诉过他了。
也许是罪责太大了，或者他注定需要惩罚。不管这案子如何，反正现在是完结了。
最后，他费力地将日光从那双扣拇指胶底凉鞋上挪开，这鞋是看守所发放的，阅脚无数。他湿乎乎的鼻涕在强光里闪闪发亮，眼睛发红，战战兢兢，对所见的一切都恐惧万分。他扣动了扳机，这个残酷的事实最终扎下根来。在我们过去几个小时交谈的过程中，这道痕迹蜿蜒着缠满他的脸。他停止了语无伦次的否认，我不为所动地观望着，看着希望萎缩，死灭。这一切我以前都见过。
他发出一声沉重的咳嗽，用右手臂将口水从脸颊上抹去。“那么，就这样了？”他问。
我都懒得回答。他自己已经点头同意了，我能够看到他的思想，就像是写在我们之间潮湿的空气里一样：没有假释的牢狱生涯，而他还不到二十三岁。这个残酷的事实通常要过上几天才会在这个顽同混蛋的行为中表现出来，而这种行为就像是某种病态的天赋人权，被每个蠢驴般的杀人犯带进监狱。也许，这家伙比我想的要聪明。法庭做出判决后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已经拥有了无期徒刑犯那种直瞪瞪的目光。在一成不变的红砖墙后呆五十年，或者六十年。没有假释的机会。不是二十年，不是三十甚至四十年，而是一辈子。要换了我，我会疯掉的，这是上帝的真相。
我瞟了一眼手表。我在这儿待了差不多两小时，这是我的极限。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那股子味道已经渗透了我的整件衣服，并且，我能看到自己衣服上被他抓过的地方留下的湿乎乎的痕迹。看到警卫走过来，他垂下眼帘。他的言语蒸发在寂静的空气中，留下一片真空。我没有伸手和他握手，他也没有伸手，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指麻痹了。
他过早地老去，二十三岁就已近乎崩溃，某种同情钻入了我本以为已经永远麻木的心中。他开始哭泣，眼泪落到肮脏的地板上。他是个杀人犯，这毫无疑问，他明天一大早就要去人间地狱了。我违心地伸出一只手，放到他肩上。他没有抬头，说他很抱歉，我知道这一次他是真的。我是他和现实世界的最后一次接触。其他的全都被判决——这一锋利的现实——剃得精光。我的手掌下，他的肩膀开始起伏，我感到一种虚无，如此巨大，沉甸甸的。这时，有人进来告诉我，父亲的尸体终于找到了。这事儿对我来说充满讽刺意味。
护送我从罗恩县看守所走到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是一个高个子法警，骨节宽大，他的头发和胡须都是短而硬的灰色毛发。当我们绕来绕去地穿过那些挤满法院忏悔者的房间时，他连话都懒得和我说，而我也不想说话。我从来就不足一个爱说话的人。
地区检察官是一个圆滚滚的小个子，有着让人信赖的外貌，只要他愿意，就能够长时间不眨眼——这本事挺令人惊讶。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个政客，坦率而温和。对另一些人，他是这问办公室冰冷的、无生命的工具。对于我们这些幕后人士中的少部分人来说，他是个普通人，我们了解他，喜欢他。他为国打仗时中过两颗子弹，但他从来不会看不起像我这样的人——我的父亲经常说，我这种人是“和平年代的弱者”。他尊敬我父亲，也喜欢我，我一直不太确定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我不像大多数辩护律师那样吼叫着宣称当事人的清白。或者，也许是因为我的妹妹，但那是另一件事了。
“沃尔克，”我走进办公室时，他说，并没起身致意，“我对此非常遗憾。埃兹拉是个好律师。”
作为埃兹拉·皮肯斯唯一的儿子，只有一小部分人叫我杰克逊·沃克曼·皮肯斯。其他人都喜欢叫我“沃尔克”，我觉得这很搞笑。 “道格拉斯，”我点点头，法警离开，办公室大门在身后关上，我转过头来。“你们在哪里找到他的？”我问道。
道格拉斯把一只钢笔插进衬衣口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很不寻常。沃尔克，不要寻求任何特殊待遇。我让你来，是我觉得应该在这事儿曝光之前亲口告诉你。”他停下来，望着窗户外面。“我想，也许你可以告诉珍。”
“我妹妹和这事儿有什么关系？”我问，并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在这个局促的、拥塞的空间里听起来有点太大了。他的眼睛转向我，这一瞬，我们像是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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