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霞客到梵高》收录了当代文学大家余光中先生1981年至1993年间所写的14篇文章——其中兼有文学评论，艺术评论及余老的个人游记。

书名《从徐霞客到梵高》，因为其中有四篇文章析论中国的游记，另有四篇探讨梵高的艺术，占的分量最重。游记既为散文的一体，往往兼有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之功，因此论游记即所以论散文。

《从徐霞客到梵高》是余光中继《掌上雨》和《分水岭上》之后的第三本纯评论文集。其中的十四篇文章，一半写于香港，一半写于高雄；最早的一篇写于1981年，最晚的则写于1993年。书名《从徐霞客到梵高》，因为其中有四篇文章析论中国的游记，另有四篇探讨梵高的艺术，占的分量最重。游记既为散文的一体，往往兼有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之功，因此论游记即所以论散文。

杖底烟霞

　——山水游记的艺术

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

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

论民初的游记

巴黎看画记

　——古典的黄昏

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

　——梵高逝世百周年祭

梵高的向日葵

壮丽的祭典

　——梵高逝世百年回顾大展记盛

莫惊醒金黄的鼾声

中文的常态与变态

白而不化的白话文

　——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

李清照以后

艺术创作与间接经验

诗与音乐

编者说明

自古中国的哲学把天、地、人称为三才。人本来生于天地之间，却因文明日繁而心萦于世务，身陷于尘网，不得亲近自然。隐士逸民之类是例外，但是离群索居并非易事，不仅长沮、桀溺实际上难与鸟兽为群，就连谢枋得、张岱之流在日常生活上也必然有许多困境，《招隐士》一文早已危乎其言了。一般士人的折衷办法，是在春秋佳节登山临水，访寺寻僧，短则一日跋涉，长则旬月流连。至于游者，当然勇怯有别，劳逸各殊：有的像袁枚，既怕走路，又怕晒太阳；有的像徐宏祖，不辞长征，更无畏艰险；有的像谢灵运，僮仆数百人，伐木开径，惊动官府；有的却像戴名世，从江宁到北京，一路淋雨，困于水乡，到达时不但行李湿透，而且满身泥浆。经历虽然不同，却都是人与自然相对，而所见所感，发而为文，便成游记。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在刘勰心目中本来是指山水诗，近人却认为《游名山志》的作者谢灵运不但是山水诗的大师，也是山水游记的远祖。可是《游名山志》的零星片段，比起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来，显得太过单调，比起谢灵运自己的山水诗句来，也觉逊色，根本达不到王羲之所谓的“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中国游记的真正奠基人当然是柳宗元：到了《永州八记》，游记散文才兼有感性和知性，把散文艺术中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之功冶于一炉。这种描述生动感慨深沉的文体，对后来的游记作者影响久长，众所皆知，不再多赘。我感到好笑的是：后人学柳，不但在大处脱胎，甚至在小处效颦，到面目相似的地步。以下且举数例：

其一，中国游记作者发现了美景，不愿私有，而欲公之同好，广霈后人。柳宗元在游记中一再申述此意：“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见《袁家渴记》)“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见《石渠记》)“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见《石涧记》)司马迁乃千古寂寞人，要把文章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柳宗元“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也是千古的寂寞人，却反过来，要把奇山异水藏在文章里，以传后人。这传统，从朱熹到恽敬的游记里，屡加强调。其二，中国文人耽爱山水，不但登临欣赏，也讲究卧游坐观，以小喻大，以近喻远，把山水人文化。柳宗元在“八记”中说：“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在《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里，他又说山石林泉之胜“效伎于堂庑之下，咸会于谯门之内”。后来苏辙、范成大、麻革、周叙、徐宏祖、袁枚等人都这么说，钱邦芑简直就照抄了。我甚至怀疑苏轼等人爱玩奇石假山，跟这种坐玩造化的谐趣也有关系。其三，柳宗元状溪石日“若牛马之饮于溪”，姚鼐状溪石则日“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姚之学柳，显而易见。

虽然《永州八记》前承元结的《右溪记》，后启宋明以降的游记，但唐人记游的文学并不限于散文。杜甫的名诗如《漠陂行》、《彭衙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其实都通于游记；只是记游诗毕竟是诗，比起散文的游记来，在写实的骨架上总不免多发挥想象与感慨，不像散文游记在中国的传统上照例是走写实路线，连日期、地点，甚至游伴都详细交代。例如苏轼的小小品《记承天寺夜游》，短短八十四字，交代时间、空间与同游者的字句，竟用了近乎四分之一的篇幅。他的许多记游诗，像《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等等，除了诗题标明时、地、人之外，本文就不再照顾这些细节。唐人诗中最接近游记的，韩愈的《山石》是一个好例子：除了末四句稍发感慨之外，全诗悉依时间顺序描述，写实功夫可比电影。

散文游记要到宋代才有恢弘的规模，不但议论纵横，而且在写景、状物、叙事各方面感性十足，表现出更为持续而且精细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例如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记述峨眉山之游的文字，娓娓道来，详尽而又生动；其中形容“佛现”的一段，前后近五百字，交代光影之轮替，色彩之更迭，有条不紊，那种繁富的视觉经验，在宋以前的游记里实在罕见。他如王质的《游东林山水记》，感性也极浓，不但写景如诗，而且叙事如小说，真是杰作。至于陆游的六卷《入蜀记》，逐日记叙他从山阴到夔州的旅途见闻，夹叙夹议，兼具感性与知性，其分量与规模，遥遥启迪了徐宏祖一类的日记体游记。

P2-4

《从徐霞客到梵高》是我倒数的第二本评论文集，其中的文章都写于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初，前后纵跨十二年。有好几篇，后来我就用来做自己多场演讲的主题，或稍加调整充当了讲稿。例如《艺术创作与间接经验》，就是我七年前在岳麓书院演讲的所本。至于讲中文西化的两篇，也多次融入我同类演讲的内容，讲题有时叫《中文与英文》，有时叫《当中文遇见英文》。最常用的一篇则是《诗与音乐》，我多次用来做朗诵自己诗作的学术借口，暖身前奏。

近几年来，评论绘画与中文的文章，我仍未停笔。颇有几位朋友，去卢浮宫赏艺的时候，竟随身带了这本文集，为了将《巴黎观画记》中所述的种种，现场与名画印证。另一方面，因为我屡次就中文的母语发表恐其日衰的杞忧，不少活动就有共忧的同道来邀我参与，结果竟卷入了抢救国文教育的壮举，还跟“教育部长”隔空舌战。先是文白之间争议未完，继而繁简之际是非又起。看来中文的论题仍待细究，不是“政教合一”的陋规所能摆平。

此书所收各文，虽然勉可称为未尽合规的评论，但若究其文采，亦可视为散文，也不妨称为“知性散文”，以别于纯粹的抒情散文。我曾自剖三分之二是作家，三分之一是学者。而如今可恼的是，把两者的身份加起来，我投入的时间仅得三分之一，而余下的三分之二，竟然都被演讲、访问之类的活动侵占了去。以前朋友见面，常说最近在报上拜读了大作，现在却改了口，说前天在电视上见到你。

但愿这世界能让我回到书桌前来。

余光中

200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