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1993—2002年的最核心经验

当然，1993—2002年的10年间，中国的“三农”也不是没有成绩的，最大的成绩是基本保障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安全。中国用世界7％的土地却养活世界1／5的人口，这个成绩是了不起的。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坚持农业和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全国各地农村耕地撂荒非常严重，笔者所在的湖北省高达50％以上，有局部地方高达80％。但这并没有造成农产品产量的灾难性下降（最高1996年，50453万吨；最低2003年，43069万吨），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起了作用。面对大量的农民撂荒土地，一方面，村干部依据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对撂荒地实施了对外招标和对内再发包；另一方面，村干部动员在家务农的村民集体耕种经营，这才保证了农产品安全。假如没有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起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期势必会爆发非常严重的粮食危机的。

对于我国农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和农业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优越性，特别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优越性，本应该予以高度评价和坚持的，但一直有否定之倾向。譬如：对“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总是有人故意解释为“土地承包期长久不变”——村民集体无权调整农地和再发包农地；“村民”承包农地不交钱，即使不种粮食也享受粮食、种子等补贴；鼓励“农民”增加土地财产性收入等，都对农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很大的破坏性。

“耕者有其田”的农地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农地制度。日本农地制度虽然是私有化的，但日本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和严格的用途管制，保障了“耕者有其田”。如果我国政府在现实的农地承包制度下，通过“承包期长久不变”将农地承包制演化为农地私有制，第一，起点极不公平，这会引发巨大的社会问题；第二，无法保证“耕者有其田”，将会大面积出现“不耕者有田”而“耕者受剥削”的局面。这对我国农村社会和谐和农产品供给安全是非常不利的，甚至是对我国农村社会和农业发展的一次极大的破坏。如今，一些不懂“三农”的金融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鼓吹“农地私有化”如何如何好，却很少有人倾听基层干部和真正的耕者的意见。只要农地不私有化，农业遇到再大的困难，工业化和城市化遇到再大的挫折，都是可以平安渡过危机的。P16-17

第一章 关于1993－2002年的中国 “三农”政策的反思

 第一节 农业政策：没能与时俱进

 第二节 农民政策：严重倒退

 第三节 农村政策：迷失了方向

 第四节 1993－2002年间的最核心经验

第二章 2003年以来的“三农”政策回顾

 第一节 农业政策：依然没能与时俱进

 第二节 农村政策：舍本逐末

 第三节 农民政策：施小惠有余

 第四节 三农成就：连续8年粮食增产

第三章 十字路口的中国“三农”

 第一节 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三农”

 第二节 进一步认识中国

 第三节 重新认识解决“三农”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意义

第四章 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道路前进

 第一节 未来30年“三农”发展政策的指导思想（两次飞跃）

 第二节 未来30年“三农”发展政策的基本目标

 第三节 制定未来30年“三农”发展政策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未来30年“三农”发展政策的策略重点

 第五节 完善未来30年“三农”发展的配套政策体系

 第六节 农业政策要兼顾不同地区的差异性

附件

 1.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政策策略选择——我国大陆和台湾的比较

 2.中国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

 3.警惕中国农村走上菲律宾道路

 4.贫困的制度性原因

 5.防止“两个非法生存”是未来一个时期的农村工作的基本目标之一

 6.警惕乡村社会进入两种“灰色化”状态

 7.“农产品武器化”趋势与中国策略

 8.作为乡村治理途径的农业税转地租

 9.土地集体所有制、村社内置金融与农村发展和有效治理

 10.有这样一个农民合作社

 11.种庄稼 种厂子 种房子

 12.在中国炒大蒜需要多少钱

 13.上好大学的农村孩子为何越来越少了

 14.温总理关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表述让我百思不得其

 15. 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

 16.农村是有价值的——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17.薄一波给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的信

 18.我们的新农村建设

多一种选择，多一份智慧

——读李昌平新著

从2011年年初收到昌平的新书稿电子文本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可以说，都在以他的新著为参照来还原、思考和交流“三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用电子信件发给昌平的读后感就有10多篇、4万多字，手机短信则未计其数。2011年年底，又收到他发来的新著清稿本，即兴写了一个短评，全文如下：

如果说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大气候》以“奇”获得千万读者，而《再向总理说实话》，则是一位“智者”站在世界和中国之巅，对“三农”问题进行的一种超越性的亲历、观察和思考，并以其特有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正在遭遇千百年来未有的徘徊、纠结、困顿的亿万农民、农民的代表和农民的关注者，都需要这种参照。或许，坊间会说这是一本最好的书，也是一本更奇的书，甚或是“李昌平难题”时代远去留下的一番边缘之言。但不要忘记。世界就是曾经边缘化的人的作品。“三农”的历史因李昌平而更加丰满，更加光彩夺目。

2012年春节过后，昌平又来信说：“这次不用‘大人物’作序了，你我都是草根，就你了。”说“都是草根”，我还真不敢接受。虽然都曾在草根层面生活过、行走过、遭遇过，可到了他三句话惊天动地之时，我却在老家父辈承包的田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俟7年。但正因此，读着昌平的书，犹如在山乡月明风清、蛙鸣声声中，乡邻把酒，谈天说地，月上中天，意犹未尽。其中或许还包括10多年前的一个传说。当时一个高层调研组的成员说，中国的“三农”问题，主要是“两湖”（湖北、湖南），“两湖”又主要是“两州”（荆州、衡外i）。可谓一样的经历、不一样的描述吧。

昌平这部新著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对1993—2002年和2003年以来两个时段的“三农”实践进行系统的反思，但因其特殊的经历和与众不同的言辞，难免会“曲高和寡”。其实，他所反思的，其中的很多内容，正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困惑与纠结。如果回顾三十多年来高层的一系列文件不难发现，昌平的观察角度和判断恰恰切中了要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三农”发展，有快乐也有痛，痛和快乐都是震天动地的。魏礼群主编的由言实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一书表明，1998年，国务院研究部门就不断地向中央高层报送关于免除农业税费的种种方案。如果没有当时高层决策人员的关注，那些方案不可能上达高层，下传地方。但就当时来讲，由于历史上“皇粮国税，不可抗拒”的思想已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一般人只想到“减轻”，对于“免除”二字，几乎连想也没有想过。本人所在的地方，“免除税费百事顺”的话，最早印刷到纸面上，作为内部“秘密”参考传到县域基层，已是2004年的事了。如果农村基层能早早想到免除农业税费是一个世界通行的法则，哪怕到银行去逼贷，也不会演绎出一个又一个乡镇政府被农民打砸的事件来。

据《朱镕基讲话实录》记载，2000年3月22日，国家信访局（《群众反映》第28期，以《一位乡党委书记对农村现状的忧思》为题，摘登了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就当前农村工作存在的问题致朱镕基同志的信。信中说：“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2000年3月27日，朱镕基同志指示农业部派人调查。经调查，李昌平反映的问题属实。2000年5月4日，朱镕基同志在农业部的暗访调查报告上作出批示，批示的全文是：“请锦涛、岚清、家宝同志阅示，并请计委主任、财政部长认真看看。抄报贾志杰、蒋祝平同志。‘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通读《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全书4卷、348篇，其中以“三农”命题的达60多篇，加上他在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西部视察时讲话中的分题，就更多了，其中不乏对“三农”时势的精到分析。

如果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发到基层的全部“三农”文件，人们还会看到，2004年以来，从上到下，众口称颂的，只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5个一号文件和2004年以来的9个一号文件，而对于1987一-2003年的年度性“三农”工作部署的文件，其中包括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却只字不提。众口称颂的2004年以来中央9个年度一号文件和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既有对“三农”形势的研判，其中也不乏对存在问题的正视。

如果“前看百年、回望千年”，此前两个10年的“三农”，远不只是一个农地制度的变革，影响更深远的还有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农地制度、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共同构成了“三农”发展的三个维度。昌平的系列反思，恰恰是源自三个维度，因而触及的问题，全面得多，深刻得多，比如他对农业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分析，就包括了科技进步和市场农业的内涵。

退一万步讲，对历史年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做出划分，早巳有之；对同一年代、同一事件和同一人物的评价，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而完全不一致的也不乏其例。最近出版的1949—1978年党史的主编者石仲泉就认为，一部史书管10年20年又得要改写。这种改写，可能有观点上的，也可能还有事实上的。昌平把经历的不一样的事和不一样的感受，如实记录下来，可谓先智先明。

写到这里，似乎巳让人感到这纯粹是在为昌平辩解，有点落俗套之嫌。不！绝不是这样！时下，没有这种辩解，落俗惯了的人们就可能因为书中不落俗的字词而愤然弃之，昌平书中的字字珠玑就可能因为自己不俗的言辞而被淹没在汹涌而来的口水之中。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简短前言中说：“如果正统经济学出现了什么错误的话，那么这种错误不一定会出在为了逻辑上的一致而精心建立起来的上层结构中，而是要出在其前提的不明确和缺乏普遍性上。”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昌平在总结和反思“三农”发展历程时，不是一般地讲成绩、讲问题、讲对策，而是站在中国和世界的巅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他的眼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每一次在经济上“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都是因为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恢复而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过去100年的新世界。中国的“三农”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化、市场化和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正在遭遇着内外部矛盾及人地矛盾都高度紧张、增加农产品单产的制约因素越来越突出、生物能源产业化和农产品“武器化”等一系列特殊性的时代，这是构筑中国“三农”政策体系的基本前提。昌平新著读后，令人感到发聋振聩、精神振奋，让人们瞬间站在了一个明确无误又坚如磐石的前提之上。

如同创新往往是建立在对现状进行深刻反思基础上的情形一样，昌平新著最大的亮点是，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道路，提出农民“村社共同体”和“结平衡账”的体制性架构，并由此设置了他的一个全新的政策体系，可谓精彩纷呈，新意迭出，这可以说是曾经的“李昌平难题”的最大之解。这样的较为完整的体系，在近几年汗牛充栋的“三农”著作中，还是少有的，其现实意义十分重大。

昌平的“村社共同体”是以坚持农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在时下农地公有还是私有的争论再度风起，甚至有私有化一剑封喉的情势下，不但体现出昌平个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而且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清醒剂，警醒人们从更深的层次认识中国的农地集体所有制。

这里不说那些已经和即将“长房子、长工厂、长街道”的农村土地，因为那些土地，一旦变成和将要变成城市、高铁和机场，其所有权便已魂不附体了，余下的仅仅只有原有的成员权和补偿的标准及分配办法。于此，再来讨论这类农村土地的农民财产权，巳毫无意义。我们所研究的农村土地，是指那些永远也不会“长房子、长工厂、长街道”而永远只“长庄稼”的土地。

笔者在农村老家居住耕作观察的7年间，当与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聊及农田时，他们告知，历史上的农田，很大一部分不是私田，而是族田、学田和其他的公田。族田是怎么来的？老人死了以后，所有的田不细分给子女，而作为“祖田”分租，族下分房分派时，还会形成一代一代的多层次的“祖田”，收取祖田租谷用于日常开支后的节余，往往首选购买农田，充实公有。本族后人因故出卖的农田，族内优先回购。为何要搞那么多的公田？除了祭祀的开支外，更主要的是保证家族、地方人员团结、合作生产和扶贫帮困，让全体人都能生存下去。再者，如果前一代的人死了，所有的田产平均分给后人，后人中有的人单身或婚后无嗣，死后的农田就会肥水外流。除了族田，还有各种公会，如桥公、路公、学公等，春节玩灯还有个“灯公”，各种公会都以田产的形式存在，如果没有这些固定的田产，族人也好，地方也好，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合力。毛泽东搞农田集体所有，就是把各种公田变成地方上所有的人共有，农民当然不会反对，他们反对的是当时的生产队“统一经营”，所以搞承包时，大家拥护。由此看来，中国的农民并非马克思笔下的那种互不相干的“马铃薯”。有的老人还说，如果承包以后，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化肥、农药、电力和机械，增产是不可能持续的。

受老农的启发，我查了一些史籍。历史上，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不但有大量的公田，还有国家“回买公田”的事。在中国，所谓“回买公田”，是指当朝对富户占有超过当时限量的农田，实行回购，出租耕种，收取租金，充实国用。最为有名的是宋朝末年（公元1263—1275年）的“回买公田”（（（宋史》十三，第4194—4195页，中华书局版）。1950年前后中国台湾的土地改革，也是“回买公田”（茅家琦主编《台湾30年（1949—1979）》，第39—4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曹锦清教授在（《论研究中国的方法》一文中，则谈到历史上的另一种“回买公田”：雍正年间，河南发生旱灾，农民为了粮米不得不出卖土地，土地非常便宜，结果大量的土地转移到当时有钱的晋商手里。这个消息被当时的中央政府、被皇上知道了，要求晋商把从河南低价购买的土地按原价卖给皇上，皇上买下来之后又重新分配给农民，农民原来有几亩地还是几亩地。“回买公田”还是一项国际经验。在世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些国家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提高规模效益，也采取了类似政府回买公田的做法。在墨西哥，1910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国家赎买超过限额的土地，禁止教会和外国公司占有土地，将征收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形成一批小地产占有者。印度独立后，废除了中间人地主制，以补偿金形式高价赎买中间人地主的一些土地，使2000万名有支付能力的农民成为土地持有者。荷兰利用土地银行体系从农民那里购买土地，长期低价租给有前途的中农，年度租金只相当于土地买价的2．5％，并为所有者和佃户之间的转让提供资金。（刘振邦著（《当代世界农业》，中原农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坚持农地的集体所有，已摆到与坚持家庭承包同等重要甚至更加突出的地位。只有坚持农地的集体所有，才能缓解因代际更替、家庭人口变动带来的“农民农”土地使用权占有不公的困境，才能减少实行规模经营时获得土地的谈判对象和成本，也才能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诚如昌平在书中所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散小农很容易成为市场贱民、社会流民和政治贫民”。

为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就需要一种与此相适应的农村体制来承载。昌平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构筑出他的“农民村社共同体”，而且，他的这种构建，不是原有“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简单复活，而是有了新的内涵。这在他的新著中，已有了详尽的展示，不在此复述。至于新的“村社共同体”的机构名称，是旧瓶装新酒还是新瓶装新酒，这是可以继续讨论的。

“农民村社共同体”如何运转，昌平把他和他的那一代乡村干部广泛使用过的“结平衡账”的管理方式，扩展、上升为“村社共同体”内部动态性的基本管理方式，更有其必然逻辑。一个共同体内，在一些基本的层面，如果没有动态性的均衡，长期差别过大，甚或权势得利，必然不得久远，最终解体。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反复提到加强“改革顶层设计”这一全新的概念。顶层设计总的特点是要具有“整体的明确性”和“具体的可操作性”，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按图施工”，以避免各自为政造成的混乱无序。如此，李昌平的新著，便是一个具有样本意义的“顶层设计”。如能有更多的这种样本呈现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上，作为“三农”政策决策时的参照，中国的“三农”将更加辉煌。多一种选择，多一份智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后说：“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人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期待昌平“多年诚实探讨”的新著，早日出版发行，以启发更多的人参与到“三农”创新中来，共同托起“三农”更加美好的明天。

刘放生

农历壬辰年雨水节成于西渡

如果说十年前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是侧重于有关“三农”具体问题的揭露、涉及“三农”不良现象的批评，激愤而痛切，《再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则更多是对前三十年“三农”政策的梳理和盘点，用一种宏观而国际化的视野来看待中国“三农”问题的得失，对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三农”问题指出了未来三十年的发展之路，可谓理性而恳切。作者的很多剖析让人震撼、深思，甚至焦虑不安。

许多令人瞩目的问题，都可以在《再向总理说实话》中找到说法。让我们走进李昌平的“三农”世界，倾听他的声音，分享他的智慧。

如果说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大气候》以“奇”获得千万读者，而《再向总理说实话》，则是一位“智者”站在世界和中国之巅，对“三农”问题进行的一种超越性的亲历、观察和思考，并以其特有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正在遭遇千百年来未有的徘徊、纠结、困顿的亿万农民、农民的代表和农民的关注者，都需要这种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