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中痛处》为近代史研究专家陆建德教授的随笔，从小问题入手近代史，呈现历史风貌。书中既有对文学史思想史上“模仿”、“灵感”等等问题的理论评析，又有对狄更斯、伍尔夫、帕慕克等经典作家的文学批评，还有对汉语学界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品鉴推介。

《击中痛处》由陆建德近年来有关外国文学、文化现象等的评论文章结集而成，共计23篇。既有对文学史思想史上“模仿”、“灵感”等等问题的理论评析，又有对狄更斯、伍尔夫、帕慕克等经典作家的文学批评，还有对汉语学界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的品鉴推介。《击中痛处》思想犀利睿智，文笔清晰晓畅，适合广大文学研究者、爱好者阅读。

安提戈涅的天条

模仿·独创·影响的焦虑

敌我意识的奴隶

灵感·宿构·腹稿

 附录：诗思·催租人·穷苦之言

思想背后的利益

与“小说之死”告别

《狄更斯全集》序

“大博览会和小展览”——狄更斯谈伦敦世博会

意识之流的品质——读《墙上的斑点》

乏味透顶——上帝保佑安·兰德

烈焰的火舌——略说欧美二战文学

小说的寿命超过上帝

经典阅读

击中痛处——《二十世纪外国散文经典》序言

一位土耳其作家的荣耀——帕慕克二○○八年访华小记

教育何为？大学何为？

非普通读者

寻找躯壳的游魂——布莱《批评意识》读后

未尽的旅程——读布莱尔自传

拒绝沉默——纪念爱德华·萨义德

“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在钱钟书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流动的家乡

谈乔治·奥威尔

安提戈涅的天条

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里，流亡者波吕涅刻斯为了抢夺哥哥忒拜王的王位，率外部军队前来攻打自己的祖国忒拜城。两军交战时，两兄弟自相残杀而死，他们的舅父克瑞翁被长老们推为新国王。克瑞翁下令禁止埋葬或哀悼波吕涅刻斯，违反禁令者将在大街上被民众用乱石砸死。按照古希腊民俗，尸体不入土，死者阴魂便无法渡过冥河前往冥土。克瑞翁让波吕涅刻斯暴尸荒野，算是对城邦叛徒的一种惩罚。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三款，对美国发动战争或投向它的敌人，予敌以协助及方便者即构成叛国罪。在《安提戈涅》中波吕涅刻斯是典型的叛国者(“七将攻忒城”故事中的是是非非在此不论)。

然而波吕涅刻斯的妹妹、已与克瑞翁之子订婚的安提戈涅却不顾禁令，到荒野埋葬了波吕涅刻斯，并以希腊人的方式洒水敬礼死者。她因此被囚于墓室，后自缢身亡。安提戈涅眩于殉道者的美誉，她身上有“狂热者的傲慢激情”(艾略特《大教堂凶杀案》中贝克特批评劝他殉道的诱惑者用语)。她藐视人间的法令，为遵守所谓“神圣的天条”以身试法。她说：

天神制定的不成文律条永恒不变，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如果埋葬死者是安提戈涅所理解的永恒普遍的天条，那么可以说它只是凡尘一时一地的习俗，不然天葬、火葬、水葬以及人体解剖和把遗体捐献给科学事业都是有违神律的。也许兄妹之爱对安提戈涅高于城邦之爱，在波吕涅刻斯和忒拜之间她选择了前者。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套用麦金泰尔对E．M．福斯特的批判：安提戈涅不是任何地方的公民，她在内心里是一位流亡者。同时，我们也记得果戈理小说《塔拉斯·布尔巴》里那位哥萨克军营老队长，他亲手杀死叛变投敌的儿子，安提戈涅的天条对他不起任何作用。

安提戈涅的天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内容或表现方式，上帝或神的存在为其中之一。十八世纪流行所谓的“启蒙工程”，上帝不再神圣不可侵犯，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不可让与的天赋权利”。即便如此，这些权利仍是由“造物主”赋予的(请看美国《独立宣言》)，它们像安提戈涅的天条那样独立于并超越具体的历史和法律。法国国民议会在一七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通过的《权利宣言》也是这样一份文件。不必说，抨击法国革命不遗余力的伯克对宣言不存一点敬意。这位反革命说，形而上的自由和权利毫无意义，没有具体的法律和社会力量来对它们作出界定和限制，它们只是“荒诞无稽的谎言”，“有的人注定了要在微贱的行业里艰辛劳作，他们受到权利说的激励，会产生种种虚假的观念和空洞的希望”。激进的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是法国革命的精神之友，他在一七九二年被选为法国荣誉公民，但他也像伯克那样怀疑安提戈涅的天条。边沁把自己评论《权利宣言》的长文取名为“无政府主义谬见”。他说，真实的权利来自真实的法律，含糊笼统的权利宣言只会鼓励人们藐视现有法律，为所欲为，如此使用抽象、夸张、不精确的语言就是“道德上的犯罪”。边沁缺乏文采，然而写到得意处也有伯克式的雄辩：

社会之所以能团结在一起，只是因为人们能被诱导着牺牲自己的要求，不求完全满足。设法取得这些牺牲是政府永无休止的艰巨任务，这种号称为权利的宣言究竟有何目的？……其目的是……把约束人们的准绳挣开，并且对自私的感情说：“看哪，到处都有你们的猎取物！”对愤怒的感情说：“看哪，到处都有你们的仇敌！”

起草《权利宣言》的拉法耶特侯爵是巴黎国民卫队司令，他自己很快受到暴民自私而又愤怒的感情洪流的冲击。当他求助于戒严令并镇压聚集在练兵场“祖国坛”周围杀人滋事的民众时，他应该认识到自己当初那些华而不实的词藻是这一派混乱场景的先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实政治把安提戈涅的天条推向高潮。且看一例：英籍印裔作家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引起穆斯林世界抗议后，一个“国际萨尔曼‘拉什迪委员会”随之成立，数百名加入该委员会的作家致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呼吁世界舆论“支持任何人表达观点和信仰的权利”。同一年(一九八九年)，两百多名英国议员又联名要求戈尔巴乔夫保证“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参与这两件事的人士似乎假定，言论自由不必考虑宗教感情和有关社会的法律，它是安提戈涅的天条，“不限于今日和昨日”，在任何地方都应受到无条件的保护。但是就在这一年十二月，英国政府置安提戈涅的天条于不顾，行动果敢。当时正是英军以维持和平为名进驻北爱尔兰二十周年，为了报导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即要求与爱尔兰统一的人士)势必要组织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很多记者提前赶到北爱尔兰。英国政府为防止抗议者在摄像机的刺激下行为过激，当即下令所有记者离开北爱，一位违禁的意大利记者还遭拘捕。新闻出版自由不得不屈服于人间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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