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蒋介石到底要用“礼义廉耻”培养一般国民实实在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的用意是十分清楚的。他希望一般国民能够按照他所给定“礼义廉耻”的特殊含义和精神来塑造自己。根据蒋介石的言论，他提倡的“礼义廉耻”的具体含义，虽然常常在字面解释上沿袭了一些传统的说法，但他更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礼义廉耻”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和解释。他说：“‘礼、义、廉、耻’，古今立国之常经，然依时间与空间之不同，自各成其义。”蒋介石根据国民党政权统治的政治需要，对“礼义廉耻”也有一个自成其义的定义和解释。蒋介石解释“礼”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他还进一步具体解释说：“礼者，理也。理之在自然界者，谓之定律；礼之在社会中，谓之规矩；礼之在国家，谓之纪律。人之行为，能以此三律为准绳谓之守规矩；凡守规矩之行为和表现，谓之规规矩矩的态度。”质言之，这种“礼”就是指遵守国民党统治秩序的“规规矩矩的态度。”蒋介石解释“义”说：“‘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他还进一步具体解释说：“义者，宜也。宜即人之正当行为。依乎理，即合于自然定律与国家纪律者，谓之正当行为；行而不正当者，或知其正当而不行，皆不得谓之义。”显然，这种“义”就是指人们自觉遵守或维护国民党政权统治秩序的“正正当当的行为”。关于“廉”，蒋介石这样解释说：“廉者，明也。能辨别是非之谓也。合乎礼、义为是，反乎礼、义为非；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舍之，此之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可见，“廉”，也就是指国民对己和对他人的言行是否违反国民党统治秩序的“清清白白的辨别”。关于“耻”，蒋介石认为“‘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他还进一步具体解释说：“耻者，知也，即有羞恶之心也。己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谓之羞；人之行为，若不合礼、义与廉，而觉其可耻者，谓之恶。惟羞恶之念，恒有过与不及之弊，故觉悟要在切实，有切实之羞，必力图上进；有切实之恶，必力行湔雪，此谓之切切实实的觉悟”。很清楚，所谓“耻”，就是要人们对己和对他人违反国民党统治秩序的言行既要有“羞恶之心”，还要有“切切实实的觉悟”。蒋介石还认为，“礼义廉耻”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不可缺其一。因为耻是行为的动机，廉是行为之向导，义是行为之履践，礼是行为之表现。“四者相连贯，发于耻，明于廉，行于义，而形之于礼，相需相成，缺一不可；否则礼无义则奸，礼无廉则侈，礼无耻则谄，此奸、侈、谄，皆似礼非礼者也”。“如果其礼为非礼之礼，义为不义之义，廉为无廉之廉，则‘礼、义、廉、耻’适足以济其奸，犯伪乱之私而已，不可辨乎”。因此，蒋介石要求每个国民必须从“礼义廉耻”四个方面全面塑造自己，既知道“礼义廉耻”的道理，又能按照“礼义廉耻”的精神，实实在在地做一个人。
事实上，由于蒋介石基本上把“礼”看成国民党的一切统治秩序，所以他尤为重视“礼”，还特别强调每一个国民都能知“礼”、守“礼”。他说：“‘礼、义、廉、耻’的四维，是以‘礼’为首要；‘仁、义、礼、智、信’五德，也是以礼为中心。”那么，为什么要把“礼”放到这种首要位置和中心位置呢?蒋介石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凡是崇尚廉耻的人，必注重礼节，而不知礼的人，亦必不知廉耻；还因为“礼”就是古人所说的“可移易的道理”，是“人情的节度”，“是人人必能依照四维五德去做”。对于生活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之下的国民，在懂得“礼”的重要性后，怎样才能把“礼”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上呢?蒋介石要求国民认识到“礼的重要既是如此，所以我们对于纪律、秩序与法令、规章，必须严格遵守，始终不渝”。蒋介石觉得，只要国民能够懂“礼”守“礼”，就一定有利于国民党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政权之所以总是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统治危机，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国民不守“礼”。按蒋介石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我们中国军队之不良，社会之腐败，国家之纷乱，就是我们一般国民，尤其是一般知识分子不讲礼的缘故”。因此，蒋介石要求一般国民和一般知识分子都能自觉地讲“礼”和守“礼”。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认为只有从“礼”字人手，才能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和振作国家的纲纪。因为礼者，节也，节者，节制也。军队无礼节，便无上下，更无纪律，就不能成为节制之师。社会国家无礼，便要成为无秩序无组织的腐败的社会和纷乱的国家，而改造社会，整顿国家，最必要的手段，就是首先要维持社会秩序，振作国家的纲纪。所以，“我们要整理军队，要改造社会，要整顿国家，首先就要从礼字着手，每一个人一定要知道礼”。
怎样才能使一般国民和军人都能自觉自愿地做到知“礼”和守“礼”呢?蒋介石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必须把“礼”当作国家培养人才的最高标准，把“礼”的教育放在一切教育的首位。
在如何培养一般国民知“礼”守“礼”的问题上，蒋介石主张要从培养学生入手。虽然学生要学的东西很多，但应当把学“礼”放在首位。蒋介石是从一个学生应当如何学做人的道理来强调这个问题的。他认为，虽然学生学习的种种教育科目都重要，但从学做人的道理来说，比较而言，“礼”的教育是重中之重。这是因为所谓做人的道理，就是“礼义廉耻”的“四维”，而教育的基本科目，就是从前孔子拿来教学生的所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六艺”虽同为基本科目之内容，但是无论孔子讲的“六艺”还是管子倡导的“四维”，都以“礼”为首，“可见礼是为学与做人的第一要件，亦即基本教育之中心。至于书数之学术，还在最后，乃为技术之末”。蒋介石严厉批评普通学校的教育是舍本逐末，只注重“书”“数”，而将其他最重要的“礼”“乐”“御”“射”四种基本教育，尤其是“礼”的教育，看作不重要，甚至完全废弃，结果造出一般不文不武、不三不四的人。因此，蒋介石得出学校的教育“如果不先讲礼，则一切学问与技能，都没有用处”的结论。当然，就教育学生如何学做人的道理方面，有时，蒋介石也把“礼义廉耻”并称，将其一同作为培养人才的标准。这时，蒋介石把学习现代文化知识和学习“四维”道德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学习现代文化知识亦不如学“四维”重要。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蒋介石的眼里，虽然学习国文、史地、物理、化学、算学、英文这些功课，当然也是为学。但是，“这些东西不过是书本上的比较死板的知识”，“并非立身行道之本”。蒋介石要求从所有学生到全国国民，都要学“做人的基本道理和基本修养”，即要学“礼、义、廉、耻”。他批评以往没有抓好“四维”教育，认为这是教育上的一个很大的失败。他说：“近年来，我们中国教育就是失败在此，差不多所有教出来的人，都不懂做人的道理，没有做人的基本修养，因此整个的社会、国家，要一天一天衰败堕落下来，内忧外患，交乘迭至。”
在如何培养一般军人知“礼”守“礼”的问题上，蒋介石认为目前对一般军人的各种教育，如同学校教育一样，也可以总结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的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教育也是“礼”的教育。因此，他强调军队的教育必须贯彻以“礼”为中心的主旨。蒋介石具体阐述说：“今后我们的军事教育一定要以‘六艺’为基本科目，尤其是要以‘礼’为中心的主旨”。因为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对于教育一般军人来说，“书”“数”的教育，只是技艺之末的教育，既不如“礼乐射御”的教育那样重要，更不如“礼”的教育之重要。因为蒋介石衡量一个军人的标准，不只是“徒然会写几个字念几本书，懂得一点外文，知道一点计算方法”，他认为即使能够这样做的军人，仍然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人，更不能算是一个军人。蒋介石甚至有点荒唐地把一个只知算数等技能却不知“礼”的军人，与一个受过训练的禽兽相提并论。在这里，他把知“礼”与否视为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他看来，现在很多禽兽，经过训练之后，居然也知道算数，所以要以能写会算来区别人和禽兽，现在已不正确。而人与禽兽之分，就在于知礼与否；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在于知“礼”。P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