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声(精)》作者李长声先生旅居日本二十余年，从早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日本文学、文化相关随笔以来，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与文字旨趣影响了许多对日本文化有兴趣的读者，是重要的“知日派”作家。本书延续作者一贯的文字风格，收入作者近年来关于文学、出版与中日文化交往方面的随笔三十余篇，作者考证严谨，信息量丰富，笔锋却举重若轻，下笔处似不动声色却生趣盎然。

《纸上声(精)》是著名旅日学者、作家李长声先生的最新随笔结集。《纸上声(精)》延续作者一贯的文字风格，收入作者近年来关于文学、出版与中日文化交往方面的随笔四十篇，作者考证严谨，信息量丰富，笔锋却举重若轻，下笔处似不动声色却生趣盎然。对日本文学名家夏目漱石、太宰治、松本清张、池波正太郎的书写都勾勒出文学作品以外的作家风貌，其他文章如介绍日本的美术馆、图书馆、武士道精神等文章，亦从不同的切点进入，巧妙勾连出整个日本文学及历史文化生态的各种特质。

自序

漱石那只猫

芥川不语似无愁

大正范儿

无赖派喝酒

重读松本清张

井上厦的品格

教科书中的太宰治

池波贺年片

作家固穷

江户美食

宫本辉其人

森有礼的孙子森有正

编辑与作家

天皇的汉诗

作家与图书馆

文学奖的日本特色

他们读什么

同为人父的作者和译者

文学散步与散步文学

从史学到文学

恩仇何曾一笑泯

看园

天皇家的祖坟

东京城里墓地多

乱步碎语

为枕书序

美术馆

尼姑真命苦

日本人与英语

武士道，女人的，而且爱情的

莫须有的日本论

日本尤须中国化

踏绘与火眼金晴

老二们

欢悦大众的文化之花

话说平清盛

天灾难测人作伥

一柱摩天树信心

没跟你说我懂日本

编年旧事（代后记）

漱石那只猫

明治三十九年（1906）秋，夏目漱石给弟子写信，道：“只汲汲于眼前，故不能进。如此苦于当不上博士，苦于当不上教授，乃为一般。百年之后，成百博士化为土，成千教授变作泥。我是想以吾文留传百代之后的野心家。”

岩波书店1927年刊行岩波文库，头牌是夏目漱石的《心》，绵绵八十年，出书达五千四百种。2005年统计读者所爱，漱石有几部小说上榜，《心》位居第一，《少爷》第二，《我是猫》第四，《三四郎》《旅宿》《此后》《门》也都在百位以内。新潮社自1952年出版文库版《心》，五十余年印数达六百万册；每临暑假，都要增印十多万册。一百年过去，与漱石同代或后来“留名青史”的作家大都不过是文学史上的存在，而漱石仍然被人们捧读。他的“野心”没落空，怕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家无人能比。

长篇小说《我是猫》问世当年就有教科书节选采用，战败后1950年代所有语文课本都拿漱石的小说或随笔当教材，乃至“鸥外与漱石”是高中课本的一个单元，从而奠定了漱石是人民（日本叫国民）作家的集体意识。不过，改元平成（1989）以来逐年减少，2002年漱石作品从初中课本里消失，《文学界》杂志为此搞了个特辑，标题是“不见漱石、鸥外的语文教科书”。近年来只有几种高中课本选用《我是猫》或《少爷》这两部作品。作家是一国的语言教师，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道德的，然而由文学教育转向培养读写能力的文章教育，可能夏目漱石的作品就过时了。

我们中国人读译本，夏目漱石的小说晓白如话，这是拜译者之赐，明治年间的日语被译成现代中文。日本人读漱石，大概比我们读鲁迅难得多。漱石是美文家，如鲁迅所言，“以想象丰富，文辞精美见称”。他的文体属于汉文学系统；所谓汉文学，并不是中国文学。譬如汉诗，对于漱石来说，不是“吟”，而是“作”，他是用日语创作日本的汉诗。日本说“诗”本来指汉诗，有别于和歌、俳句，但19世纪末叶被取自西方的新诗鸠夺鹊巢。漱石汉诗的汉味儿远远比森鸥外纯正。文艺评论家谷泽永一推荐活用汉字入门书，列有漱石的《虞美人草》。据说漱石写《旅宿》之前重读了《楚辞》，满纸汉文词，如珠如玑，我们中国人傻看都会有美感，却难为了当今假名（注音字母）横行的日本读者。

漱石文学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巅峰。令人不解的是，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这两位赫赫有名的现代作家都著有“文章读本”，教人写文章，广征博引，却只字不提夏目漱石，缘故何在呢？

夏目漱石生于1867年2月9日，阴历一月初五，为庚申之日，迷信说此日降生，将来是大盗，可以用金取名改变宿命，于是他本名叫金之助。这一年，2月13日明治天皇登基，11月第十五代德川将军把大政奉还天皇家，日本历史便跨入近代。漱石一岁被送人，九岁又回到本家（户籍是十多年后才回归），难有归属感。为了读汉籍，从公立中学退学，入私塾二松学舍。明治维新后改革开放（日本叫文明开化），全盘西化，汉学过时，担心将来靠它吃不上饭，又改学讨厌的英语。不过，汉诗文的兴趣与素养已沁入心脾，伴随终生。二十四岁入帝国大学英文科，毕业后任教于高等师范学校，年俸四百五十日元。一年多辞职，赴松山的中学当英语老师；月俸八十日元（校长为五十日元），或许远离京城真是为赚钱出洋。在地方辗转四年，倒也为日后创作《少爷》体验了生活，积累了素材。1900年，三十四岁被公派留学，本来已经有好似被英文学欺骗之感，在伦敦两年更觉得“英国人很蠢”。归国任帝国大学英文科讲师，教授英文学概说。漱石不大有授业解惑的才能，学生从来不爱听，大概这也促使他投教鞭，事笔耕。

1903年迁居，房子是森鸥外以前也住过的。第二年，跑进来一只野猫，赶出去又进来，一个老太太说，这只猫爪子底下也全黑，是福神哟，漱石之妻便收养。果不其然，岂止给夏目家招财，而且给日本近代文学招来了一部不朽之作。1905年1月1日，日本以惨重的代价占领旅顺，打败了俄国，此日漱石发表《我是猫》。写道：“我是猫，名字还没有。”这只被遗弃的猫登场就撇清老子可不是人类，然后，“高高在上，批判人，冷笑人，揶揄人”（这是当时对漱石的批评）。喵一声惊人，接着又发表《少爷》《旅宿》等，风格各异，展现了多彩的才能，一时间“文坛成了漱石一个人的舞台”，从此在大众中间人气经久不衰。至于那只猫，死于1908年，被埋在后院的樱树下，漱石题写了俳句，并函告友好，但忙于执笔《三四郎》，没给它开个追悼会。

当今畅销书动辄超百万，但漱石在世的时候，全部作品的印数累计也不会超过十万册。《我是猫》具有符号论的价值，一说漱石，人们就想到那只“猫”。不过，写这个小说的缘起不在猫，而在于高滨虚子。漱石海归，神经仍然很衰弱，甚至连家人也当他疯了，他也就不费话辩解。虚子等友人劝他写东西换换心情，便写了《我是猫》。俳友（俳句之友）集会上，虚子朗读，笑声满座，于是发表于虚子主宰的《杜鹃》（杂志名来自正冈子规的子规，但写法不同，故译作杜鹃）。题目叫“我是猫”，还是叫“猫传”，漱石游移不决，虚子建议叫《我是猫》。他还给删改了好些“赘文句”，以致第一章读来似不如以下章节恣肆汪洋。并不曾意识文坛，不过是想写就写了，起初就一期，却一发而不可止，断续连载了十期，使这个俳句杂志也一度转向小说。

人们为这只“猫”查找血统，众说纷纭。譬如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德国霍夫曼的《公猫穆尔的人生观》。小说家大冈升平把英国卡莱尔的《衣服哲学》推定为《猫》的样本。这种阅读联想很自然，但动物拟人化更像是日本的古老传统，绘画也好，民间故事也好，司空见惯。读《我是猫》，那种叙述腔调，特别是开篇，也让人不禁联想鲁迅的《阿Q正传》。

时人分析漱石风靡的原因，有二：一是用谁都能懂的文章写谁都常有的事，再是笔调滑稽，有俳句之趣。漱石主张：文章以趣味为生命，文学是吾人趣味之表现。文学越发达，……P1-5

赋得，先有了题目，倘若肚子里没有，恐怕作文也未必容易：作完了文再命题，又像给出生的孩子取名，也是个难事。翻翻周作人的集子，题目似乎没什么精彩，但作者如我者，就需要在题名上费一番苦心，以吸引眼球。终于把这本小书名为《纸上声》，还是有一点忐忑，因为它取自鲁迅的诗。那首诗是为小说集《呐喊》而作：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我的书里没有呐喊，而为人平庸，几乎也没有毁誉可叹，用这样的书名，不免有拉大旗作为虎皮之嫌、之讥。我爱读鲁迅，虽然并非像日本评论家佐高信那样“烈读”，以支撑他的反骨哲学，“斩书斩人”。不过，从性情与兴趣来说，我倾向周作人，尤其爱读他关于日本的考察，即所谓日本论，持正而卓识，“比西洋人更进一层，乃为可贵耳”。

日本人特爱日本论，或者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担任过文化厅长官的文化人类学家青木保1990年出版了一本《日本文化论变貌》，他估计1945年战败投降以来，约半个世纪，有关日本文化论的书出版两千余种。二重性被视为日本人一大特性，可能不少人是从《菊与刀》这本书读来的，甚至只知道书名，浮想联翩，也大谈日本人如何二重。这种二重性，中国人早在唐代就指出了：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包估《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东归》）陈寿《三国志》中有世界上最早的日本论。到了周作人笔下，写道：“我们要觇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当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虽然军装时是一副野相。”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证明周作人恰恰把话说反了，但描述日本人的二重性。他也比《菊与刀》早二十多年。二重性是日本刚刚走出原始状态不久从中国生生搬来了先进文化造成的。美国占领日本后，强加给它民主，与天皇臣民的落后性并存，又产生新的二重性现象。言行暧味，也正是二重性的体现。说来哪个民族都具有二重性。当我们说道日本人时，总是忘记了自己的二重性，譬如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我们也爱看中国论，现在常有人论，但好像很讨厌别人说三道四，尤其不能受日本人指指点点。日本人最在意欧美人说它什么，又说它什么了，却也只像照镜子，孤芳自赏，并不把外人对他们的不解当回事，倒可能觉得不解才说明自己是独特的，沾沾自喜。所谓独特，是比较出来的。没有比较，独特则无从说起。譬如说日本干净，那是跟本国相比的印象罢。美国人写了《丑陋的美国人》，受其启发，1970年代日本人也写《丑陋的日本人》，然后台湾的柏杨1980年代写了《丑陋的中国人》，可见任何民族都具有丑陋的一面。后出的书，意识先出的书，作者心里或许有一种自家更丑陋的潜意识。竞相出本国的丑，算不上坏事，但起劲儿比较谁个更丑陋，就近乎无聊了。

常听人慨叹。日本对中国的认识远远超过我们对这个蕞尔岛国的了解，甚而某日本学者说，中国研究日本的水准几乎等于零，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对日政策。那么，当今日本对华政策就高明么？日本人时常对中国误解、误判，不就摆明了知彼不到家吗？末了便归咎于中国。日本人研究中国，多是对古代的研究，因为他们上溯历史，越往上越溯到中国古代里去了。与其说是研究中国，不如说是寻绎自己的历史。上帝在细节中，日本人对细节的探究着实比凡事大而化之的中国人强得多，却总是找不到上帝。大而化之也是一种方法论，层次未必浅。平日里与日本人交往，他们卖弄似的扯到古代中国，吟一首唐诗，讲一段三国，这是课本里学来的，漫画上看来的，话题转到现当代，就知之不多了。女孩子看见中国书报，惊叫全都是汉字呀，实在可爱极了。无论中国青少年多么喜爱日本漫画，中学课本里也不可能选入日本古文。我大清没落以前，日本远远落后于中国，不屑于了解恐怕也情有可原。甲午战败后，中国人悟出日本之所以忽而这般了得乃西化之结果，于是直奔主题，向西方取经，只把它当作“二传手”，岂非正道？至于取不来真经，那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学日本也学不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考察、研究并不少，早年有黄遵宪、周作人者流，日本投降后大陆只能在报纸上看见毛主席接见日本友人，但台湾出版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书。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窝蜂出国，不少人学有所成，博士论文出版了不少，于中应有一个半个有真知灼见的罢。动辄说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始终不发达，仿佛是一个共识，实乃伪命题。不知说这话的人读没读过周作人的日本论，又读过多少日本人论中国，恐怕不过是人云亦云。周作人写的是随笔，长也不过万把字，那一条条真见，若到了西洋人手里，可以洋洋洒洒成一本又一本论著，虽然多是填充料，却能让中日两国人叹为观止。或许从码字来说，这也是“东洋人的悲哀”罢。

两个民族，两种文化，无论怎么样交流也不会浑然一体。周作人曾反省他观察日本所走的路，自呼愚人不止，卷土重来，提出了研究方法，那就是“应当于日本文化中忽略其东洋民族共有之同，而寻求其日本民族所独有之异，特别以中国民族所无或少有者为准。”日本与中国多有不同，我认为根本是三大差别：中国是大陆，日本是岛国；中国多民族，日本基本上单一民族；中国几千年来改朝换代，日本自诩万世一系。

我已活过周作人撰写《日本之再认识》（1942年）的年龄，在日本生活的年头也比他长得多，犹不能忝列他所说的少数人，即“中国人原有一种自大心，不很适宜于研究外国的文化，少数的人能够把它抑制住，略为平心静气的观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伤的时候，也就不能再冷静了。”记得在某文中涉笔日本人写的汉诗，说人家露出不是中国人的马脚，被网友指出我有误。静心想一想，这个失误本来可以不发生，但兴之所至，只顾抓住个由头嘲笑一下，却露出了自己的马脚，骨子里到底“不能再冷静”。读鲁迅，好似跟着他痛骂，大快淋漓，读周作人不会有这种痛快。他曾说，“在今日而谈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国难’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时过四分之三个世纪，今日谈日本还是得撒点什么香料罢，我的小书有人要看吗？但愿，纸上有声胜无声，不空留。

有经历才能有回忆，而经历是要耗费生命的，当可以回忆时，人也就有了年纪。魏大海兄来函约回忆，他要编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惊了我一跳，因为学识不消说，甚至心理还幼稚着，惟其叹逝者如斯。

惊叹之后，油然记起了李芒先生。当年从长春赴北京专程拜访，他年过花甲，而岁月不居，如今我也到了这个岁数。我写过李芒访问记，刊登在《日本文学》季刊1983年第一期上，这是我涉足日本文学翻译及研究界的第一篇文章。同期还刊有陈喜儒记述井上靖、水上勉，那时候最羡慕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做外联工作，时常去日本，跟中日两国的作家们交往。因喜儒兄关照，我作为《日本文学》编辑在长春、北京见识过几位日本作家，如水上勉、宫本辉、森村诚一。1988年东渡，起初还设想搞日本北海道文学与中国东北文学之比较，但现实不作美，未几便转向日本出版文化史，却也是浅尝辄止。一晃侨居二十年，一事无成，似乎只是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句“当回忆往事的时候……”的名言做了个注脚。我也曾想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日本文学的出版、翻译及研究来着，尚何言哉。

往事如烟，记得1982年5月，单枪匹马赴京，请赵朴初先生写点什么，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先生的《某公三哭》传诵天下，正当我考入高中那一年，从此仰慕，他的《片石集》是我学生时代寥寥无几的藏书之一。我并没见到朴老。接待我的是一位范姓秘书，看着还不到三十，矮个团脸，眼睛盯视我，满含了笑意。在京恭候数日，他交给我几页稿纸，上面抄写了《汉俳十首》，并附有自注。第一首《度尽劫波》：十载忆称觞／欢呼度尽劫波长／秋菊吐奇芳。得陇望蜀，我请求先生挥毫，范秘书便应承转告。又数日，获得先生手书，十首汉俳写在长条毛边纸上，墨迹淋漓，乐颠颠捧回长春。可笑至极的是，我懵懂无知，并没有提供纸墨，而最终出版社竟然只付了十首小诗的稿费。每念及此事，对赵朴初先生敬佩不已，更感叹当今世风浇竞，人心不古。先生的秘书也不属于后日传闻的秘书帮之类，过去这么多年，我觉得倘若在京城胡同里遇见，还能认得出。也不知墨宝今在何方，若胆大据为己有，装裱成手卷，那该有多好。

我大半生唯一获赠的手迹是林林先生的，至今摆在书橱上。他挂名为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由实际主持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李芒先生引见，后来独自拜会过多次。向他约稿，所谓约，也就是他写什么我们杂志就登什么。写的是《俳句学习笔记》，后来出书叫《日本古典俳句选》，钟敬文先生作序，也首发在《日本文学》上。林林先生笑眯眯，和蔼可亲，每次见面都必谈他和赵朴初等人创作的汉俳，谈得津津有味，但福建腔浓重，我听不大懂。他乘兴援笔，给我书写了一首最得意的作品：花色满天春／但愿剪得一片云／裁作锦衣裙。还写上“长声同志正／林林／癸亥春节”，钤了一方白文。用“色纸”写的，我头一次见识这东西，以为它就是斗方。

我见过的另一位大官是赵安博先生，可能级别跟林林先生差不多，但到底什么官，我至今也没想知道。他陪同文艺评论家佐佐木基一访问长春，仰坐沙发上，闭着双眼，时而漫不经心地插一词半语，帮不知如何翻译是好的译者解围。那年月《日本文学》有中国独一无二的日本文学专刊之称，佐佐木表示惊奇，并批评日本的文学商品化现象。不知是预警，还是他始料所不及，为时不久，中国的文学商品化大潮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竟淹没了《日本文学》杂志。不过，水能覆舟也能载舟，现而今商海浩荡，横无际涯，浮起一叶日本文学杂志这般的扁舟应不是难事，际会风云也说不定。

1980年前后，百废方兴，翻译、研究日本文学的圈子不算大，编辑、译者、专家几乎大家都相识。有几位编辑勤于翻译，虽不无近水楼台之嫌，但翻译界缺人，社会上书荒，很需要他们译著编书两不误，如湖南林怀秋先生、上海吴树文先生，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洁若、叶渭渠两先生似乎名气更在于译家。大约是1985年，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于雷先生立意搞一套日本文学大系，有东北师范大学吕元明先生襄助。沈阳的凤凰饭店开业没多久，走廊低而暗，当时颇高档，春风文艺邀各地译者来这里开会，很有点震撼。树大招风，听说社里社外群起而攻之，说是英美俄文学还没有出大系，属于二三流的日本文学出什么大系。凡事不怕没人捧场，只怕有人拆台，结果会开完，大系也草草收场。其实，搞大系、全集，这本来是日本出版业惯用的手法，受其影响，赵家璧才编了一套使他扬名中国出版史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想来于雷等人也无非照猫画虎。英美俄当然也可以搞大系，怕只怕不像日本那样有现成的东西可以让他们拿来。借这次会议结识了辽宁几位年轻编辑，个个能忽悠，但不久都各奔前程。

佩服于雷先生的胆识与能力，也隐隐有抗衡之心，人同此心，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张明辉兄挑头，拉上江苏、湖南、吉林、黑龙江、四川的人民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七社联合出一套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那是1985年8月，海峡社请大家上武夷山开会。下榻于古典园林式宾馆，那时还不兴旅游，几乎无其他游客。晚上一些人吟诗弄墨，我更乐于和江苏竺祖慈兄畅叙，那种慷慨虽早已不在，二十多年来友情如故。会间还坐了半天车去一家研究所参观养蛇，美餐了蛇宴。所长曾被打成右派，历尽坎坷，认为蛇比人更有人性。良辰美景，乘竹筏畅游九曲溪。下山回福州，冷雨霏霏，途中在饭馆吃汤面，碗里有蛏子，这东西第一次吃；文联出版公司王玉琢兄教我撒上胡椒粉，这吃法也是第一次，辣得浑身发暖，后来在日本吃拉面不改武夷山吃法。这次会议是我当编辑唯一享受过的游山玩水会议。国门洞开，编辑朋友特别是当社长总编的，走遍世界，我就只有望国内而兴叹了。至于所谓中国出版走向世界云云，就不敢恭维了。

《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由李芒先生主编，同属社科院文学所的李德纯、高慧勤两先生为副，各社编辑当编委。也推举江苏李景端先生当副主编，但说是有各社平衡‘问题而作罢。计划1986年出版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战后派作品12种，1987年出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新思潮派、无产阶级文学、新兴艺术派作品13种，到1988年底全部出齐。那时我已经好不容易当上杂志副主编（括弧正科级）——之所以好不容易，是因为我这个人只做梦当副主编，却不肯按游戏规则下工夫，擎等着天上掉馅饼。却不料社领导对于我擅自当丛书编委大为恼火，原来这也是必须请示批准的。其实，当时也考虑到凡事要领导挂帅，编委里加上了各社领导，那时候当领导的还不大稀罕挂这类名。社里不予支持，承担的丛书选题一本也没出。我擅自请几位译者翻译，选题也无一通过，让人家白费了工夫，有杭州的，上海的，北京的，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无地自容，乃此生几大糗事之一。

去年（2008年）在东京遇见吴念圣先生，他还保留着某届日本文学会与会者名单，估计中国早已不使用那样的纸张，看着上面墨印的名字，一张张笑貌浮现在心底，真盼望得机会重聚。恐怕这种心情就表明人老矣，此回忆是我所写有关日本文学研究、翻译与出版的第二篇文章，虽然尚善饭，但不会再写第三篇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