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书店(巴黎左岸一个女人和她的传奇书店)》是书店创办者西尔薇娅·毕奇小姐的回忆。已逝法国国家档案中心主任安德烈·尚松(Andre Chamson)也是个小说家,他从年轻时就认识毕奇小姐。尚松曾这样回忆她:“她就像只传播花粉的蜜蜂,作家们都透过她才能互利互助,英、美、爱、法四国在她促成下更紧密联系在一起,四国大使的功劳加起来也没她大。”莎士比亚书店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在巴黎的活动基地,兼有图书馆、邮局、银行等多种功能,店主毕奇小姐堪称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保姆”之一——而“教母”或许是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莎士比亚书店”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一,也是巴黎的文化地标和全世界独立书店的标杆,至今仍让全世界的爱书人津津乐道。从它诞生开始,就在机缘巧合下吸引了乔伊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纪德、拉尔博、瓦乐希、安太尔等作家与艺术家,不仅成为英语和法语文学交流的重心,也是当时美国“迷惘的一代”流连忘返的精神殿堂。《莎士比亚书店(巴黎左岸一个女人和她的传奇书店)》是书店创办者西尔薇娅·毕奇小姐的回忆录,书中不仅讲述了书店经营中的欢喜、哀愁、成就、遗憾和与很多知名作家交往中的细节,也讲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里的文化和社会变迁。作为时代的见证者,莎士比亚书店和它的缔造者毕奇小姐都已成为永远的传奇。
《莎士比亚书店(巴黎左岸一个女人和她的传奇书店)》适合大众阅读。
皇宫花园
我在一九一六年前往西班牙,在那里待了几个月。一九一七年我前往巴黎。我对当代法国文学的兴趣维持了一段时日。现在我要说的是我为何会开始产生兴趣。
我妹妹西普莉安也在巴黎。她想唱歌剧,但是因为战争正在进行着,时机不太恰当。因此她转而往电影圈发展。我抵达不久后,姐妹两人就开始一起生活,有段时间住在皇宫区附近。西普莉安在戏剧界有很多朋友,透过他们介绍,她才发现这个有趣的地方——这里是演员常常来的地方,而且基于某些理由,也常有西班牙人出现。我们住在皇宫花园(Palais Royal)另一边的旅馆里,据说约翰·霍华德·佩恩就是在这里写下他的《甜蜜家园》(Home,Sweet Home)。想想看,他那一句“在欢愉与宫宇”居然是在如此破落老旧的“皇宫”中写下的,真是令人神往!隔壁就是皇宫剧院,上演的都是全巴黎最淫秽的戏剧。
尽管剧院跟当地一两家书店跟情色摆脱不了干系,但当时的皇宫区还是一个很高尚的地方。我看的旅游指南里面写着,早年当奥尔良公爵(Duke Orlean)——应该说是他儿子摄政王(Regent)——还在时,这里就是他的宅邸与举办舞会的地方。旅游指南上还写着,他在墙上悬挂许多绘画大师的作品,沙皇彼得大帝访问巴黎时,也是由他负责接待的。多年来皇宫区未曾整修,它的商场里到处是浪人荡妇,难怪这里除了“珠宝店与图书馆之外,到处是散发着半裸风情的交际花”。指南上最后写着,皇宫区吸引来了这样一群令人讨厌的人士,以至于它变成一个需要“道德重整”的地方,当然也因而“不再有趣而受欢迎”。但我们倒是觉得这地方挺新鲜的。
我们的窗户可以眺望花园。花园中央有个喷泉,再过去矗立着雕刻家罗丹(Rodin)所雕塑的文豪雨果(Victor Hugo)。附近的顽童在漫天尘土中用他们的小铲子挖掘着步道;老树里到处是鸣禽栖息着,盯着它们的,是这花园真正的主人_一那些猫儿。
一道露台围绕整个皇宫而建,我们打开窗户就直接通往露台。如果你好奇邻居过着怎样的生活,只要走上露台就可以跨进他的窗户——这种事真的在我们身上发生过。有天傍晚我们靠在敞开的窗边坐着,一个看起来很快乐的年轻人出现在露台上,随后他很热情地张开双手,走进我们房里。微笑的他看来很愉悦,向我们自我介绍,说他是隔壁剧院的艺人。但恐怕我们对他却没那么友善,我们把他推出去,关上窗户。随后他朝着铃声的方向走开消失,我们听到铃声正宣告着下一幕戏即将开演,我们赶紧换好衣服,下楼走向了皇宫剧院的售票处。尽管剧院经理面有愠色,但还是很客气地听完我们的抱怨。他要我们描述那个冒失鬼,但我们只说得出“一个留着八字胡的深色皮肤年轻人”——结果他手下的每个艺人都符合这个描述。所以他建议我们坐在一个靠近前面的包厢,只要那家伙一上台,我们就可以指认他。我们照着做,大叫“就是那个!”我们一喊出口,所有的观众跟演员,包括拜访我们的那家伙,全都开始大笑,但他们不是因为那一出戏而笑,而是嘲笑我们——我得承认,连我们自己都在笑。
没有人可以苛责那些从窗户不请自来的家伙,因为西普莉安实在太美了。可怜的她虽然喜欢在巴黎闲逛,但无法如愿,因为每次都被跟踪纠缠。当时一出叫做《判官》(Judex)的系列电影每周在巴黎各戏院上映,很多小男孩认出就是她在戏里面扮演“美女缪泽特”(Belles Mirettes),而一群影迷不论她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最惨的一次经历发生在圣母院(Notre Dame)里面——当时我们要去聆听动人的法式古乐,结果合唱团的小男生们认出了“美女缪泽特”,纷纷对她指指点点,相互交头接耳,直到我们起身离开——我们实在是不想折磨那位合唱团指挥(一位我们很敬重的年轻神父)。
我妹妹的仰幕者也包括阿拉贡——当时在达达主义运动中非常活跃的诗人。一会儿他在一间巴黎的博物馆吹捧自己有多热爱埃及艳后的木乃伊,一会儿他又跟我说,他已经把爱慕之情转到西普莉安的身上。后来为了追求西普莉安,他常常到我的书店,有时候会为我朗诵他写的“字母诗”,诗的标题叫做《桌子》(La Table)。所谓的字母诗就是从头到尾慢慢地重复朗诵字母——例如《桌子》这首诗,从头到尾都一直复诵“la table"’这些字母。
在夜间空袭期间,西普莉安和我可以选择躲进地下室或者留在露台上——我们通常选择后者,不但避掉了流行性感冒的风险,更可以欣赏美景。但更吓人的是白天用来扫荡街头的德国火炮:绰号“大贝塔”(Big Bettha)。有天下午——那天是耶稣受难日——我在司法大厦(Palais de Justice)旁听一场审判,受审的是我一个在当老师的朋友,一个激进的反战分子。突然之间传来一阵强烈震动,审判因而中断,我们冲出去后看到河岸对面的圣杰维教堂(church of Saint Gervais)被炮火击中。城里各地许多到教堂聆听知名唱诗演出的人纷纷丧命,可悲的是,一间美妙的老教堂就这样被毁了。
P11-14
巴黎舞台上的英美现代主义
初次知道西尔薇娅·毕奇(Sylvia Beach)这个奇女子,是多年前翻译一本乔伊斯(James Joyce)的传记时。该传记作者是知名爱尔兰女作家,她对乔伊斯与几位女性的关系多所着墨——其中帮助他在巴黎安顿下来,屡屡义助其全家,并且出版《尤利西斯》(Ulysses)的,就是西尔薇娅·毕奇。
一九八三年,诺埃尔·赖利·菲奇(Noel Riley Fitch)出版了《西尔薇娅·毕奇与迷惘的一代:二三十年代的巴黎文学史》(Sylvia Beach and the Lost Generation:A History of Literary Pads in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对毕奇小姐一生在巴黎的活动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值得有兴趣者作为延伸阅读的参考。
已逝法国国家档案中心主任安德烈·尚松(Andre Chamson)也是个小说家,他从年轻时就认识毕奇小姐。尚松曾这样回忆她:“她就像只传播花粉的蜜蜂,作家们都透过她才能互利互助,英、美、爱、法四国在她促成下更紧密联系在一起,四国大使的功劳加起来也没她大。”莎士比亚书店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在巴黎的活动基地,兼有图书馆、邮局、银行等多种功能,店主毕奇小姐堪称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保姆”之一——而“教母”或许是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除了与乔伊斯的关系之外,美国小说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与毕奇小姐之间的关系也是现代主义文学非常重要的一页,海明威的巴黎生活回忆录《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Feast)中有一章就专门用来回忆毕奇小姐,而本书最后一章也生动描写了海明威与她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重逢的过程。当时担任战地记者的海明威带着自己的人马解放了毕奇小姐居住的剧院街,两人带着泪眼拥抱对方,字里行间所释放出的真情,令人动容。
很高兴有机会翻译这本书,而这本书是任何一个想了解英、美、法三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人都不能错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