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箭编著的《甲午海战的前世今生》内容介绍:中日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1894年7月25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日本利用中国的巨额赔款发展自己,很快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
晓箭编著的《甲午海战的前世今生》是一部通俗说史类作品。作者在占有大量甲午海战史料的基础上,从人文高度观照史料,高屋建瓴地将当时中、朝、日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梳理得眉清目楚,引领读者的视野,从大东沟海战的弥天硝烟和威海卫军港的苍凉,看到列强因为私利如何促成了这场大海战,尤其是大清国自身的病灶和因之在国际上的被动,把思考的触角伸向浩渺的天宇。《甲午海战的前世今生》话语方式具有时尚气息,平和、洒脱、流畅,感情浓烈、真挚,弥漫其间的亲和性,具有感染力和思辨力。
一、自古,日本叛服无常
1.日本溯源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当中国已经成为气势磅礴的帝国时,日本岛上还只星散着大大小小的部落。
中国知有日本,始见于战国时代的《山海经》,里面称日本为“倭”。“倭”之称谓本无贬义,就如同中国曾被称为“支那”一样,原本亦无贬义;后来“倭”与“支那”都有了贬义,为当事人所不喜。所不同的是,日本人自称为“倭”,中国人并不自称“支那”。
公元一世纪,“倭”字又出现在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里,该书的《地理志》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所谓“乐浪”,就是汉武帝在朝鲜设的乐浪郡。按这个说法,当时,日本列岛上有百余小国(部落),定期向中国进贡。
三百多年后,“倭”字又出现在南朝范哗的《后汉书》里,其中的《东夷列传》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照此说法,汉武帝灭朝鲜后,日本列岛上的一百多个小国中有三十几个与汉朝有来往。《东夷列传》又载,57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的使者来中国进贡,光武帝刘秀赐以印绶。1984年,在日本福冈县发现了一颗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的金印,人们推测两者有关,说不定这颗印的背后就是一个册封的故事。107年(安帝永初元年),倭国向中国献奴隶一百六十人。
看来,早在两汉时期,中、日两国已有官方交往,内容是日本来中国进贡。
三世纪早期,日本境内出现了邪马台国(一说在九州,一说在奈良)。238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使臣来到曹魏王朝的首都洛阳,以男女奴隶和班布进贡。魏明帝曹叡赐以“亲魏倭王”称号和金印紫绶,并且下诏说:“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如此口吻,好像曹魏是中央,日本是地方似的。魏明帝是在搞册封,构建华夷秩序,他让女王借重中国宗主的声威,巩固统治地位。那时,日本列岛上有二三十个倭国,邪马台国来中国进贡,难免有拉大旗作虎皮之意。对魏明帝来说,册封藩王以治小倭,于中国君临天下何尝不是件好事呢?240年,曹魏王朝派员出使邪马台国,带去了安抚诏书和赏赐品。卑弥呼女王及臣僚皆大欢喜,上表谢恩不迭——这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的第一批中国赴日使节。事见于《三国志》。
三世纪中叶,在奈良盆地东南部的大和,兴起一大国,以地为名,称大和国,国祚三百余年。大和国的最高统治者称“大王”,是“王中之王”的意思,后来改称“天皇”。“天皇”一词,在日本的出现不早于六世纪,此前的“大王”有被后人称为“天皇”的,那是后人的随意。“天皇”一词源自中国,中国神话传说中有“三皇”(天皇、地皇和人皇),天皇有十三个头,地皇有十一个头,人皇有九个头。因此,“天皇”的本事最大,让日本看上了。
四世纪以后,大和国一连有五个大王赞、珍、济、兴、武,遣使来华进贡,请受册封,史称“倭五王”。中国皇帝曾赐下“安东将军”、“征东将军”、“镇东将军”之类的封号。其中武王一生多次讨封,曾自封为“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遣使来华请准。南朝刘宋皇帝册封下来,竟去掉“百济”,少封了一国。不知是否缘于此故,武王不再讨封,两国关系也渐渐疏远。
从邪马台国到大和国,从卑弥呼女王到倭五王,都谋求获得中国皇帝的承认。这是华夷秩序在东亚的形成时期,日本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自倭五王之后至明朝太祖朱元璋,再无倭王向中国讨封。在这漫长的近千年里,华夷秩序逐步走向成熟,到达高峰,日本却跳出了这种东亚国际关系格局。
593年,日本出了第一位女皇推古天皇,她的政权因建都于飞鸟(今奈良市附近),史称飞鸟时代。她任用十九岁的侄子圣德太子摄政。圣德太子深受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影响,试图改革,削弱豪强,以天皇为中心建立中央集权。他的改革口号诸如“以礼为本”、“使民以时”、“国靡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等,皆取自中国儒典。圣德太子要恢复中、日关系,向中国取经,但他不肯称臣,回归华夷秩序。据《隋书·倭国传》记载,607年,圣德太子派使节小野妹子来华,其国书有云:“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无恙。”一副平起平坐的口吻,甚至还以“日出”自居,高出“日没”一头。隋炀帝览之不快,对臣下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在隋炀帝眼里,日本是来进贡的蛮夷,然其出言不逊,自属无礼。
不管好歹,两国已中断一百多年的关系算接上了。《隋书·倭国传》中的这句话,还被疑为是日本国名的出典。日本古籍里讲过这样的故事:公元十世纪的某一天,有学生问老师,为什么咱们倭国改称了日本呢?老师便引“日出”一句解释说,日本就是指太阳升起的地方,用为国名正是“日出”之国。学生又问,日出东方,日本在大唐的东方,确实是日出之国,但从日本本土上看,太阳是从中间升起来的,怎好说是日出之国呢?老师摇头道,反正从大唐的方位看,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的。对于那时的日本人来说,重要的是大唐的角度!又有学生问,日本这国名是唐人给起的,还是我们自己定的呢?老师说是唐人起的。以后日本就有爱国者非常讨厌这个国名,要将“日本”批倒批臭。例如江户时代的学者藤田幽谷就恶狠狠地说:“原封不动地接受‘日本’这一唐人称呼我们国家的国号并用于和唐朝交往,实令人非常厌恶。”不过,在中国的古籍里并没有给日本起名的记载,反倒认为日本是自己定名。如《旧唐书》中说:“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明史》中也说:“日本,古倭奴国。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东海日出而名也。”这是一段趣话,如下言归正传。
中国到底强大自信有胸怀,弱小的倭国不足齿数,不值得隋炀帝真生气,第二年他就派使臣回访了日本。不久,小野妹子又来了,还带来四名留学生和四名学问僧,这开了日本向中国派员留学的先河。
虽然圣德太子亲华,却开了日本抗衡中华的肇端。这一时期,日本自觉与华夷秩序保持距离,努力做到与中国平等交往。
隋朝短命,618年灭亡,唐朝取而代之。几年后,圣德太子、推古女皇都死了。日本的政治经历了一些内乱,但圣德太子的事业自有来者,中、日交往越来越频繁。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
唐朝贞观二十年(646年)元旦,日本孝德天皇颁布革新诏书,要模仿唐朝制度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先模仿了大唐的年号制度,孝德天皇定“大化”为年号,所以,此后的一系列改革史称“大化革新”。
经过大化革新,日本建立起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此,进入了持续一千二百多年的封建社会。其中,前半段的五百余年,起自飞鸟时代中期,经过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由天皇和封建贵族掌握政权。
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94年),正值中国唐朝(618-907年)的鼎盛期。当时,中国周边几乎无不对唐称臣,王维的诗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正是对这种盛世盛况的形象描绘。日本依然故我,不在万国衣冠之列。这一时期,在中日交流史上出现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日本的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另一个是唐朝的高僧鉴真。阿倍仲麻吕在唐三十六年,官至镇南都护,兼安南节度使。阿倍仲麻吕喜读书、热爱中国文化,与诗人王维、李白交情不浅。高僧鉴真的出境是应日本政府的邀请,日本没有传授戒律的高僧,他去传经送宝。鉴真先后五次东渡,皆因台风、海盗等原因失败,心力交瘁致双目失明。六十六岁时,第六次东渡,终获成功。759年,日本按照唐朝寺院布局,在奈良建庙,称唐招提寺。鉴真晚年便在这里传道,至763年逝世。
平安时代(794—1192年)有件事对中、日两国都有影响:894年,日本官员菅原道真建议停派遣唐使获准。没有什么政治原因,为的是海上风险太大,风浪与海盗造成了许多无谓的牺牲。从630年正式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到894年废止,在二百六十多年间,日本共遣使十九批(包括海上遇难未能抵达中国的情况)。从量上看,还不如现代人一年的交往;从质上论,却不可看轻这种交往,日本一趟趟没白来,到底是取了经的!
从汉至唐,中、日交往是单向度的,即日本汲取中国文化。一方面,中国文化深刻地影响到日本,另一方面,文化引进受到主观选择和海上交通的制约。所以,日本并未全盘“中化”,既没学中国最成功的科举制度,依旧实行自己的等级制度,也没学中国的太监制度。
随着贵族土地私有庄园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日本出现了武士势力。武士受庄园主蓄养,与主君结成主从关系。主君待武士以“御恩”,酬以俸禄;武士为主君“奉公”,平时随侍,战时从军。武士力量的壮大,使地方豪强演变为军事贵族集团。相形之下,皇室势力衰落,为权贵所挟。平安时代末期,日本形成了关东源氏和关西平氏两大武士集团。1185年,关东源氏击败了关西平氏,控制了天皇,掌握了中央政权。P9-12
自序
1945年9月2日,包括九艘航空母舰在内的三百八十多艘欧美军舰聚会在日本东京湾。在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将要举行的是日本向交战国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
海风猎猎,旌旗飘扬,刀枪明亮,桅樯如林。举目观望,中国受降代表徐永昌上将油然而叹:五十年前甲午之役果能一胜,我国海军今日不悉何以!是的,就在五十年前,大清国海军还位列世界海军八强,美国海军也不过忝为第十二,日本海军排名仅在第十六位。如今美国领衔受降,日本匍匐阶下,昔日的世界八强安在?甲午一役,樯橹灰飞烟灭,中国海军一蹶不振。何以沦落至此?难道别人偷尽了智慧树上的果实,唯给我们留下苦涩?
我们这个有着一万八千公里海岸线的国家,千百年来都以海洋为陆地的天堑,出人意料的是天堑恰恰是通途,中国的大门不是从陆地而是从海洋上被叩开的——门口站着陌生人,枪口里冒着热气!海洋不是陆地的天堑而是陆地的延伸,人不是被海洋分割着而是由海洋联系着。海上吹来全新的风。
西风东渐非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的是借中华文明火种引路的日本,也借海路来中国登堂入室。毋庸讳言,日本受惠于中国而成长,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却无出其右者。言及于此,不可不提另一位日本的受害者朝鲜。中国、朝鲜、日本是近邻,三国共处东亚之地,往来于辽阔的西太平洋。中国是朝鲜和日本的文化之母,朝鲜是中、日之间的文化之桥。在历史的舞台上,中国挂头牌四平八稳,朝鲜傍角儿不急不躁,日本挎刀二路不甘人下。百余年来,这座舞台上大戏多多,今天,日本嫌戏份儿不够抢镜头,要知它将演的是哪一出,逝去的既往不可不说。
追溯历史,就要谈谈徐永昌上将所喟叹的甲午之役了!徐将军之叹,盖叹甲午海战,但谈海战绕不开陆战,它们是同一场战争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本书重在前者,兼及后者,将要讲述的是日本以祸害左邻右舍为手段而崛起的一段往事,其余绪波及于今。
史实是客观的,史见是主观的。鉴往知来,谨此就教于我的读者。为之序。
晓箭
2013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