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丽编写的《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编写严谨、规范的口述史著作。

口述者是一个深度参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美国人，他以独特的视角、罕有的诚实与宽广的胸怀，讲述他一生执着追求理想、跌宕起伏乃至惊心动魄的命运历程，并直白表达他深入的思考和见解。在无数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与碎片中，折射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真实历史境况和纹理……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口述者李敦自，曾一度较深卷入中囤政坛权力纷争，被称为“红幕后的洋人”。本书中，他对自己的一生做了详尽的回顾和分析。李敦自1921年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以一颗赤子之心，抱着改造旧世界的美好理想，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二战结束时来到中闲，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动荡起伏的三十五年历程。他与我党许多高级领导人，包括宋庆龄、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刘少奇、王光美、任弼时、邓小平、王震、李先念等，都有私人交往：叙述中他披露了领袖人物在生活与工作中的大量细节，弥为珍贵。他以“一个中国的美国人”的视角、罕有的诚实坦率，讲述了他在中国的非凡经历。个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着历史的华章与疯狂，发人深省。而李敦白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救赎与疗治，于中国读者则深具启发价值。李敦自称他的妻予王玉琳是上天下来的天使，20世纪80年代他与妻子重回美国创业，生活美满幸福，而直到今天，他对中国发展的关切仍然一往情深。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撰写者徐秀丽具有极高的史学素养，书中第一次披露的许多信息，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

致中国读者 李敦白

第一部分 早年岁月

 你有多少钱，就可以买多少公道

 有一些人，他们最像基督徒，他们是共产党员

 参加美共

 权利是你以为你有的东西

 从反战到入伍

 你到花园里挖个洞，对面就是中国

 斯坦福受训

第二部分 中国经历

 一、 木仙之死

 二、 上海印象

 三、 宣化店“告密”

 四、 到延安去

 五、 “特殊任务”

 六、 从牢房的糊窗纸上，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七、 外国专家

 八、 “黄金十年”

 九、 又一次“特殊任务”

第三部分 智慧疗法

 一、理解和爱让我宽容

 二、辩证法帮了大忙

 三、尽可能保持身体健康

 四、监视孔成为沟通世界的重要管道

 五、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六、对“不朽”的理解

第四部分 我的天使

 就这样认识她

 我做了炒饭，你来吃吧

 初到美国的王玉琳

 附 王玉琳：我与李敦白

 十七岁才第一次吃水果

 我妈说，你为什么非要嫁一个外国老头

 革命年代的生活

 “美国特务”老婆

 为了得到李敦白的消息，我要求离婚

第五部分 风雨故人

 一、 宋庆龄

 二、 周恩来

 三、 陈毅

 四、 王震

 五、 李先念

 六、 刘少奇

 七、 王光美

 八、 邓小平

 九、 任弼时

 十、 廖承志

 十一、 陆定

 十二、 聂荣臻

 十三、 贺龙

 十四、 彭真

 十五、 张体学

 十六、 陈少敏

 十七、 师哲

 十八、 温济泽

 十九、 丁一岚

 二十、 于光远

 二十一、 丁铃

 二十二、 周扬

 二十三、 新华社的“怪专家”

 二十四、 陶铸

 二十五、 冀朝鼎

 二十六、 陈翰笙

 二十七、 孟用潜

 二十八、 钱钟书

 二十九、 郭沫若

 三十、 杨宪益

 三十一、 江青

 三十二、 张春桥

 三十三、 陈伯达

 三十四、 王洪文

 三十五、 王力

 三十六、 蒯大富

 三十七、 聂元梓

 三十八、 斯特朗

 三十九、 马海德

 四十、 爱泼斯坦

 四十一、 寒春、阳早

 四十二、 马尼娅

 四十三、 舒子章

 四十四、 朱镕基

第六部分 归去来兮

 一、 是回去的时候了

 二、 从此岸到彼岸

 三、 协助华莱士访华

 四、 葛培理牧师

 五、 “通往中国之路”

 六、 你们最需要的是：我！

 七、 “李敦白有限公司”

第七部分 如是我思

 一、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 我看毛泽东

 三、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四、 中美关系

 五、 宣传形象，关键得有“形象”

 六、 我相信中国的未来

 七、 我的选择，是我一生的幸运

 李敦白先生印象记

 后记

五、从反战到入伍

前面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们美国共产党是坚决反战的，认为那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但到1941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苏联开始卫国战争，我们认为战争的性质变了，变成反法西斯战争了，反战的态度也随之变化。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人都很愤怒，民众参战热情空前高涨。

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我跟一个同志一起去报名参军。结果，他被接受了，我却被拒绝了，因为视力太差。征兵的人说，你以后也当不了兵，还是做点别的事吧。

这样，我又重新回到工人运动中。我在美国从事工人运动的最后一个任务，是组织骆驼牌香烟公司的工会。骆驼香烟公司在北卡州的温斯顿一塞勒姆市(winston—salem)，这是家大工厂，却没有工会，工人待遇特别差。1932年，共产党曾在那里发起过一次工人运动，但失败了。我找到了一个当年积极分子的家，是一个黑人，我一进门，说我想重新组织左派工会，老人便对家人说：我告诉过你们，我就知道他们会回来。他儿子成了工会运动的第一个核心成员。

我没有办法直接接触工人，就想到通过教堂进行宣传动员。那里的工人都参加基督教小教堂，类似中国的家庭教堂，他们不承认大教堂是真的基督教。他们相信神灵附体，然后又唱又跳，又喊又叫，有人打滚，有人晕倒，很热闹。小教堂的牧师依靠工人给点钱生活，都很穷。我跟他说，能不能在做礼拜之前让我讲五分钟，他同意了。要是工人拿钱多了，给教堂的捐献也会增加。就这样联系了一些烟草工人，形成了工会的核心。我们当时有四个组织员一起工作，有黑有白，有男有女，进展很快。

我接触的烟草工人中有个大个子黑人，他的工作是把一条条香烟装进大箱子，然后把箱子举起来，抛到墙根，在那儿摞成堆。他抛得很准，烟箱码得整整齐齐。有一天他跟我说，他们最近抽掉了一部分尼古丁，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抛了几次，都没抛准。原来是重量减轻影响了他的瞄准。

骆驼牌香烟公司的大老板就是温斯顿市的市长，也是征兵委员会主席，所以，他很快就把我征兵了，不但视力没关系了，所有一切都没关系了。我能到中国来，还得感谢他。

家人没有反对我当兵。美国没有独子不征兵的规定，当时我父亲已经重病在床，家里其他人也不会反对，因为当时普遍的情绪是拥护参战。一人伍，我和美共的正式关系就告终结了，党员当兵入伍就得退党，这是共产党的一个规定，以防受到渗透军队的指控。但我和美共的关系还有余绪。因为我在FBI有案底，所以一直受到监视。有两件事让我知道自己被监视。第一件是发信的“特殊待遇”。对于一个军人，尤其是对于一个新兵来说，在枯燥而危险的军营生活中，收到家人朋友的信无疑是一件激动人心的重要事情，发信的时候，全连人集合，由连长或者上士挨个叫收信人的名字，但我的信从来不在这个场合给我，而需要我到连长那里去拿。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特别照顾我?他说：你是不是以前参加过什么组织?这些信大概已经被人看过了吧，不过我也没有几封信。第二件事是，有两个战友分别告诉我，说上级交待他们注意我，包括看什么书，与什么人来往。我也没有停止作为共产党员的个人活动。我每次去军营的图书馆，都很仔细地翻检书籍，所有含有反共内容的书，我都悄悄藏在大衣里面偷走，销毁……

P22-23

致中国读者

李敦白

我是一个美国人，今年九十二岁。我热爱自己的美国人民。同时，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五年，并且，从1946年到1980年回国为止，我参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中国共产党。我热爱美国人民，我也热爱中国人民。可以说，我是一个“热爱中国的美国人”。

中国革命对我的熏陶，中国人民对我的关爱，是我没齿难忘的。尤有幸者，我找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王玉琳作为终身伴侣，得到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和最好的工作伙伴。

我深信，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地球上最大并最强的国家，将来一定能逐渐地相互了解，共同合作，在世界上形成一股强大无比的和平稳定力量。当然，正如老话说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在，要在中国出版我的口述历史，作者让我对亲爱的中国读者说几句话。在下面，我冒昧地提出我经常考虑而最想讲的三个问题，作为抛出去的“三块砖”。

 第一，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中国梦，这是异常重要的。有中国梦，也有美国梦。有什么不同呢?美国梦基本上是个“我”梦，而中国梦更多地是个“咱们”梦。

中国人民在解放后摆脱了宿命论的精神枷锁，认识到要翻身不是没办法，而是有办法，并认为国富才能民强，把自己的前途同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同时，也认识到只有不断改善民生，国力才能增强。

中国共产党把这种思想归纳为“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无数普通的人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事迹，使得中国三十多年以来的发展，成为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但是，有所动必有所反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复杂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反潮流。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光顾自己小利，不顾大家大利；甚至于放弃社会主义合作精神，拼命地想通过损害别人来发展自己。

这样，不但对社会主义教育不利，而且，我深信，自私自利的人，是得不到真正的人类幸福的。一天到晚患得患失，今天成功了，兴高采烈，明天碰壁，垂头丧气，忐忐忑忑，焦虑不安，可能外表装得很得意，实际上内心是空虚的，茫然的。

我殷切希望看到中国克服这股逆流，在实现中国梦的号召下，大力发扬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团结起来，战胜各种困难，继续创造新的奇迹，对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我本人坚信辩证唯物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我早已抛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一些已经失败的老教条。我曾经在中国，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被误会，被单独监禁了十六年之久。因为相信并熟悉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我才能够利用那个时间，认真学习，取经于像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那样杰出无比的哲学著作，来研究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并努力运用于自己的情况。我还取经于毛泽东树立的加拿大白求恩大夫的光辉的国际主义形象。最后，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吃亏，而是有相当可贵的收获。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教育人民认清自己的根本利益何在，是领导人民提高觉悟，组织起来，形成最大可能的团结合作，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进行有效的斗争。

要使这样的团结斗争获得胜利，就要排除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等干扰。这种精神优势，只能通过辩论和说服教育的手段来建立，不能依靠压制和窒息舆论来建立。

既然要形成最广泛最坚强的团结，才能取得胜利，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针之一，在于顽强地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人民。发扬民族意识、民族团结、民族主义，比较容易；提高国际主义精神的教育，却需要做更大得多的努力。但是，没有国际主义，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无法实现。这也意味着，在同别国错误的领导人做斗争的同时，要十分注意对别国的人民摆事实、讲道理，说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说明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如果为了眼前的局部政治利益而忽略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甚至于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煽动或者纵容对于别国人民的仇恨和歧视，那只能说是彻底的机会主义，连马克思主义的影子都没有。这样做，最后是要失败的。

我认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兴起，不是一件可以不管的小事，而是可能干扰和扭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大事。我殷切期望中国的领导重视国际主义教育的问题。不扼其萌芽，后果可悲。因为狭隘民族主义，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1963年8月7日，毛泽东主席曾在中南海会见了非洲十八国反殖民主义战士的代表团。出乎意外地，毛主席特别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见，尽管我同非洲事务无关。他请我参加，是为了给非洲朋友们一个活的教材，说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错误的方针。他对非洲朋友们详细讲过：你们看李敦白，他是白人，是美帝国主义那个国家来的，但他是我们的朋友，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而蒋介石呢，他跟我一样是黄种人，但他是我们的敌人。他说，英法的人民，不是你们的敌人，只有英法的殖民主义者，才是你们的敌人。要注意团结英法的人民，来争取自己的解放。

我衷心希望，不能让狭隘民族主义由于未被重视而泛滥成灾。

第三，中华民族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大民族，这个民族具有它生存发展繁荣的条件，具有进行自我淘汰、自我改正、不断创新、不断“重新发明自己”的本事。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的最大法宝，是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及分析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科学方法。中国古代，曾经要求做官的都学一点哲学。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号召并实际动手动口，领导人民广泛地学一点哲学，掌握自己的命运。毛泽东经常对国际朋友包括对我本人讲，他认为自己基本上是一个“小学教员”。不管毛泽东在晚年出了什么偏差，这一点，即由大国的最高领导带领老百姓学哲学，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大家想一想，解放战争是怎么打胜的?全面内战开始的时候，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在人数上好几倍于解放军，它装备有现代的飞机、坦克、大炮，而共产党的军队只有一些老步枪、红缨枪、大棍子。全国关内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全在国民党手里。加上国民党有巨大的外援，主要是美国的支援——金钱、装备、外交上的支持——总之，解放军处在明显的劣势地位。但在不到三年半以后，蒋介石的军队惨败了，幸存者仓皇逃到台湾岛，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

为什么那么明显的劣势地位，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可以转化为绝对优势呢?回答在于中国人民的头号宝贝——一个比国民党更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些，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提出满足人民急切要求的政策(包括土地改革政策)，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根据这些，中国共产党又能够拟出制胜的战略策略，把自己的军事劣势，很快变为优势。

我想，中国人民有这么一种独特的宝贝，不会把它丢到一边吧，不会不用很大的努力来学习它、掌握它、发展它吧。我敢冒昧地讲，每一个爱国的、有志气的中国人，都会关心自己的历史遗产，尤其是关心并发展自己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哲学遗产。

不忘为人民服务，不忘国际主义的精神，不忘中国的科学观点和哲学思想，则中国这个大国一定会繁荣、富强、稳定、民主，从而进一步造福于全人类。

2013年12月30日

李敦白先生的一生，是十分漫长、丰富、曲折、传奇的一生。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来中国前的二十四年；1945年9月至1980年3月在中国生活、工作、坐牢的约三十五年；1980年回美国重新创业至今的三十余年。他一生的青壮年时代在中国度过，他一生的主要业绩在中国创造，他一生的巨大幸福和刻骨痛苦也在中国遭逢。所以，他总是觉得无法简单地按国籍身份将自己定义为“美国人”，而说自己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1993年，李敦白先生出版了他的回忆录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尽管存在一些硬伤，这是一部严肃认真的作品，不讳饰，不躲避，坦诚勇敢，直面历史。但该书的叙述仅限于在中国的三十五年。这一段，固然是李敦白先生生命中最重要的段落，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前期在美国组织工人运动、后期在经济领域创业并积极沟通中美关系无足轻重，没有这两段，不仅无法贯通地观察研究一个革命者的一生，更重要的是，将失去体现于李先生身上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现当代史)丰富性和复杂性。何况，即使是这中间一段，回忆录呈现的内容也有缺失，主要有三点：第一，李敦白先生亲身经历并深度参与了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事业，与中共高层及众多社会知名人士有广泛接触和私人交往，全面了解和解读他所交往的重要人物，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整个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理解，可以修正、补充、丰富中国现当代史(尤其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叙述。在他的回忆录中，人物回忆方面的内容穿插在他的个人经历中，未加展开。而在本书中，他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回忆是篇幅最大的部分。第二，回忆录写作的时候，李先生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距离对其自身经历和中国革命史以及相关理论进行反思，所以，只叙述经历．未展现思考。而在本书中，他对中国革命及其指导理论、中国革命史、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思考是重要构成部分。第三，十六年牢狱生活对于李先生本人人生观、生命观的影响，以及他本人极为重视的在心理建设方面的经验，在本次访谈中第一次得以系统化。回忆录的中文版(译名为《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对原著存在的问题未加订正，又做了许多不当删节，以至于在历史学界未得到认真的对待。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给李敦白先生做一部完整的口述史，不但不是多余的，毋宁说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李先生回忆录叙述比较详细的部分，本书仅作必要勾勒，所以，两本书重复的比例很小。

李敦白先生博闻强记，风趣幽默，对其经历娓娓道来，证诸文献，基本可靠。当然，毋庸讳言，个人记忆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而对于超出个人经验的内容，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准确把握，因此，与文献资料互证成为口述史工作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笔者行文时注意到了口述内容和文献资料的区分。文献对口述的修正，得到李先生认可的，已经融化在口述之中；凡口述与文献不一致，或口述资料未能获得文献证明而李先生相信自己记忆无误的，用注释的方法引述相关资料并说明笔者的意见。从文本的连贯性、丰富性出发，撰写人需要补充一定的背景性资料，限于体例，这些补充往往也需要转化为访谈人的口述。这部分文责应该完全由笔者承担，但事实上也难以一一指出，好在这样的补充不算很多，较为重要的一处是“外国专家”一节，此节内容多为笔者根据资料添加。

有些内容，在定稿时做了删除，希望以后有机会出版增补本，全面反映访谈情况。

笔者自知，尽管在核对史实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因涉及的事件和人物众多，一定会留下差错，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书的准备和写作、定稿过程中，笔者得到诸多师友的大力支持，以下各位，我想特别表示感谢：我的年轻同事潘晓霞担任项目助理工作，她负责全部录音、录像以及音像资料的初步整理工作，并提供了若干注释。没有她的帮助，我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难度都将大大增加。黄道炫、李金铮两位近代史专家审阅了初稿，提出了非常详细和极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已经采纳。李玉贞、章百家、沈志华、闻黎明、彭卫诸位先进或提供资料，或解答疑问，使文稿的“遗留问题”得以尽量减少。包雅钧先生特地到宣化店考察地形地貌及中原军区各机关分布，并代为拍摄照片和搜集图书资料。众多师友的倾力相助，不仅使书稿的学术性得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而且给笔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鼓舞，让我得以情绪饱满地完成此项工作。

当然，我最应当感谢的是李敦白先生本人。李先生几无保留地让我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人生经验，他的智慧豁达，他的虚心好学，他的宽容友爱，他的不服老的劲头，他对生命的乐观执着，都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我生命中的正能量。在书稿出版之前，获悉李先生刚刚获得美国华盛顿州中国委员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他在颁奖仪式上发表了一个“四分钟讲演”，要言不烦地对中美关系提出三点看法，博得满堂掌声：中美两国真正相互需要，世界真正需要中美两国合作；只有在对方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其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国不可能按美国的愿望行事，反之亦然。这位九十二岁的先生依然身体健康，思想活跃，关怀广泛。祝愿他健康长寿，创造新的奇迹。

徐秀丽

201 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