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晚清重臣，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有人说，“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而李鸿章正是其中一个。李鸿章是最具国际眼光的晚清大臣，还是留下千古骂名的“卖国贼”？从天津教案中初涉外交，台湾事件中舌战日本来使，中法之战中极力斡旋，马关议和中血溅袍服，割让辽东后联俄制日，直到《辛丑条约》的签订，始终能看见李鸿章的身影。田川编著的这本《晚清外交四十年（内外交困的李鸿章）》从晚清外交事务的角度，谈到了李鸿章的经历，同时也叙说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方向新颖，十分有参考和阅读价值。

《晚清外交四十年（内外交困的李鸿章）》以清末为背景，以外交事件为线索，展现了李鸿章登上历史舞台到溘然长逝（1861-1901）的经历和作为，共十章，每章提到不同的历史事件，在对史实的评论和叙述中穿插专家的看法和评论，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李鸿章。

《晚清外交四十年（内外交困的李鸿章）》由田川编著。

第一章 战太平

 一、李鸿章请缨出战

 二、洋枪队

 三、苏州杀降

第二章 初试洋务

 一、造枪炮、学军事

 二、阿思本号事件

 三、派留学生出洋

 四、同文馆之争

第三章 从教案到派使赴英：烫手的山芋

 一、天津教案

 二、出使赴英的风波

第四章 台湾事件与海塞之争

 一、舌战日本来使

 二、海塞之争

第五章 留美幼童夭折与中法战争

 一、幼童“夭折”

 二、中法之战

第六章 铁路大讨论与升旗事件

 一、中南海的小铁路

 二、升旗事件

 三、长崎事件

第七章 甲午之战

 一、与伊藤博文第一次交锋

 二、与日本的军备竞赛

 三、甲午惨败

第八章 舌战伊藤

 一、谁去议和

 二、春帆馆冷雨潇潇

第九章 游访欧美

 一、东方的俾斯麦

 二、李鸿章大杂烩

 三、被罚俸一年

第十章 拳乱与议和

 一、义和团闹华北

 二、李鸿章差点当总统

 三、秋风宝剑孤臣泪

参考书目

刘刚：说起这个清流，慈禧这个老太太，清流主要是她给弄出来的，现在来说，有点舆论监督的意思。像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兵在你们手上，钱在你们手上，权在你们手上，都在你们手上，那这些人不听话的话怎么办呢？那就要有舆论监督的。这个清流，它时时刻刻都在敲打你，你说这是个什么玩意？但是她少不了这些人，就像我们现在狗仔队要抓明星一样，这些清流有时候就是慈禧太后的狗仔队。说地方大员坏话你没事的，你的职责就是干这个，就是天天去监督，找他们的隐私，查他们的问题。有了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敢乱说乱动，一乱说乱动就奏你一本。

张鸣：清流实际上是在攻击洋务派。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西太后来牵制地方督抚的一个力量。为什么呢？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地方势力上升，在之前呢，地方是没什么力量的。你是地方督抚，你贵为一省大员，你花一分钱都要到户部来报，你没有财权，军队你只能控制你自己那帮，剩下的人你根本控制不了。但是太平天国之后就不一样了，军队是自己的，他们自己招的，钱是自己凑的。你想想看，这个地方势力这么大，它怎么控制？要把人全部改回来，朝廷没有这个力量，地方督抚有力量，它挽回了局面嘛，要不然朝廷都垮台了。于是朝廷就有意让清流去这么做，当然这清流党，他们谐音“清牛”党，谁是牛头，谁是牛脚，谁是牛蹄子，都有分的，专事是骂人。

董丛林：其实中法战争的这个所谓的战与和吧，它和后面的那些，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很多中国的近代战争一样，你看每一次战争前都有所谓的“战和之争”。过去呢，关于“战和之争”，我们主流的一般观点，就是好像主战派就是爱国的，所谓的主和派就好像是卖国的了。

这个当然不是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是以“战和”来划分爱国卖国的话，那就太绝对化了。如果你具体看一下的话，比方说中法战争中，其实真正主战的好多人，一个是他是局外人员，不是真正涉局的，作为局外人，他说说而已；再一个呢，就是对战争情况，他没有很切实的了解。像李鸿章他完全是涉局的人，他是最后要指挥打仗的人，当然他要分析双方的条件，他要具体地分析战局的细节。

大清国同法国的前期外交斡旋，采取了一种奇怪的形式：总理衙门、李鸿章和驻法公使曾纪泽都通过各自的渠道进行着谈判。

法国谈判代表脱利古说：“总理衙门，李鸿章和曾纪泽三方面玩弄我们。当我们与李说话时，他要我们去问曾，曾又要我们问李，总理衙门则要我们问曾、李二人。”他说：“清方的策略显然是要使我们感到麻烦、厌倦和疲竭。”

法国人只猜对了一半，事实上，大清的三方代表暗示着中国内部的分歧，李鸿章和恭亲王控制下的总理衙门主和，驻法公使曾纪泽代表了清流派的主战立场，清流派搬出了古老的甚号“天子守在四夷”。他们说，应该用战争来捍卫中国的荣誉和朝贡国的利益。

李鸿章说：“法国海军强盛，中国海军难以御敌；中国兵弱饷乏，久战终必不支；一兵端一开，中国既添近忧，又贻后患。”清流派说：“决定胜负的不在武器，在于决心、勇敢和美德。”他们把李鸿章比作南宋好臣秦桧，进行恫吓。李鸿章无奈地和朋友抱怨说：“不当事之徒草率妄言，大多言语欺凌不堪。”

张鸣：自己百无一能，说别人倒是头头是道，这就很糟糕，局面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说这帮改革派，它受到了一种来自传统道德的批评。而传统道德实际上在当时来讲，它是有问题的一种文化，它本身是需要批判、需要反思的。你用这个东西作武器来批判改革者，显然是一种倒退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是这种局面是此前的中国一直都有的。

李冬君：像清流，他不做事没关系，他怎么高谈阔论，怎么骂人都行，骂完了他完事了，因为他不需要去做实事。但是做实事的这些人就必须要想，我要把这些事做成，我就要把这种关系处理好。我觉得李鸿章当时已经做官做到境界很高的地步了，他有智慧，很有官场智慧，怎么样做才能达到我的目的，他很清楚。

董丛林：李鸿章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每一次战争，都是签约，每一次签约，都要更吃亏。他觉得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我在能争取和平的条件下，我尽量不去打，尽量维持一种相对和平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去自强、去求富，等中国将来真正国力提升了，再如何如何。

张鸣：这种批评中的不合理的地方在哪？有些时候务实派的官员他往往不是清流，务实派的人他有时候采用一些非常手段，就是一些为道义不太允许的，或者是“擦边球”的一些手段，实际上是对国家整体推进有好处的，对社会有好处的。但清流抓住的小辫子都是这些事。

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谈到晚清的不平等条约时说，不打就赔当然不对，但明知打不了，还打，打了赔更多，就更不对。这正是李鸿章所采取的现实态度，他在每一次危机中，都主张维护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他知道没有军事支持的傲慢是多么危险，相对于兵戎相见，他更相信灵活、柔软的东方外交艺术。李鸿章大胆地将战争的后果告诉朝野，并孜孜不倦地提供着权宜之计，这使他既没时间也没勇气，去查找或改变这个旧制度腐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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