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评价认为，亨利·萨姆奈·梅因的《古代法》堪比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对西方法学乃至世界法学，对当时乃至其后的人类思想发展进程和方向，影响之深之远，难以估量。作为历史法学派发展史中的两部巨著，《古代法》在19世纪甚至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它的出现标志着英国现代历史法学派的诞生。

《古代法》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体现了历史法学与古典自然法哲学的对立，促使人们重视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法律，引领了一场法学方法的革命。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法学和人类学研究的相互渗透，最终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一门新的学科——法学人类学，或者称其为法律人类学。法学人类学主要通过调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群、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探讨法律制度在不同文明个体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而亨利·萨姆奈·梅因的《古代法》则被公认为法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古代法》不仅文笔优雅纯美，更因其具备广博的人文知识很快成为了“19世纪乃至其他世纪中唯一的法学畅销书”。

第一章 古代法典

第二章 法律拟制

第三章 自然法和衡平法

第四章 自然法的现代史

第五章 原始社会与古代法

第六章 遗嘱继承的早期史

第七章 古今有关遗嘱与继承的各种思想

第八章 早期财产史

第九章 早期契约史

第十章 不法行为和犯罪的早期史

译者后记

我将把我的叙述限制在进步社会所发生的情况。对这些社会而言，可以说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观念总是或多或少地领先于法律。或许我们可以使它们之间的缺口变小，但重新拉开这个缺口却是永远的趋势。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所谈到的社会是发展进步的。人们获得幸福的多少，取决于这个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

关于使法律与社会相协调的媒介，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般命题。在我看来，这样的手段有三种，即“法律拟制”，“衡平”和“立法”。它们出现的历史顺序就像我所排列的这样。有时它们中的两个会同时起作用，也有些法律制度没有受到它们中的一个或另一个的影响。但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例子中，它们出现的顺序是不同于我所说的或完全颠倒过来的。 tt衡平”的早期历史，通常是比较模糊的，因此有人认为某些改进的民法的单独条例，早于任何衡平的裁判权。而我的观点是，无论哪里，补救的“衡平”都早于补救的“立法”；但是，倘若事实并不严格是这样，那就只需把关于它们历史顺序的讨论限于那些特定时期内，即它们对原始法律产生持续和实质影响的时期内。

我在使用“拟制’’这一字眼时，其含义要比英国法学家惯用的意义广泛得多，比罗马的“法律拟制”的含义也宽泛得多。 “拟制”在古罗马法中，准确地说是指申诉这一术语，表示原告一方的虚假陈述是不允许被告反驳的；例如原告提出自己是一个罗马人的证言，而他实际上是一个外国人。这种t·拟制”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给予审判权，因此它们与英国高等法院和财政法院令状中的主张十分相似，这些法院正是通过这些主张来剥夺民事诉讼的审判权的——主张被告已被国王的执法官所监禁，或是主张原告是国王的债务人，因为被告不履行义务而无法清偿债务。但现在我所使用的“法律拟制”一词，是指用以掩盖、或假装掩盖一个事实的任何假定，即一条法律规定已经发生改变，它的文字虽没有变化，但其运用却改变了这一事实。因此，这个用语包括了我从英国法和罗马法中引述的拟制的实例，但是它所包括的内容更多，因为我认为英国的“判例法”和罗马的“法律解答”都建立在拟制的基础上。这两方面的例子现在就要加以研究。事实上，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律都已经完全被变更了；而拟制是指它仍然和以往保持一致。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各种不同形式的拟制特别适合于社会的新生时代。它们能够满足并不十分缺乏的要求改进的愿望，同时又不触犯当时普遍存在的对于变更的迷信般的嫌恶。在社会进步的某一特定阶段，它们是克服法律僵化的最有价值的权宜办法，的确，如果没有其中一种，即“收养的拟制”，准许人为地产生血缘关系，就很难理解社会是怎样脱离襁褓而迈开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因此，我们一定不能被边沁一遇到法律拟制就加以嘲笑的态度所影响。他认为拟制只是欺骗性的手段而加以谩骂，这说明他对于拟制在法律的历史发展中所承担的特殊职能愚昧无知。但同时有些理论家认识到了拟制的用处，并据此主张它们应该在我们的制度中固定下来，如果我们同意这种看法，也同样是愚蠢的。有个别拟制在英国法学中仍发挥着有力的影响，它们不应该没有经过思想上重大的变化以及实践者们在语言上相当大地变更而被随意抛弃；但是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即我们现在已不必要再去用法律拟制这种粗糙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公认的有益的目的。我不认为任何变革都是合理的，如果它只使得法律更加难以理解或者更难按照协调的顺序编排起来。现在，在其他的缺陷中，法律拟制是匀称分类的最大障碍。制度仍然保持原样，原封不动，但它仅仅是一个躯壳。它早已被破坏了，而藏在外表下面的是新的规则。于是立刻就出现一个难题，我们很难判定，那种实际上生效的规则究竟应该归类于其真正的还是其表面上的地位，同时不同思路的人在不同的部门中进行选择时，也将得到不同的结果。如果英国法律真要采用有顺序的分门别类，那就必须删除这些法律拟制，虽然最近在立法上有所改进，但在英国法律中，拟制仍是大量存在的。P13-14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杰出的思想，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比大众对真理的形态看得更清楚的人物。他们超越同侪，且有深刻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他们看到人类问题的全体，免于繁琐、短视的思想。

美国思想家、诗人埃默森说：“从所有文明国度里精挑细选出那些最具智慧、最富机趣的人来陪伴你，然后再以最佳的秩序将这些选择好的伴侣一一排列起来。”这样的人都知道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不变的问题——关乎个人和其同侪、社会，乃至全人类、宇宙之间基本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可以决定他会怎么做，甚至可以决定他成为怎样的人。

对于这类问题，人类把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答案流传下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塔西佗，到马克斯·韦伯、熊彼特，以资下一代和更下一代的人去考验、去辩论，而这些最好的答案又汇聚成一部部传世之作。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 “读杰出的书籍，有如和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这些人类最深邃的思想，最高超成就的文字记录，能把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能把人类所做过的、即将面对的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最正确而永久的记录。

例如，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不但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还在更旱之前完成了《道德情操论》。该书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概念，进而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每行都渗透着卢梭的苦苦求索，从各个角度清晰地阐释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卢梭认为，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严重后果的根源。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大萧条而作，它的核心主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正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提出了国家调控思想，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扛鼎之作。该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该书的出版，称为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并认为它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为经济学说史上非常伟大的著作。

那些对人类追寻真理有永久贡献的书，我们称之为“经典”。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更深情款款地指出：“‘经典’是那些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也就是永不落架的书。凡是能对重大的事情，给多数人的思想以久远而深刻影响的书，便是了不起的书。这样的书可以充实任何年纪的人，使之能以别的时代、别的人们为背景，从而能真正深刻地透视今日。

——编者

亨利·萨姆奈·梅因(Henry Sumner Maine，1822—1888)是英国著名的古代法律史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古代法制史》、《古代法律与习惯》和《国际法》等。

他于1861年完成的《古代法》涉猎了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其中提出的“从身份到契约”的理论引起了巨大反响。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对法律进行诠释，可以说受当时达尔文“物竞天择”原则的影响，对假设的自然法理论进行了批判，强调了法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从契约的角度概括出入类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这种具有创见的思想和方法论的提出就是一种伟大的进步。

翻译此书，使我们受益很多。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书中的一些论点可能已经不起严谨的推敲，但经典终究是经典，其恢宏构思和真知灼见仍旧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人讲，如果说要了解明代中国文官制度就要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话，那么要看外国法律发展史，就应该看这本《古代法》，译者深以为同。最后，我们想感谢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们巨大帮助的老师和同学。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舛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高敏瞿慧虹

200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