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虽自襄公起就位列诸侯，但因立国较晚，僻处关中，杂居戎狄，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习俗等方面都落后于东方各国，屡屡遭受东方诸侯歧视，以“夷狄遇之”，不与会盟。春秋战国之交，东方各国忙于变法图强，秦国内部政局动荡，国君如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国君献公病死，21岁的渠梁即位，是为孝公。这位新登基的国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位居关中的秦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西有戎、狄少数民族的骚扰，东受中原列国的欺辱。更有甚者，一些诸侯国视秦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不让秦参加中原各诸侯的会盟。对此，不甘落后的秦孝公感到一种刺激和挑战。他一登上王位，就决意富国强兵，推出招兵买马、赏赐有功之士等措施。其中，他颁布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法令：凡能使秦国强盛的人，都可以得到官做，分到土地。
秦孝公励精图治的决心打动了商鞅。于是商鞅就向西进入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去求见秦孝公。
商鞅几次向秦孝公献策，最终以法家的改革主张取得了信任。
据说，在商鞅前两次献策时，为了试探秦孝公的意图，他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说。第一次商鞅以五帝之道劝说秦孝公，秦孝公对这一套毫无兴趣，商鞅一边讲，孝公一边打起了瞌睡。交谈结束后，秦孝公对引见商鞅的景监发怒说：“你的客人是个狂妄的人罢了，哪里值得任用呢？”
景监也责备商鞅。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说以“三王之道”，孝公仍感到厌烦，没有采纳。商鞅又第三次求见，说以“五霸之道”，这一次，孝公听得津津有味。交谈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还不错，可以跟他交谈了。”
商鞅又一次进见秦孝公，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越听越有劲，不知不觉挪动膝盖到商鞅面前，如此交谈了几天，毫不厌倦。随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了秦国。对此，景监不解地问商鞅：“你凭什么迎合了我们国君的心意？我们国君特别高兴啊！” 商鞅说：“我用五帝、三王之道说服他，劝他跟三代相比，但国君说：‘太久远了，我不能等待。况且贤明的国君，每个人都想趁自己在位的时候扬名天下，怎么能够默默无闻地等待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之后才成就帝王大业呢？’由此，我用使国家富强的办法说服国君，国君对此就特别高兴了。”
此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秦国。
商鞅的“强国之术”，简单地说，就是要进行“变法”，即按照法家的主张对秦国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孝公赞同商鞅的观点，却又有疑虑，因为在秦国的贵族与官员中，有相当一些人顽固地反对变法。
面对强大的反对声浪，商鞅发挥其过人的口才及学识，坚定地表示：“行为上犹豫不决、遇事怀疑的人，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一般而言，高人一等的想法，势必无法为普通人所了解。合理性的独见，无法见容于现实主义者，因为智者能在事情尚未发生时便见其端倪，一般较愚钝者即使事情明显摆在那里，他也难以完全理解。所以对一般人来讲，不必和他们谈论计划，只要和他们共享政策的成果就好了。至德者的大理想主义必不合于世俗之见，建大功的人也不会处处和人们讨论他自己的计划，只要对人民有利的事，便应该努力去做，而不应局限于传统的规范。”
秦孝公对商鞅的说法首先表示非常赞同。但王室重臣之一甘龙表示反对，他说：“圣人教化人民，绝不变其风俗，智者治理人民，也不随便改变制度，主要在顺乎自然。因风俗而行教化，才不会干扰民心，容易得到成功，顺乎原本体制来治理，不但官吏较熟悉，而人民也比较能够心安。”
商鞅立刻反驳说：“甘龙之言乃世俗之论。一般人的确较安于传统，如同研究学术的人，也容易囿于其所学，抱有这两种心态的人，做个遵守平常体制的官吏还可以胜任，却不可以用来议论需要改革时的形势。夏、商、周三代体制都不一样，但同样成就帝王之业。春秋五霸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却同样成为霸主。有智慧的人创制法制，愚钝者照章实施；贤能的人改变传统，让没有能力者遵行标准。”
大臣杜挚又警告说：“如果无法获得一百倍利益，不应奢谈变法；没有十倍的功能，不可随便更改制度。依照传统可以避免错误，遵循现有体制才不会走入邪道。”
商鞅大声疾呼说：“治理国家并不是只能遵循一种方法，要建设国家就不能够拘泥于古代制度。汤武革命推翻传统，反而成为帝王；夏桀王、殷纣王并未改变制度，却仍成为亡国之君。反对传统的不见得不对，依循现有体制的反而更难以建功，这一切都需要依照国家及环境的需要来作决定呀！”
从以上的议论中，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拘泥于现有体制、反对变法的甘龙及杜挚，应属现实论者。大喊“治世不一道、治国不法古”的商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急于革新强国的秦孝公自然坚决地站在商鞅这一边，在群臣的极力反对下，仍任商鞅为左庶长，推动秦国现有体制的全面变革。P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