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古要论》，明曹昭著。本书简明扼要地对文物进行概述，对名玩优劣、作伪手法以及鉴伪要点均有所议论，使人展卷而能较为系统全面地了解文物概貌，获得一定的鉴赏知识。本书还按文物性质分设门类，突破了前人随见随记、次第不清、体例不明、内容驳杂的局限，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著述体例，构筑起通论性古物鉴定专著的基本框架，堪称后世文物鉴定类专著的开山鼻祖。本书由杨春俏编著。

元代与明代初年，富饶的江南地区人文环境优越，为古物鉴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出现不少专事收藏的大家。以活跃的古物鉴藏与交易活动为背景，诞生了《格古要论》这部文物鉴赏专著。该书简明扼要地对文物进行概述，对名玩优劣、作伪手法以及鉴伪要点均有所议论，使人展卷而能较为系统全面地了解文物概貌，获得一定的鉴赏知识，因而为当时及后世文物鉴赏家所重视。更重要的是，该书在继承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文物性质分设门类，门类之下又有子目，分别予以论述，突破了前人，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著述体例，构筑起通论性古物鉴定专著的基本框架，为后世提供了写作体例方面的参考。从中国文物研究史来看，《格古要论》不仅是明代同类著作的第一部，而且堪称后世文物鉴定类专著的开山鼻祖。

作者曹昭，字明仲，元末明初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

这本《格古要论》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明代周履靖《夷门广牍》本为参校本。全书文字一依《四库全书》本，个别条目据其相关性进行微调，以便于点评。对于书中个别刊刻错误，直接改正，未出校记；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异文，在注释中略作说明。本书由杨春俏编著。

前言

卷上

 古铜器论

 古画论

 古墨迹论

 古碑法帖论

卷中

 古琴论

 古砚论

 珍奇论

 金铁论

卷下

 古窑器论

 古漆器论

 锦绮论

 异木论(杂物附)

 异石论

古铜色

铜器入土千年，色纯青如翠①；入水千年，色纯绿如瓜皮。皆莹润如玉。未及千年，虽有青绿而不莹润。有土蚀穿剥处，如蜗篆自然②。或有斧凿痕，则伪也。器厚者止能秀三分之③，或减半，其体还重；器薄者铜将秀尽，有穿破处，不见铜色，惟见青绿，彻骨其中，或有红色如丹④。不曾入水土、惟流传人间者，其色紫褐，而有朱砂斑垤起⑤，如上等辰砂⑥。此三等结秀最贵。有如蜡茶色者⑦，有如黑漆色者，在水土年近，虽秀，不能入骨，亦不莹润，此皆次之。尝考西汉铜钱，至今一千五百余年，虽有青绿，而少莹润，亦无朱砂斑垤起者。汉印亦然。今所见古铜器，青绿剥蚀彻骨，莹润如玉，及有朱砂斑垤起者，非三代时物无此也⑧。

【注释】

①翠：硬玉。

②蜗篆：蜗牛爬行时留下的涎液痕迹，屈曲如篆文。

③秀：即“锈”。

④丹：丹砂，朱砂，古代用作染色的颜料。

⑤朱砂：即丹砂。垤起：凸起。

⑥辰砂：即丹砂，因以湖南辰州产者为最佳，故有此称。

⑦蜡茶：蜡面茶，唐宋时福建所产名茶。

③三代：指夏、商、周。

【译文】

铜器埋人土中千年，颜色纯青，宛如硬玉；沉入水中千年，颜色纯绿，宛如瓜皮。都晶莹润泽如玉。不到千年，即使有青绿之色却不晶莹润泽。有因为被土侵蚀而穿透、剥落的地方，如同蜗篆一般屈曲自然。假使有以斧凿加工过的痕迹，那一定是伪造的。器壁厚的，只能锈蚀三分之一，或者蚀减一半，器体还比较重；器壁薄的，铜质锈蚀将尽，有穿透破损的地方，看不见铜色，只见青绿之色，深入骨髓，有的呈现丹砂一样的红色。不曾没入水土、只在人间流传的铜器，颜色紫中带褐，上面有朱砂斑凸起，如同上等辰砂。这三等铜器结成的锈斑最为贵重。有如蜡面茶颜色的铜器，有如黑油漆颜色的铜器，沉埋在水土中的年份较近，虽然锈蚀，不能透入骨中，也不晶莹润泽，这两种都次于前三等。我曾经察考西汉铜钱，到今天有一千五百余年了，虽然有青绿之色，却缺少莹润的光泽，也没有朱砂斑凸起的。汉代的铜印也是这样。今天所见到的古铜器，呈青绿锈剥蚀透骨，晶莹润泽如玉，以及有朱砂斑凸起的，不是夏、商、周三代之时的器物，都没有这些特点。

伪古铜

用酽醋调硇砂末①，匀傅新铜器上②，候成蜡茶色，或漆色，或绿色，入水浸后，用糯稻草烧烟熏之，以新布擦光，或棕刷刷之。伪朱砂斑以漆调朱为之。然俱在外，不能入骨，最易辨也。

【注释】

①酽醋：浓醋。酽，指茶、酒等饮料味厚。硇砂：矿物名，通常见于近代火山活动区，由火山喷出的氯化铵气体凝华而成。

②傅：通“敷”，搽，涂。  【译文】

用浓醋调和硇砂，均匀地涂搽在新铜器上，等其变成蜡面茶色，或者黑漆色，或者绿色，放入水中浸泡之后，用黏稻的稻秆焚烧冒烟，熏染铜器，然后用新布擦拭使之光洁，或者用棕毛刷擦拭。假朱砂斑用漆调和朱砂来伪造。然而都在外表，不能深入骨髓，最容易辨别。

【点评】

青铜器是将铜、锡、铅等矿石原料经过熔炼后，将其所形成的集合体还原提炼出纯度较高的铜、锡、铅，再根据需要按一定比例配在一起铸造而成的。在其形成后所经历的复杂环境中，各种金属被重新腐蚀而成了类似铜矿石的物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变化过程是一个“轮回”的过程。

具体而言，铜锈大多数是由组成青铜器的金属铜、锡、铅等金属成分与周围环境中的其他元素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而生成铜的各种化合物。在这一过程中，湿度、温度以及土壤中各种酸、碱、盐的含量均会对锈蚀程度发生影响，呈现各种不同颜色，主要有绿、蓝、黄、白、红、黑等。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由于历年久远，古铜器表面的锈蚀不但数量多，而且密度、硬度都很大，成分复杂，颜色丰富，有的锈蚀就像璀璨夺目、五彩斑斓的宝石；存世时间短、保存较完好的铜器表面锈蚀较轻，一般会有如“黑漆古”或“水银皮”等膜层，这些膜层同一样是铜器的组成物质被氧化、溶解或侵蚀后富集、沉淀而成的。这些相对稳定的锈蚀是铜器数千年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的历史产物，呈现出和谐的自然美，也是其饱经沧桑的象征。它们不仅能反映出铜器的原料组成，还记录着铜器与环境“相处”的漫长岁月中的各种信息。

古铜器流传后世，主要通过坠水、入土及传世三种途径，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介绍“坠水千年则纯绿色，而莹如玉”，“入土千年纯青如铺翠”，传世者“色紫褐而有朱砂斑”，这些是“结秀最贵”(曹昭)的三等铜器。古人除了观察铜锈颜色，还要考察铜器重量，因为通常情况下锈蚀程度与存世时间成正比，所以很多人简单地以“体轻者为古”，赵希鹄纠正了这种误解，认为还要考虑器物的体积，“器大而厚者，铜性卒未尽，其重止能减三分之一，或减半；器小而薄者，铜性为水土蒸淘易尽”。

青铜器作伪由来久矣，可追溯到东周时代。《洞天清录集》记录了宋代的作伪手法：先将用以处理铜镜表面、使之获得良好映像效果的磨镜药(水银杂锡、汞)均匀地涂在新铜器上，然后涂以酽醋调和的细硇砂末，等到铜器表面呈现蜡茶色，迅速浸泡在新汲取的清水中，就可伪造出蜡茶色的铜器；等到铜器表面呈现黑漆色时浸泡，就可伪造出黑漆色的铜器，速度慢了就会变色；如果不用清水浸泡，就会变成纯翠色。这三种伪古铜都需要一个抛光环节，宋人是“以新布擦，令光莹”，根据曹昭的记载，明初人增加了“用糯稻草烧烟薰之”的环节，然后才“以新布擦光，或棕刷刷之”。P3-6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关于文物鉴定和辨伪的议论，但是直到宋代，皆为只言片语，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北宋中后期，海内承平日久，社会富庶，博古收藏之风大盛，对鉴定、辨伪的需求也日益增长，逐渐出现一些鉴赏类著作，如米芾的《书史》、《画史》、《砚史》以及南宋杜绾的《云林石谱》、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等，在古物鉴藏方面都有不少精当的论述。然而这些著述或限于单门独类，或为随笔杂议，范围既窄，篇幅又小，并不具备鉴藏专著性质的体例和构架。

元代与明代初年，富饶的江南地区人文环境优越，为古物鉴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出现不少专事收藏的大家。以活跃的古物鉴藏与交易活动为背景，诞生了《格古要论》这部文物鉴赏专著。该书简明扼要地对文物进行概述，对名玩优劣、作伪手法以及鉴伪要点均有所议论，使人展卷而能较为系统全面地了解文物概貌，获得一定的鉴赏知识，因而为当时及后世文物鉴赏家所重视。更重要的是，该书在继承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文物性质分设门类，门类之下又有子目，分别予以论述，突破了前人随见随记、次第不清、体例不明、内容驳杂的局限，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著述体例，构筑起通论性古物鉴定专著的基本框架，为后世提供了写作体例方面的参考。从中国文物研究史来看，《格古要论》不仅是明代同类著作的第一部，而且堪称后世文物鉴定类专著的开山鼻祖。

《格古要论》的作者曹昭，字明仲，元末明初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生平不详。曾编校《格古要论》的明代松江人舒敏在序言中称曹氏“世为吴下簪缨旧族”，曹昭自称“先子贞隐处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帖、名画、古琴、旧砚、彝鼎、尊壶之属，置之斋阁，以为珍玩。其售之者，往来尤多”，据此，曹昭的祖上应是仕宦人家，他的父亲虽未做官，但家境殷富，有兴趣、有能力购藏古物。曹昭自幼耳濡目染，不仅嗜好古董，而且还将其当做一门学问来做，“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否而后已”，很有一股潜心钻研、究根问底的精神，故而能够在古物赏鉴领域“见之广，识之精，而讲之素”。他有感于许多纨绔子弟从事文玩收藏，“其心虽好，而目未之识”，所以“取古铜器、书画、异物，分高下，辨真赝，举其要略，书而成编，析门分类”，纂成《格古要论》一书，为“世之好事者”提供借鉴。书成之后，曹昭亲撰序文，落款时间现有两种：一为“洪武二十年三月望日”，即1387年；一为“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即1388年。这种分歧与《格古要论》的流传版本有关。

据曹昭自序，《格古要论》为其晚年所撰，同乡人舒敏曾对该书进行编校，明初刊本迄今未见。明清两朝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三卷本、五卷本、十三卷本和节录本等4个版本。三卷本应为曹昭原本，现有《夷门广牍》本和《四库全书》本两种，前者刻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是现今可见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刊本；后者题为“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具体版本不详。这两个三卷本所收曹昭序文时间均为“洪武二十年”，门类划分与文字内容完全相同，唯《夷门广牍》本目录略有讹误。明代景泰、天顺年问，江西吉水人王佐曾对《格古要论》进行大规模增补，不仅增加了“法帖题跋”、“金石遗文”、“文房论”、“古今诰勒题跋”等门类，而且在“古碑法帖”门类下大量抄录各处碑帖和考证跋语文字，在次序编排上也颇有变动，成为十三卷本，仍袭旧名，于天顺三年(1459)刊版流布。这个新增本在明代曾多次翻刻，然自清代乾嘉以来，学者和赏鉴家认为其内容多为杂抄，见识远不如曹昭本，因而尊崇原本，轻视新增本。现在看来，新增本虽然客观上保存了一些古物、碑帖、题跋、宋元遗迹等资料，却殊失“举其要略，书而成编”之义，成了资料的堆砌汇编，于“要论”已名实不符。因此本次编校舍王佐新增本不用，一依曹氏原书。

《格古要论》全书只有一万二千余字，分三卷、十三论：上卷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等四论，中卷为古琴、古砚、珍奇、金铁等四论，下卷为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等五论，共计201条。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一次序视为曹昭原书的安排，那么可以说，曹昭不仅已对“文物”这一概念形成较为清晰、完整的把握，而且已经具备了文物鉴藏史的意识。

一种物品能否进入收藏领域，不仅取决于其自身属性与价值，而且受经济水平、社会风尚、政治观念、历史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格古要论》反映了元末明初的文物收藏状况，自“古铜器论”至“古砚论”六门以及“异石论”，宋元人多所论及，本书借鉴前人成果较多，却也时见曹昭个人的精彩论述；自“珍奇论”至“异木论”六门，则前所未有，是曹昭的创新。这部分内容被公认为本书的亮点，对后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格古要论》列于卷首的“古铜器”，是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之器，由贵金属铸成，象征着权力、身份与地位，深藏宗庙之内，不轻易示人，可以说，“藏”是青铜器的天然属性。即使作为单纯的收藏对象，其历史也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北宋时已发展为专门的收藏门类，“金石学”成为最早确立的学科，出现吕大临《考古图》、宋徽宗敕编《博古图录》、赵明诚《金石录》等各类公私著述。另外，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古钟鼎彝器辨”中有关于青铜器作伪、辨伪的介绍，此书对曹昭影响重大，《格古要论》是对该书的传承和发展。

除了青铜器，《格古要论》上卷还包括与书画相关的三论。就性质和功能而言，书画可以说是天然的鉴藏对象，成为历代皇室和民间收藏的大宗门类。绘画艺术自汉代以来即受到皇家重视，被宫廷贵室收藏，理论著述则有南朝齐梁年间谢赫的《古画品录》、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宋代米芾的《画史》等；书法艺术盛行于汉魏六朝，在唐代备受推崇，相关著述有唐人孙过庭的《书谱》、北宋米芾的《书史》、南宋姜夔的《续书谱》等。由于对书法艺术和书法作品的追求，在刻石与雕版印刷技术的影响下，珍稀难得的法书真迹自北宋起被制成碑帖，以复印本形式普及流传。《洞天清录集》中的“古画辨”、“古翰墨真迹辨”、“古今纸花印色辨”和“古今石刻辨”，为曹昭直接参考或引用，构成《格古要论》中“古画论”、“古墨迹论”和“古碑法帖论”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古画论”。该论大体包括两类内容：一，论述了古画鉴藏中的评判标准、鉴定依据、注意事项等要点，首次记录了元代艺术大师赵孟频关于“书画一法”和“士夫画”的议论，为研究古代绘画史留下无比珍贵的史料；二，在历代画家中“略取数人家法”，列出自唐代王维至元初高士安的简单名录，已经显示出将过去的画坛大家按宗派系谱方式排列、归类成脉的画史意识。前入评价《格古要论》，以为书画部分多所承袭，较少新意，甚至因此而全盘否定该书的价值，这是有失公允的。

《格古要论》中、下两卷所收各类器物，皆为元末明初江南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文房清玩，反映着“博古好雅”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

古琴论。琴曾是文人怡情养性、抒怀达志的重要媒介，唐宋时期王侯显宦对琴乐的好尚，促进了制琴工艺的发展。《洞天清录集》中有“古琴辨”，涉及古琴鉴别、制琴工艺、收藏弹奏等方方面面，论述极为详细。随着士大夫阶层素养结构的改变，琴的实用功能趋于淡化，越来越成为身份的象征与书房的装点，所以《格古要论》“古琴论”仅仅摘录与鉴藏相关的断纹、材质、样式等方面的内容，排列在器物类文房清玩之首。

古砚论。砚为文房必备，性质坚固，能长久保存。大约在西汉中期，砚已从单纯的书写工具中分离出来，发展成文人案头具有艺术内涵的“清玩”，成为鉴赏收藏的对象，出现《砚史》、《砚谱》等著作，《洞天清录集》中也有“古砚辨”。由于五代与两宋的持续开采，优质砚石资源至元代已经趋于枯竭，所以《格古要论》“古砚论”大体承袭前人成说。

珍奇论。此论包括玉器、玛瑙、珍珠、犀角、象牙等珍奇异宝，共有近四十个品种，全都具有材质稀有、外观华美的属性，“奢侈昂贵”几乎是其与生俱来的标签。这些珍奇很多来自遥远的异域，自古以来几乎为特权阶层所专享，后来随着经济发展、等级制度的相对淡化而逐步流入民间。从鉴藏角度而言，其中部分品种并非曹昭首次提及，但对诸多珍宝系统地品评优劣、鉴别真伪，则以《格古要论》为最早，而且后世也罕见如此系统的论述。

金铁论。金银属于储量有限的贵金属，以之制成的器物，很早就成为人们珍藏的对象，但是把金银器明确作为鉴藏门类，从理论上加以归纳概括，在此前的同类著作中尚未出现。《格古要论》重视金银器，可能与元代统治者近乎痴迷地喜爱金银器物、极大地促进相关工艺的发展密不可分。镔铁和定铁制成的刀具锋利无比，在元代也颇受重视，因为冶炼工艺复杂，这两种材料极为难得，也属高档藏品。曹昭的叙述，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古窑器论。陶瓷的历史极为漫长，但长期以来只是作为生活实用器具，宋元时期的著作均末将瓷器列入鉴藏范畴，偶然有论述，大多语焉不详，不成体系。曹昭的“古窑器论”是最早的关于陶瓷器的专论，对五代以来的柴窑等十余种窑器论述特征，品评优劣，介绍真伪鉴定方面的知识，不仅为当时的陶瓷鉴藏家提供了参考，而且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有些论断为中国陶瓷史上首次记载，后世多沿袭至今。

古漆器论。漆器较早就作为生活实用器具使用，曹昭首次将其列入鉴藏范畴，并对主要品种加以系统梳理，而且留下关于元明之际著名漆工张成、杨茂、彭君宝等人的记载。晚明人黄成的《髹饰录》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漆艺专著，其中的许多认识直接源自本书。

锦绮论。本论记述一些特殊纹样的古锦、刻丝工艺以及西域、南方等地传入的织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元时期纺织业的发展状况与中外交流情况。

异木论。唐宋时期，家具形制发生重大改变，明代家具更是发展至繁荣和巅峰状态。许多珍奇木材应用于建筑、家具和小型器物加工领域，受到人们的大力追捧。在这种背景下，曹昭首次将木、紫檀木等十几种珍稀木材纳入鉴藏范畴，进行系统梳理，加以品评，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异石论。中国藏石、赏石之风源远流长，唐宋时期园林艺术的兴起，带动了赏石文化的蓬勃发展，至宋代达于鼎盛，出现多部论石专著，如杜绾《云林石谱》、常懋《宣和石谱》等。曹昭记录了灵璧石等近二十种名石，虽不及《云林石谱》等专著种类丰富，却也增添了几种前人未曾涉及的种类，反映了元末明初鉴藏奇石的社会风貌。

作为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体系相对完备、门类十分丰富的古物鉴藏专著，《格古要论》自问世迄今已有六百余年，却始终未以单行本形式刊行，也没有点校本出版。在考古学、文物学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的今天，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和总结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时，便不能不承认《格古要论》的学术价值及其重要地位。我们现在整理出版这个注释点评本，一方面是希望世人了解《格古要论》一书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也希望这部书能为当代文物收藏活动提供一些借鉴。

本书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以明代周履靖《夷门广牍》本为参校本。全书文字一依《四库全书》本，个别条目据其相关性进行微调，以便于点评。对于书中个别刊刻错误，直接改正，未出校记；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异文，在注释中略作说明。

“注释”主要解决难以理解的字词与文化常识性内容，偶尔对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串讲，力求简明扼要。“译文”以直译为主，但是为使语句通顺流畅，个别地方采取了意译的处理方式。《格古要论》的编纂宗旨在于描述古物特征，品评优劣，鉴别真伪，它所反映的是元末明初的古物鉴藏状况，与今天隔了六百多年的岁月。从生活时代而言，曹昭所“格”之“古”对今人无疑更加古老，我们渴望为书中那些琳琅满目的文物勾勒出更为清晰的历史背景；从文物鉴定方法而言，我们拥有曹昭从未梦想过的技术手段，可以从科学角度对其经验性的判断作出解释，对其受时代限制作出的错误判断进行纠正。因此，我们在“点评”部分用力尤多，力求根据文物特点，在有限的篇幅内为读者提供历史、艺术、科普等方面的知识，说明该文物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并对古人的一些错误认识作出解释与说明，从而使这部著作能够真正跨越时空，走进今天的文物鉴藏领域，走进当代入的视野。

曹昭幼承家学，毕生钻研，直至老年仍不敢懈怠，唯恐学问不精，诚恳坦言自己的著作“其间或有谬误，尚冀多识君子幸而正之”，何况笔者识见浅陋，注释、点评中难免存在纰漏讹误，尚希方家斧正。

杨春俏

2011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