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南海议题”掀起巨澜？为什么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相继陷入混乱？为什么伊朗核危机骤起，美国会不会轻启战端？为什么美欧“表兄弟”渐行渐远？地缘冲突不断，币缘政治凸显，世界怎样转型？

《赶超与遏制：中美博弈的历史逻辑》是《超限战》作者王湘穗十年战略思考录，剖析全球热点、指点世界大势。美国重返亚洲，隐藏什么战略困局？中国未来20年，如何进行战略布局？整合东亚，经略中亚，倚陆向海！

王湘穗编著的《赶超与遏制：中美博弈的历史逻辑》从国际局势、战略、军事、经济四个角度，审视全球格局，寻找中国所处的战略位置，思考中国未来20年的全球大战略如何布局。《赶超与遏制：中美博弈的历史逻辑》分析美国战略发展和运行轨迹，研究大西洋轴心濒临瓦解、太平洋世纪正在成形的全球变局，揭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双重背景——为与扩张的欧元区竞争，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亚太框架，以确保亚太“美元湖”的安全。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为了缔造21世纪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

亚太是亚太人民的亚太，“共创共享”是中国的亚太战略。中美战略博弈的本质区别在于，是独占利益，还是分享成果。中国的亚洲战略固然要考虑到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保持战略自主性——持重内敛，顺应世界大势；共享发展，可得亚太民心。

自序 赶超与遏制的历史逻辑

局势篇·导读

　第一章 纵论天下局势

一、开战：中国须防池鱼之灾

二、伊拉克战争：呈现战争新趋势的一个样本

三、普京的俄罗斯：重拾大国自信

四、兵无常势：俄格6日战争评点

五、天安舰事件与黄海军演

六、打击利比亚，地中海不太平

七、利比亚会变成“大号索马里”吗？

　第二章 中东大乱局

一、阿拉伯世界为何动荡

二、危机深化与全球转型（上）

三、危机深化与全球转型（中）

四、危机深化与全球转型（下）

　第三章 世界大变局

一、日渐凸显的币缘政治

二、G20：世界格局多极化的雏形

三、全球战略环境：变、乱、难、险

四、可控的动荡

五、西方社会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善意忽略”

六、认清三大矛盾，应对全球变局

战略篇·导读

　第四章 美国大战略

一、美国新世纪的战略困局

二、美国的“亚洲焦虑症”

三：美国为什么要炒作人民币汇率？

四、隔岸平衡：美国新的地缘大战略

五、美国大战略：经营亚洲，遏制欧洲

六、非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第五章 欧洲大战略

一、欧盟防务独立路漫漫

二、新欧洲正在发生变化

三：达沃斯的焦虑：权力将如何转移

四、大西洋同盟的瓦解与欧元区的欧洲

　第六章 中国大战略

一、做好亚洲的领导者：整合东亚

二、做好亚洲的领导者：经略中亚

三、倚陆向海，博弈“世界岛”

四、面向南海，调整经济的沿海化布局

五、发展大都市圈与我国军事安全

六、以战略智慧管理好中国的资本

七、以战略思维指导战略产业的发展

八、积极发展我国的航空应急救援能力

九、亚太的未来：共创与分享

军事篇·导读

　第七章 军事革命与武器平台

一、超越平台——必须更新的武器观念

二、竞逐空天，群雄争霸狼烟起

三、超越航母

四、航母的未来

五、航母不可成国家图腾

　第八章 新军事论

一、17大后中国军事改革前景分析

二、从灾场看战场，探讨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

三、中国军队军种战略之我见

四、秀才论兵，总不靠谱——议社科院中国军力排名

五、倾斜的地平线——未来美军空天科技发展趋势分析

经济篇·导读

　第九章 货币革命

一、2003年的征兆谁人知？

二、谁是油价暴涨的大赢家？

三、美国石油战略阴谋大揭秘

四、美元下跌背后的阴谋及黄金

五、弱势美元引发全球社会危机

六、旷世大危机向何处去？

七、2009，世界各国众生相

八、病因未除添新疾，谁主导货币革命？

九、美、欧、日各有心机

十、中国策进退有据，兼谈国进民退

四、可控的动荡

分析军事安全形势，最终的结论无非是回答：会不会爆发战争？西方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说过，“战争是万物之父”。对人类来说，战争就像严酷的父亲，至今伴随我们的左右。历史上究竟发生过多少场战争？战争史专家各有各的标准，也就各有各的数据。鲁瓦德根据“有组织、大规模和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并牵涉到一个主权国家”的战争标准，算出从1400一1984年总共发生过1000次战争；列维按照“有大国参加”的标准，计算出从1495年至1975年共发生过119次战争，平均每4年就有1次大国间的战争。而根据美国密西根大学“战争相关因素”的项目研究，在排除掉大多数小型殖民战争、人口在50万以下小国及每年阵亡人数在1000人以下的战争后，自1816年以来，世界共发生2lO次国家问战争和151次内战，即平均每年至少发生一场战争。可见，这个世界过去、现在很可能也包括未来都不太平。

1.“隔岸平衡者”定下的基调

对如何判断世界大势，邓小平做过出色的示范。他在提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时候，言简意赅地指出只有美苏两个大国可以打得起，而他们两家都不想打。如今，军事上只有美国一家独大了。美国的战略动向就成了判断当今世界大势的基本依据。

目前，美国有10万大军身陷阿富汗战争中。这场从2001年至今的战争已经破了越南战争的纪录，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只要翻翻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一书，就知道美国人跑到万里之外的阿富汗打仗是出于大战略。阿富汗地处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区，是保证“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的关键。尽管如此，要在欧亚大陆腹地保持持久的军事存在，正在成为一项越来越难以承受的安全负担。对于从帝国曲线顶峰下滑的美国来说，找到一种能够适应实力下降现状，又能维护其全球首要国家地位的战略，是美国决策者的当务之急。

在美国的地缘战略工具箱里，大致有四种工具可供选择。小布什的“主导性支配”战略已经失利，而克林顿时期的“选择性干预”战略，也超过了今天美国所能承受的负担，若要一步退到“孤立主义”放弃海外利益，这也是美国难以接受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选择“隔岸平衡战略”就顺理成章了。所谓“隔岸平衡”，曾经是地处欧陆边缘的英国的惯常手段，也就是挑动和利用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矛盾，使英国能够扮演讨巧的力量平衡者。据美国战略家的概括，“隔岸平衡”的基本策略就是“坐山观虎斗”，任由其他大国在彼此间的安全对抗中相互削弱，这样最符合地处欧亚大陆边缘的岛国的利益。

今年以来奥巴马政府的动向显示，美国已经选择了“隔岸平衡战略”。面对与以往不同的局势，美国在推行这个战略时也采取了新的手法：一是保持争端，二是两头下注。扩大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举行美韩、美日和14国联合军演、高调表示关注西沙、南沙“争端”、支持中亚五国进入欧安会组织，这些都属于制造或维持争端。有争端，亚太国家就难抱团，也才需要大洋彼岸的海权国家扮演最终的仲裁人。而“两头下注”是为对冲风险，这表现在既与中国同舟共济，也要当印度战略伙伴；既申明钓鱼岛为美日联防区，又逼迫日本尽快放中方船长；既参加六方会谈，也要强化日韩军事同盟；既要与俄罗斯重启战略合作，又要在波兰设反导基地和支持格鲁吉亚的反俄势力。对美国来说，防止出现排斥美国的控制欧亚大陆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是其最重要的地缘战略目标。对实力相对下降的美国来说，理想的局面就是欧亚大陆国家、边缘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普遍对抗和捉对厮杀。保持争端，而又不至于激化到不可收拾，美国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同样适用。所以，如果让世界局势保持可控的紧张最符合美国利益，世人对局势还能有什么其他的期待？

2.大炮与大米的博弈

国内政策存在大炮与黄油之争，在国际关系上亦有武力威胁与合作发展的不同选择。在东北亚地区，就表现为大炮与大米的博弈。自李明博政府摈弃了金大中设计的“阳光政策”，朝鲜民族和解进程开始逆转，大炮逐渐取代了大米的位置。

2010年来先是“天安舰事件”，再是延坪岛炮战，然后是剑拔弩张的黄海军演，直到韩国修改交战规则，弦是越来越紧。延坪岛炮战后，韩国军队紧急部署世界最先进的大炮，以加强已经由亚洲最先进大炮构建的阵地。而朝鲜领导人则频频考察经济，提出要通过几年努力，让人民吃米饭、喝肉汤、住瓦房、穿绸缎。双方好像在反弹琵琶：韩国开始学习“先军政策”，努力抓军备、抓大炮；而朝鲜则注重民生，抓经济、抓大米。应该说，双方这么做都出于国内政治的压力。韩国表示强硬，是为了平息民怨，使政府有采取克制政策的空间；朝鲜强调经济，也是表明战争不是首要任务，关键要改善人民生活。可以肯定，韩国与朝鲜都不想打仗。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对交战规则的修订，给军官特别是下级军官赋予太大的权力，如同给小孩手里放火柴。“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将军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克雷孟梭的这句话，难道韩国政治家忘了？

作为朝鲜停战协议的重要参与国，美国和中国是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最后安全阀。在如今的世界和区域事务中，小国的地位正在上升，小国领袖亦可表现出令人目眩的政治手腕，小国也在试图撬动世界。然而，大国仍是世界事务的最终拍板人。作为雅尔塔体系遗产的大国一致原则，至今还是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最重要基石。当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几条巨大的鲸鱼都不希望西太平地区局势失控的时候，小鱼虾恐翻不起大波浪。

实际上，有关六方都需要安全，也需要发展。所以我们应该放弃“大炮”，而选择“大米”。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是大势所趋，不论大国、小国都不应逆势而为。只是应该加上以往被忽略或有意搁置的安全议题。可以预见，东北亚地区的整合将会左一下、右一下地前进，在多种力量的多重制约下走一条合力路线。

3.险象环生的转型期

有位学者在分析国际形势的时候，指出目前全球正处于“蜕变期”——像蛹一样的世界正在生出翅膀！如果这个生出翅膀的蛹变成美丽的蝴蝶，世界就是和平的；可谁又能够保证蜕变之蛹不会变成蜇人的大黄蜂呢？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的报告，国际体系正处于“变化多于传承”的大转型之中，向新体系的转型过程将“险象环生”。

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也往往正伫立于战争的悬崖边缘。今年的G20会议与1933年伦敦会议有几分相似——世界各国开始各说各话和相互攻击。抵御金融危机的全球共同努力，逐渐被以邻为壑的冰水所浸没。发达国家之间、新型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正在孕育或已爆发。原有的联盟被打破，新的联盟尚未成型，“遏制对象”要“同舟共济”，而“战略伙伴”又成为“战略对手”，国家关系一年一变或一年数变，世界进入号角不定的乱局。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搅乱世界的主体不仅有大大小小的国家，也包括像“维基泄密”这样利用现代技术放大了自身能力的非政府组织。

我们所要明确的是，对未来世界的走势，中国不再是一旁的看客，而是重要的参与者。中国对世界的作用力，已经会引起全球范围和主要国家的反作用力。就像今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中国参与的东盟10+3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货币合作进程的反制：保持环太平洋地区“美元湖”的完整性是美国的禁脔，不容他人染指。

目前全球正处于旧的秩序被破坏、新秩序尚未诞生的危机时代，转型期中的无序世界具有最大的不确定性。对2011年的军事安全形势，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悲观的一句是：世界仍不太平；

乐观的一句是：大仗打不起来。

P65-68

赶超与遏制的历史逻辑

如何给中美关系进行定位，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在“利益攸关方”、“中美国”、“G2”等命名竞赛背后，表现出这两个大国的复杂关系及不断变化导致的困惑。其实不必对这个问题过于劳神，因为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著名地缘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提出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中美是相互依存的全球棋手。这种混杂着“对手”与“伙伴”的博弈关系，似乎能够更精准地概括中美关系的本质。对中国来说，先进的美国曾经是个学习和追赶的目标；对于美国，尽管任何追赶者都是威胁，却因为近代以来中国远远地落在国家现代化发展之轴的后面，因而可以在前几十年间保持领先者优雅的宽容。而如今，情况却在发生变化。快速发展的中国尽管多次声明，不想改变现有的世界秩序，但美国还能对日益接近的这个追赶者保持宽容吗？显然，基于世界变迁的历史逻辑，中国的赶超和美国的遏制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基调。

只要回顾历史便不难发现，一个在世界体系中因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国家联盟，被后发国家所超越的事件并不鲜见。就像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写，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应该说，新兴国家超越传统强国是一种多次出现过的历史现象，尽管这种“超越”和“转移”是需要经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才得一见的场景。

在500年来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主导第一个周期的力量是热亚那一伊比利亚同盟，即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与葡萄牙、西班牙之间非正式却有利双方的政治经济交换架构。当时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均势和新兴国家的外向扩张的特征，使热亚那人能够跟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空间扩张，构建起涵盖欧洲、地中海以及印度、中国直至全球的贸易和金融网络，其中最关键的是开创了基于白银的全球性交换体系：而热亚那人的交换行动，又使“菲力二世得以长期推行其世界权力政策”。这种松散的城市联邦和传统帝国的联盟，开启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并由此产生了占有大量财富的城邦，成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载体。据统计，在15世纪初年，只有10万人口的威尼斯每年的财政收入超过150万金达卡，与当时拥有5000多万人口、“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的明朝相当。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城邦时代”，其曾经辉煌，却因幅员太小而难以持久。

荷兰周期是资本主义从城邦时代走向领土国家和民族经济的分水岭，是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579年，荷兰的7个北方省份独立，开始反抗西班牙帝国的统治，创造出一个保障商人和企业家财产、实现宗教宽容和非宗教人文教育的现代国家雏形。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为欧洲的均势提供了制度上的稳定性。这为“天生是商人，无法变成士兵”的荷兰人创造了发展的外部环境。荷兰拥有当时最发达的航运业，荷兰商船运载量相当于法国、德国和英国船只运载量的总和。荷兰拥有高度专业化的农业，并于17世纪创造了配备了纤道的运河网络，靠马牵引的运河驳船可以不分昼夜地以每小时7公里的速度前进，“一匹马牵引一条船的货物超过50辆马车的货物”，成为廉价和稠密的运输网络，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大量的资本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固定在了荷兰王国的“空间”里，使荷兰人可以不去选择传统帝国领土扩张道路，而是积极发展海运，通过银本位制控制货币资本和国际信贷体系的发展战略。到1695年，荷兰的人均财政收入相当于法国和英国水平的2.5倍。其依赖于海上运输、海外贸易、专业化分工、技术创新和银行金融制度对后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权国家时代的真正代表是英国。英国曾经将荷兰当做自己的楷模，英国经济制度的创新实际上是对荷兰银行、金融、财政和农业制度的学习与改进，主要的创新就是通过国家政策强化对制造业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高强度投入。英国的海上霸权也起源于对荷兰的模仿——英荷之间发生过6次战争，英国商船队的迅速扩大就来自对荷兰商船的捕获。在既是师生又是对手的复杂关系中，英国人学会了对荷兰的超越。在1700年，荷兰航运量占世界航运能力的1／4；而到1820年，英国的份额超过了40％，而荷兰却只剩下2％。比航运能力更深刻的改变英镑的是金本位，在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把金本位制推向欧洲和全球。此后英国出口平均年增长达到3.9％，人均收入从1820年到1913年间的增长超过了1700年到1820年间的3倍，英国成为世界最富有也是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脱胎于英国在北美洲的13个殖民地，自独立后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根据麦迪森的数据，在1870年时英国的GDP为1001.79亿，美国的GDP已经达到983.74亿，尽管美国在1870年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人均GDP只相当于英国人均GDP的75.3％，而其后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美国在1870—1913年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9％，同期的英国则为1.9％。从那个时期起美国经济总量开始了赶超英国的过程。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至此，美国经济不论总量还是人均都超越了英国。同时，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也渐渐告别了“孤立主义”传统，开始介入欧洲事务包括派兵参加战争。然而，直到30多年之后二战结束时，美国才真正成为世界权力的新中心。成为世界权力中心的标志是，美国建立了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金汇兑制，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组织和联合国等全球机构。

如果认真研究一下这几次超越的过程，人们会发现大国的兴衰并非仅仅是经济发展数字的变化，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和规律。譬如，一个国家要实现超越，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不仅拥有能够推进赶超的多种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地理、宗教、人口、经济、政治、技术、文化、教育，以及军事和外交等要素的组合上，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加适应外部环境和满足内在需求的结构。再如，追赶者通常都是领先者最好的学生，他们不仅继承了老师的先进制度和技术创新，还对这些制度和技术做出了重大改进。就像荷兰人学习了威尼斯人的商业技巧和与亚洲进行贸易的方式，英国人学习荷兰人的银行制度、信用体系和造船技术，美国人则用标准化改进了英国式的工业化，用企业研究机构保障了制度化的技术创新，取得了超过老师的效果。  ’

然而，最关键之处是，在历史上实现了超越的国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足以吸引以往资本中心所积累的财富，实现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资本的“空间固化”。乔万尼·阿里吉在其名著《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指出，在权力转换的历史中存在着“由小至大”的重要规律，即由于必须满足资本过剩导致空间扩张的内在需求，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主导国家变迁中，存在着一个从小国转向大国的规律。历史的变迁印证了这一点。15世纪前后，大量资本首先在热亚那城邦——小规模的“空间容器”中不断积累，城邦国家的手中掌握了全球体系主导权；到17世纪，权力转移到领土管辖范围更大、贸易和积累网络更广泛的荷兰；在侣、19世纪，英国取代了荷兰，开始构建真正覆盖全球的生产、贸易和货币体系；到20世纪，跨越两洋的洲际大国美国超越了英国，建立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会再有领土国家，能够仅靠空间扩张就能提供比美国更具竞争力、更能满足全球资本进一步扩张需求的模式。加之随着战争工业化的进程，海外扩张领土的成本开始超过了它的收益。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间“由小至大”的超越模式走到了尽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间超越过程的终结。

1996年，中国经济学家王建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中国经济规模将在2030年超越美国。这个判断除在当时会场上引起一阵笑声外，并未引起与会者认真的关注。2003年，英国人安格斯·麦迪森在其《世界经济千年史》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可以保持它在1991—2001年期间的速度，那么在201 5年中国就可以在GDP总量上“重新获得它昔日曾经拥有的头号世界经济地位”。

尽管麦迪森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在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比较研究方面享有极高声望，并且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的考证和分析专家，他的上述看法仍然没有受到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也曾做出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这些看法也没有被认真看待。201 1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公布的报告中预测，中国在未来十年将以每年9.5％的速度增长，而美国则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长。根据购买力平价（PPP）指标，2016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将增加到19万亿美元，中国在全球经济产出中的份额将升至18％；而美国2016年经济的规模将增加到18.8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在全世界产出的比重下降至17.7％。IMF估计，按照目前中国的货币汇率，到201 6年，美国经济在名义上仍比中国大2／3。然而考虑到相对价格因素，中国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实际产出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此前不久，中国社科院亦发表蓝皮书，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但这个看法并未引起高度关注。可能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独特地位，IMF关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的判断，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强烈的震荡。

导致这一变化发生的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是，中国这样人口密度高和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大国，提供了空前规模和深度的市场和需求。概略计算，中国的城市化是10亿人规模的城市化，这一过程可以容纳完成欧、美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样量级的资本和资源，可以为资本主义中心地区过度积累的过剩资本提供有利可图的新出路，中国以国内大规模建设的资本“空间固定”方式来充当世界经济的新引擎：其次，中国拥有最多廉价、高素质的劳动力，这是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竞争优势；第三，新技术的出现。高速铁路、信息网络、高压电网、能源管道等新型交通、信息和能源运输工具的出现，突破了基于传统技术的空间概念，这些技术改变了距离、密度等经济地理的要素，创造出数倍甚至数十倍于以往城市规模的“高铁城市群”，极大地扩充了“一小时交通圈”和“一日生活圈”空间范围，重新塑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地理，为全球力量的主导权从人口密度低的富国，向人口密度高的穷国转移奠定了技术基础。

与以往发生在西方、以空间扩张为特征的经济中心转移不同，中国式的超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也和中国内部与周边的经济地理的重塑有关，它具有内生、内在的特征，亦更符合亚当·斯密“自然”市场经济的理念。中国赶超美国的努力，与以往世界权力转移有很大区别，最为显著的差异在于它突破了从地域相对狭小的国家向疆域辽阔的大国转移主导权的传统模式，把“由小至大”的领土扩张逻辑改变为“从疏到密、从富到穷”的新趋势，即全球力量的主导权正在从人口密度低的富国，向人口密度高的穷国转移。从多个角度衡量，这都是一个重大变化。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赶超美国的进程，不是历史上线性赶超的重演，而是为面临多种危机的世界提供一种非西方式却是成功的发展道路。在政治上，这种模式与以往所谓“权力的转移”的方式不同，它不追求对传统主导国家的替代或覆盖，而更倾向于“权力的分享”。尽管为资本主义的边缘国家提供一种突围的路径，但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它也将是“引而不发跃如也”式的示范，为世人提供一种选择。这其中的蕴涵远比其经济意义要更加丰富。毕竟，面对多样性挑战的世界，若只有一种不断在危机和复苏周期中徘徊的资本主义模式，显然存在着因单一而导致的脆弱，而多种方式、多种路径和多元结构才是更合理的选择。可以预计，在荷兰世纪、英国世纪、美国世纪之后，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中国会用自己的名字为新时代冠名。因为那是一个融合了多种文明，容纳着多个大国和小国、具有多个发展中心的世界，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

然而，合理的路径并不总是必然的路径。超越原有大国和遏制新兴国家的超越，是传统世界性大国的历史宿命。作为如今的老大帝国，美国与历史上所有的“老大帝国”一样，总是要极力遏制接近其王座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其《全球趋势2025——转型的世界》的报告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以财富和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为标志的转型，颇具历史性意义。到2025年，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将面目全非。新的国际体系将是多极世界，由众多国家群和非国家行为体组成，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向老牌列强和崛起大国难分高下的等级结构转变，以及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扩散。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变化多于传承的时期，更可能引发变异冲击和冲突。

从全球经济体系的视角观察，中国目前是美国物质产品和净储蓄的主要提供国；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市场，并为中国提供通道安全在内的公共产品。2008年的全球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基本面恶化，美元体系渐趋衰落，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陷入混乱。中国的合作意愿和实际支持是美国维持目前地位的重要支撑，也是摆脱危机的希望所在。同样，中国也需要美国的市场，需要借助美元体系，去购买海外资源、进入海外市场，维持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这意味着中美两国目前存在着广泛的战略合作。然而，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具有“以邻为壑”的天性，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必然要挤压中国的利益空间，它要你尊重它的安全关切，却要干涉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它搞量化宽松，却要攻击你的货币政策；它可以操控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却要说你违反市场原则；它要你抹平贸易逆差，却实行技术封锁；你推进10+3，它另搞TPP。由此而引发了中美之间的重重矛盾和广泛竞争。中美作为“全球棋盘”坐在两边的弈者，无疑会尽力在局面上力据上风，以获得更多利益和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在全球体系对国家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时代，这两个核大国亦有保护“全球棋盘”不被踢翻、并使棋局能够持续走下去的责任和需求。

问题的微妙之处在于，尽管能够成为全球棋局对弈者的国家并不多，全球棋局却并非只有两个棋手国家。美国不仅要应付来自中国的追赶，还要面对昔日盟友对其权力核心的货币霸权的挑战。在全球大棋盘上，始终进行着多个角色、多重利益的复杂博弈。这使得现实与历史的都只能是非线性的演变。

长期以来，全球权力的重心在大西洋两岸，美国全球战略是以控制大西洋地区为基础向全球扩张。欧洲一直是美国的战略重心。随着欧盟的建立，特别是欧元的流通和欧元区的出现，全球货币体系发生了重大改变，欧元成为与美元并列的货币权力中心。在高度金融化的世界上，金融利益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国家利益的核心。争夺货币霸权是国际政治的焦点。具有欧元体系的欧洲充当了美元全球体系的首要挑战者，并开始把一直握有大西洋权力杠杆的美国渐渐挤出了欧陆。

在经历了近年来多次战略微调之后，美国开始了战略重心的重大调整。奥巴马总统宣布他是“美国第一个太平洋总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近发表了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提出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从全球扩张变为倚重亚太，从以大西洋为重心到以太平洋为重心，这显然基于美国国力下降和全球经济地理发生剧变的判断。因此，实质上这是战略收缩而不是战略扩张，我们不必为其汹汹来势所迷惑。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从太平洋地区获取延续美国霸权的支持，确保太平洋地区继续成为“美元湖”，成为它与欧元区竞争的根据地。正因此，在“重返亚洲”高调背后，隐藏“稳定亚洲、搞乱欧洲”的战略基调。无疑，美国为争取获得亚太事务和整个太平洋区域的主导权，会加强对亚洲事务的干预，但美国并不希望与中国全面对抗，因为那样会引发亚太地区的动荡而影响残存的原有世界秩序。在与欧元区博弈的过程中，美国还希望借重中国。看到这一点，有助于认识中国在美欧博弈中的位置与分量，以及其中蕴涵的机遇。

世事如棋。尤其是像下围棋。黑白布局，各竞其技，尖、长、冲、飞，顶、挡、扳、压，输赢并无定数。先手遏制固有先机之利，后手追赶亦有后发优势。有人曾经说过，美国人的朋友是其打不赢的对手。对中国来说，它的对头不是美国，而是美帝国。如今60年中美弈局已人中盘，在你来我往的过招中，资本家的美国搁置了赢者通吃的奢望，初入“世”的中国亦丢掉了无竞争成长的幻想，双方渐入国际政治博弈的佳境——学会在更高目标约束下的互有退让。

本书所汇集的文章，是我近些年对中美博弈和世界格局变化的观察与思考，有些在《中国国防报》等报刊上发表过，有些则是在参加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第一财经》中国战略思想库等研讨会上的发言，其中亦受到与会学者的启发与教益。在此一并感谢。此书得以出版，完全得益于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的陈智富先生的努力，我对他的付出深感谢意。

2011年10月20日于

北京海淀清林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