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施塔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诗的天地里，他是一个天才；在生活中和社会上，他是一个低能儿。他完全不懂得虚假，不懂得伪装，不懂得保护自己，而且不会吃一堑长一智。因此，他最终闯下了比撕掉勃留姆金逮捕证更大的祸——写诗讽刺斯大林。这是真正的杀身之祸。
曼德尔施塔姆在朗诵了讽刺斯大林的诗后差不多半年左右，因人告密而遭逮捕。逮捕令是操有人们生死大权的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签发的。这一案件震惊了苏联文学界，一时恐怖笼罩苏联文坛，作家们感到人人自危。但很快，俄罗斯文学和作家为民请命的光荣传统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不少作家开始为曼德尔施塔姆鸣不平，并为营救他而呼吁和奔走。这其中，曼德尔施塔姆的好友、阿克梅派最重要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未来派最重要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对他的营救最为积极。两位营救者自身也是难容于苏维埃政权的，他俩是冒着与所谓反革命分子沆瀣一气的风险和处于可能遭逮捕的境况来开展营救的。
阿赫玛托娃想方设法通过文艺界朋友的引见，认识了中央执委书记叶努基泽的秘书，又通过这位秘书拜访了叶努基泽。叶努基泽是斯大林周围的权势人物，阿赫玛托娃请叶努基泽在斯大林面前为曼德尔施塔姆说情。
帕斯捷尔纳克与曼德尔施塔姆的关系，不如曼德尔施塔姆与阿赫玛托娃那么密切。帕斯捷尔纳克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和散文十分推崇，曼德尔施塔姆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也十分喜爱，而且专门写有评价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文章。两人几乎同时结婚，两人的妻子都是画家，两家均较穷困，爱好也很接近。帕斯捷尔纳克不怕危险，登门安慰曼德尔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并问她可以为她办什么事。娜杰日达非常感谢帕斯捷尔纳克不顾个人安危来看望她。她不想给帕捷尔纳克添麻烦，但曼德尔施塔姆的被捕又使她痛苦不已，她犹豫再三后，试着建议帕斯捷尔纳克去找一下苏联中央执委前委员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前委员、现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和《消息报》总编辑布哈林。布哈林与文学界人士有良好的关系，工作作风平易近人，没有领导人的架子。曼德尔施塔姆曾为营救弟弟的事找过布哈林，布哈林当即打电话给捷尔任斯基，请他接见曼德尔施塔姆听其陈述有关弟弟的情况。这一次，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娜杰日达也找过布哈林。帕斯捷尔纳克也决定去找布哈林再试试。布哈林十分欣赏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也熟悉帕斯捷尔纳克，并且与之还有交往。布哈林确实爱惜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才，在三个月后召开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当着全体作家和文化官员的面，高度评价帕斯捷尔纳克是“我们当代的诗歌巨匠”。这是后话。帕斯捷尔纳克首先出于爱才，其次才出于友谊，毫不犹豫地去见了布哈林。他说：“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位大诗人，不能因一首愚蠢的诗就把他送进监狱。”布哈林也许不一定知道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他承诺一定要解救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留给布哈林一纸表明自己看法的材料。布哈林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材料上写下了请求减轻对曼德尔施塔姆的惩罚和帕斯捷尔纳克为曼德尔施塔姆被捕一事感到极为不安等句子，然后报给斯大林。 这个书面材料真的起了作用。1934年6月末的一天，帕斯捷尔纳克所在的公共住宅的走廊里的电话响了，女邻居接过电话，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是克里姆林官打来的。他开始以为是什么人在开玩笑，就把电话挂了。但电话又立即打了过来，他这才意识到是直接在与最高领导人通话。他马上欣喜地告诉斯大林：他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希望能拜见领袖，与他谈论生与死的终极问题和俄国的未来。斯大林打断他的话，用带格鲁吉亚腔的俄语问候了他两句后，单刀直人地问他曼德尔施塔姆朗诵诗时他在不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含糊其辞，斯大林逼问他：
“曼德尔施塔姆是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位大师？”
“这不是关键，诗人理应得到相应的对待……”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
“您为什么不为曼德尔施塔姆的案件去找苏联作协或找我本人呢？”斯大林又突然问道，“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会不顾一切地去营救他……”
“作协从19"27年起就不管这类事了。”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如果我不帮助他，您大概还不一定知道这个案子。”
随后，斯大林说曼德尔施塔姆还在审理中，一切都会顺利进行。帕斯捷尔纳克说邻居们都从门里探出头来，不方便说话，能见一面就好了。斯大林没有回答他，就不客气地把电话挂了。
帕斯捷尔纳克不知道这种电话应不应该保密，就主动给斯大林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后者让帕斯捷尔纳克自己看着办。
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们觉得是领袖对作家的关心。当时，苏联作协正在筹备，以前对帕斯捷尔纳克不理睬的人态度一下变了，甚至帕斯捷尔纳克进作协餐厅吃饭，服务员也来为他脱大衣。如果他请某位生活困难的作家吃饭，作协负责人还表示愿意为他买单。P188-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