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成立于1921年7月，1949年10月至今为代表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在中国大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唯一执政党。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党史现场(1中央苏区时期)》(作者罗平汉)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故事。

《党史现场(1中央苏区时期)》(作者罗平汉)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故事。

《党史现场(1中央苏区时期)》包括“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定性的变化”；“中共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擅长运动歼敌的红军遇到新难题”；“命令主义使前线指挥员不能临机决断”；“福建事变的发生与中共临时中央的最初反应”……等事件。

朱毛之争与古田会议／001

一、争论的起因：军委该不该设／001

1．红四军军委“停止办公”／001

2．刘安恭的到来与军委的重设／005

3．下级作出限制上级权力的决定／008

二、临时军委的取消与中共红四军七大／021

1．白砂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021

2．“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026

3．中共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032

三、中央“九月来信”与古田会议的召开／044

1．陈毅的汇报与中央“九月来信”／044

2．毛泽东回到红四军／050

3．古田会议成为永恒的历史记忆／055

富田事变与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066

一、富田事变前赣西南的反AB团问题／066

1．赣西南中共组织对AB团的最初认识／066

2．反AB团活动一开始就出现扩大化／069

3．对AB团问题的估计越来越严重／072

二、前委、特委间的分歧与富田事变的发生／076

1．“二七”会议与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076

2．赣西南“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081

3．乱抓滥捕AB团诱发富田事变／086

三、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定性的变化／101

1．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最初定性／101

2．共产国际：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活动”／106

3．中央苏区新一轮的肃AB团高潮／113

四、周恩来为抑制肃反扩大化的努力／115

1．“过去我们对于AB团的认识太笼统了”／115

2．周恩来采取措施纠正“扩大化”／119

3．根据地肃反扩大化原因探析／122

宁都会议前后毛泽东与中共临时中央的关系／134

一、打不打中心城市之争／134

1．毛泽东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134

2．“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141

3．“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147

二、宁都会议毛泽东失去兵权／156

1．前后方关于军事行动的分歧／156

2．宁都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暂回后方／163

3．毛泽东为何在宁都会议上遭排挤／168

三、“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174

1．博古反感称毛泽东是“最好的领袖”／174

2．“项庄舞剑”式的反“罗明路线”／177

3．因查田运动纠偏毛泽东再受打击／179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190

一、蒋介石“围剿”战略与战术的转变／190

1．用政治与军事两手展开“围剿”／190

2．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以鼓士气／194

3．吸取以往教训采取步步为营之策／197

4．举办军官训练团提高作战指挥能力／201

二、军事战略与战术的严重错误／206

1．“两个拳头打人”未消灭敌人有生力量／206

2．擅长运动歼敌的红军遇到新难题／209

3．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212

4．命令主义使前线指挥员不能临机决断／217

三、对福建事变处理失当致使良机错失／223

1．福建事变的发生与中共临时中央的最初反应／223

2．采取“左”的政策坐视福建人民政府垮台／226

3．拒听正确建议丧失反“围剿”的有利时机／228

四、“左”倾政策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230

1．肃反扩大化和查田运动的“左”倾政策为丛驱雀／230

2．不顾实际的“扩红”致使兵源素质下降／234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反“围剿”的沉重包袱／238

7月中旬，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派来红四军的代表杜修经坚持省委决定，要求红四军去湘南活动，红四军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将军委改称为前委，因毛泽东在永新，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会后，前委指挥红四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团(原湘南起义部队)前往淮南郴州；毛泽东以党代表名义指挥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留在井冈山。7月下旬，前往郴州的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其中第二十九团几乎全部散失。8月23日，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在湖南桂东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八团会合。当晚，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并取消前委，另行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部队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

此前的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毛泽东及红四军前委，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并指出：“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由此可见，红四军前委不但是军中党的最高领导)c兀关，还负领导根据地的党组织之责。信中还提出，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各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至于前委同江西、湖南两个省委的关系，中共中央要求“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

朱、毛收到中共中央这封信时，已是11月2日。11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6月4日的来信，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重新成立红四军前委，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地方党部书记)、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五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11月14日至15日，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23人组成军委，由朱德任书记，陈毅改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当时，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书记都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军委隶属于前委。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县的柏露村召开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2月初，红四军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时，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鉴于部队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朱德的军委书记一职也暂时停止。也就是说，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流动游击的情况下，前委所能领导的实际上只有军队，这确与军委的职责重叠，故有取消军委的必要。对于这个情况，同年9月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党务工作时也说：“四军出发赣南，前委在事实上随军走，所以只能管军队，至多连(达)到某地作一点巡视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军队每日行动均须决定，因此觉得军委前委发生重复，遂将军委停止职权，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颇觉便利敏捷，同时前委权力超过特委军队行动脱离了地方主义的束缚。”

这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撤离井冈山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由于当时对红四军的情况不很了解，白中共六大组成的新中央回国后，半年内几次派人送信给朱毛，但始终未能联系上，中共中央对此“莫不胜焦念”。红四军撤出井冈山在赣南一带游击的消息，中共中央是从报纸上的报道中得知的。为此，中共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部队应分散活动，朱德和毛泽东应当离开红四军，以减少敌人的目标。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信给红四军。此信史上称之为中央“二月来信”。

“二月来信”的全称，是《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信中强调：“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因此，你们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宜在这一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前面重新下一责任的估定。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共中央要求红四军“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将武装力量分编散入各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这些分编的部队必须互有联络互相策应，且须尽可能地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

来信还要求朱、毛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并且说：“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