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与铁(精)》由尼尔·弗格森所著,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以颇有影响力的汉堡工商界为切入点,分析了为通货膨胀政策辩护的那些理由存在的漏洞,指出通货膨胀严重危害了德国经济,侵蚀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使魏玛共和国这个福利国家失信于民。此外,通货膨胀也没能使赔款减少。作者剖析了长期以来德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弊端。不仅揭示了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根源可以追溯到威廉德国时期,而且还为分析第三帝国的兴起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在本书德国经济灾难和政治之间关系的生动阐述中,相信你一定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理解德国通胀。
1923年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是历史上少数影响深远的经济事件之一,人们普遍认为它是导致希特勒发迹的根源。然而,近年来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政策不但刺激了经济增长,而且还帮助德国减少了赔款,因此对于1918年以后的德国是利大于弊。当时的德国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纸与铁(精)》由尼尔·弗格森所著,《纸与铁(精)》全新视角透视1923年德国恶性通胀,剖析德国经济灾难和政治间的因果链接,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文明》、《帝国》之后又一力作。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经济学家何帆、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著名作家北村、知名学者吴稼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联合推荐。
德意志帝国为何逐渐染上了通货膨胀的顽疾?其后果又是什么?是各经济利益集团导致了德国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刺激了德国的经济增长吗?当时的通货膨胀政策如何导致灾难性的影响?
1913年6月11日,一艘巨型邮轮在汉堡下水,它就是“皇帝”号。这艘5.2万吨级以上的舰船让汉堡一美洲公司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航运公司,随着“祖国”号和“俾斯麦”号相继诞生,汉堡的造船厂已经足以匹敌任何一家英国船厂。汉堡一美洲公司的公关部门形容“皇帝”号为“巨无霸”,“不仅庞大,而且还有强大的威慑力”,同时用原比例图展示了这艘头重脚轻的邮船沿汉堡市政厅、乌尔姆教堂和瓦尔特堡航行的情景。博隆福斯船厂也用类似的口吻宣传更庞大的“祖国”号,称它“在最大的船台上建造而成,其设备由最大的起重机来运送……而后将会通过世界上最大的浮动船坞下水”。
这种经济上的扩张倾向可以有各种解释。对当时的人来说,这些巨型邮轮无疑体现了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工程技术的飞跃。但就纯经济角度而论,其价值令人怀疑。它们几乎是专为奢华的越洋航程而建造的,耗资巨大,航运公司也没打算靠它们赢利,比如汉堡一美洲公司就计划用其货运业务的利润来为它们提供补贴。这些巨轮的社会意义更加显而易见。大理石的洗手台,电热供暖系统,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富裕的都市精英,而造船的却是一些半熟练工,汉堡贫民区的陋巷蜗居才是他们的栖身地,住在那里又挤又冷。“皇帝”号下水那年,汉堡码头的劳资冲突空前激烈,似乎证实了这艘巨轮的确是20世纪早期阶级不平等的标志。邮轮是为社会精英们打造的,但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内心的矛盾。邮轮的所有者阿尔伯特·巴林是个白手起家的犹太商人,畅销书作家戈尔希·福克轻蔑地称他为“农村小贩”;“皇帝”号的活动大厅里摆着威廉二世的半身像,而且这位霍亨索伦家族的德意志皇帝还和俾斯麦的孙女共同出席了“俾斯麦”号的下水仪式,可他同时也是反犹主义者;邮轮内部的装饰为仿古风格——仿罗马,仿都铎,一应俱全,好像生怕现代技术破坏了美感。
这些巨轮还有复杂的政治寓意。“皇帝”号、“祖国”号、“俾斯麦”号,乍一看不过是爱国热情的象征,但在巴林看来,威廉二世能亲自主持“俾斯麦”号的下水典礼,说明他已经跟长眠不醒的俾斯麦冰释前嫌。由威廉二世口中那些“失去了祖国的朋友”承担兴建“祖国”号的任务,更是令他振奋。另外,随着三艘巨轮的诞生,英国最引以为豪的造船业被德国赶超,经济实力也受到挑战。虽然德国一再声明“皇帝”号是“和平之船”,但在国际关系日趋紧张的时代,它还是成了英国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社论撰稿人关注的焦点。可见,“皇帝”号的下水不仅展示了德国强大的经济,高涨的士气,也折射出德国社会的“阴暗面”,而且其政治寓意模棱两可,令国内外社会困惑不解。就在5周前,“皇帝”号要挑战的对手——“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后沉没了。《汉堡日报》曾预言,帝国的狂妄自大必将让它自取灭亡,后来这话果然应验了。本章要讨论的就是这种狂妄自大,“皇帝”号、“祖国”号、“俾斯麦”号,经济上德意志的野心不断膨胀,通货膨胀已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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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金融博物馆开业之前,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西庆先生赠送我们一批珍贵的藏品,其中一套面值高达几亿马克的德国三十年代货币成为最受观众瞩目的文物。每当提到通货膨胀,全球经济学界都会以这套货币作为典型案例而展开,即便在出现了100万亿的津巴布韦元之后,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仍然是首当其冲的记忆。按传统的经济史论观之:
其一,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直接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破产,也就是间接帮助了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上台。
其二,德国恶性通货膨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起因之一。
其三,对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反思直接导致了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得势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
客居美国的英国著名金融史学者和畅销书作家尼尔。弗格森近年来风头正劲,不仅连续制造了一批商业畅销书,而且也成为风靡全球的纪实电视主持人和制片人。他习惯于超脱传统叙事的立场和思维方式来重新梳理现代金融史,摈弃了成王败寇的英雄史诗记录和学术总结,更以多角度多立场地旁观事件演化,再现历史复杂细节,給读者以穿越时空的自身体验,給读者自我演绎的空间。
弗格森以这样的立场和手法描述了两千年的货币崛起,解剖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分析了大英帝国,也大胆洞凿人类文明历史。在宏观历史大视野的同时,却不时顾影回眸,流连在史学家常常忽略的蛛丝马迹。<纸与铁>便是这样一本聚焦在德国汉堡港却散漫于百年前的德国货币与经济整体板块的光影斑驳的历史演变纪实。弗格森从金融与战争的角度,投射了一连串或明或暗的思想火花,让读者浮想联翩,将一本很学术的著作表达栩栩如生的画面。
弗格森曾写了<虚拟的历史>一书,大胆推测了历史的不同歧路与逻辑结局。在<纸与铁>这本书的起始,他信心满满地表示,假如当时有今天的知识和政策手段,德国恶性通货膨胀完全可以避免,经济大萧条也可以避免,自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不过,这样虚拟下去,弗格森本人也许不会问世,我们也不会有这本书来把玩了。
从中东的吕底亚王国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起,人类社会使用以金银铜为主体的金属货币大体上有两千多年历史。从宋代的交子和佛罗伦萨的汇票始,我们运用纸币也有了一千年的经验。基于自然条件和流通的磨损,在金属货币本位的时代,通货紧缩是一个长期困扰市场发育的问题。基于政府急功近利和金融家的习性,在汇兑本位的时代,通货膨胀则成为颠覆市场周期的祸首。
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一直在被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们研究过,却基于不同的经济环境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抨击者有之,但也愿意发现提升德国国力的积极效应。鼓吹者有之,但也注意到导致经济崩溃的临界条件。在这之后,恶性通货膨胀也发生在中国的民国政府时期,也发生在二十年前的东欧经济,刚刚还发生在几年前的津巴布韦政府。我们真正了解并可以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吗?
几年前的华尔街次贷危机显现了一个后汇兑本位的货币时代,我们的货币已经不再与贵金属相关,不再与英镑美元甚至现金和存款等老百姓认可的可见货币相关,而是与信用卡,购物卡,电子账号,房贷凭证甚至各种虚无缥缈的衍生产品符号相关。而且,各国中央银行已经不再是矜持高贵审慎和稳重的监管者了,而是不免猥琐地暗地加快印刷货币来注水经济,甚至公开以邻为壑地竞争铸币利益了。从近期希腊和土耳其中央银行行长的口气中,我们都感受到法国路易十五的幽灵: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 我们是面临一个全球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吗?所有监管者都在否认这样悲观的论断,但是大多数金融家都坚定地保持这样一份警惕。翻阅本书,回顾弗格森笔下的上一世纪二十年代里,从失败中站立起来的德国仍是蒸蒸日上,似乎可以完成凡尔赛和约义务,然而,在政治家们手里把玩的金融政策却于无声处呼啸而至。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回首历史,我们也可以成为当下全球经济的风语者。
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使得德国在1933年之前没有采取极端的反周期政策。在1931年和1932年,希特勒曾多次被指责鼓吹通货膨胀政策,例如在总统选举中,布吕宁曾利用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来打击希特勒;奥夫豪泽和斯特格瓦尔德等工会领袖则控诉希特勒以“第二次通货膨胀”为诱饵,借机拉拢大资本家。然而,这一切并没能阻止他上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特勒早已营造出一种反对通货膨胀的形象。早在1922年,他就公开谴责“共和国软弱无能,散尽钱财供养那些吃闲饭的官员”;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竞选亘传中也多次指出,通货膨胀是魏玛共和国在经济上无能的表现。让希特勒的反对者大为意外的是,纳粹分子一再承诺他们掌权后会稳定物价。沙赫特于1933年3月就任经济部长后,立即通过广播宣布“未来货币政策的目标仍然是稳定币值,这个方向绝不会改变”;5天后,希特勒在国会会议上也明确支持这一观点。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政权反复宣传的一个论调就是反对“货币试验”。例如希特勒在1939年时声称,中央银行的任务是“确保工资和物价的绝对稳定”,国家马克将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1939年1月,时任中央银行副总裁鲁道夫·布林克曼宣称:“我们发誓,这种用通货膨胀来欺诈德国人民的事情绝对不会在我们身上发生。”更不可思议的是,从物价指数来看,他们的确兑现了承诺。1933~1939年,生活费用指数仅仅增加了7%,而批发物价的年均涨幅仅有1.2%,在“二战”期间升至2%。最终.德国的战败和各占领当局实施的政策引发德国的第二次恶性通货膨胀,到1946~1947年,德国货币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