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让世界走向和谐》记录了陈健大使在联合国工作的经历和见闻，刊载了他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及中国驻日本大使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内容贴近人生，为我们揭开了外交官的神秘面纱。书中既有陈大使在正式外交活动中的记录，也有与各国领导人的生活式接触，在清新自然的文笔背后，作者为我们诠释了他“温和而坚定”的风格和精彩的人生片段。

《外交让世界走向和谐》记录了中国前驻日大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陈健数十年外交工作的经历见闻，披露了他在联合国任职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细节，展现了他精彩的外交生涯，为公众进一步了解外交官和外交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外交让世界走向和谐》中，读者既可了解许多外交事件背后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也可增进对我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与感悟。在清新流畅的文笔背后，作者为我们诠释了他“温和而坚定”的个人风格。

上 外交理念篇

第一章 联合国是外交的大课堂

第二章 联合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联合国

第三章 韬光养晦精神万岁

第四章 一超尚存，独霸难行

第五章 大步走向“挨骂”的时代

第六章 互谅互让是和谐的基础

第七章 永远不当老大

第八章 机遇和挑战

下 外交艺术篇

第九章 给外交的施展更大的回旋余地

第十章 外交身段要刚柔相济，柔不是软

第十一章 国家核心利益要坚决捍卫，但不要扩大化

第十二章 温和而坚定的外交风格

第十三章 关于军备透明与自信

第十四章 影响可以，干涉不行

第十五章 为亚太地区的安全而共同努力

第十六章 大刀阔斧改革积极施展才能

第十七章 联合国外交的新课题

第十八章 准确把握自己 不争老大地位

附录一 妙语连珠，幽默睿智 ——陈健妙语折服西方记者

附录二 追求真理服务社会 ——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专访

后记

联合国是外交的大课堂

今天应邀谈谈我的外交生涯。

说起来，我跟联合国的确还是有缘分的。从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1964年我从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的时候，我本人并不想到外交部工作。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不是共青团员，也不关心政治，所以脑子里没有到外交部工作、到政府部门工作的想法。我就想搞搞学问，做什么呢？首先我想考研究生，研究西方美学，这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文对外广播，我们学英文的，那时候天天听这个，我挺佩服里头几个播音员，声音很好听，第二个志愿是考这个。但不管我怎么努力，这两项目标、愿望都没有能够实现，最后还是把我分配到外交部了，后来我知道，这不一定是我考得不好，而是内定了要我到外交部的，我怎么扑腾，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分配到外交部后。到了外交部并没有让我们到部里去工作，我和同时招的二三十名全国各个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被送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国语大学)去进修，那时候叫翻译班。加上63届的和65届的学生，实际上一共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进修的差不多有八九十人。那么为什么外交部把我们这么一大批人招去以后，不到外交部工作，放在那里呢？后来才知道，当时估计中国快要进联合国了，把这些人招来储备，准备一旦进联合国派用处。为什么当时外交部会有这么个考虑呢？因为联合国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了，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国家取得了独立，参加了联合国，慢慢改变了联合国里头的力量对比。同时60年代的时候中法建交，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所以，中国参加联合国，用我们的政策性语言来说，即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我们就被储备在那里。现在看来，储备在那里的近100个学生当中，后来真正进联合国的只有寥寥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要说缘分，首先一个缘分，好像我命中注定要到联合国去一样，不管我怎么奋斗都离不开这个。

到了外交部翻译班学习以后，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我们到牛田羊军垦农场一年半，江西干校一年半。到1971年，我们这批人又陆续调回外交部。1971年初，上级发个调令让我回外交部，到哪里工作呢？到外交学会工作，当时我正好在担任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副组长，正在关键时候，走不开。怎么办呢？江西干校的校领导就让另一位同志先回去，顶替了我到外交学会工作。等我做完“五一六”的调查，外交学会的工作已经没有了，上级就安排我在欧美司的国际组负责关于联合国的工作。所以这两次偶然的机会似乎注定了我今后要做联合国的工作。

这十几年的联合国工作，我有什么感受，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首先，从我到欧美司国际组说起，当时给我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计票，估算一下那年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那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共同发起的一个提案。美国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反制“两阿提案”。我的任务是估计一下票数，美国的提案通得过或者通不过，我们的提案通得过或者通不过。我凭什么来估计呢？我就凭各个使馆报回来的情况，跟报纸上透露的情况来统计，按照我统计出来的票数，那年我们打败美国重要问题提案的票数刚刚超过半数，能够打败美国的提案取得胜利。我看到这个消息当然很激动，马上拿去找我们的领导。我的领导说：“小伙子，沉住气，要留有余地。”他调整了一下，按照他调整之后，投票的情况可能势均力敌，我们取胜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美国的阻挠也不能排除。这就是我到外交部上的第一课，叫做“留有余地”。以后我学到了这一点，就是：“讲话要留有余地，办事要掌握分寸。”为什么要留有余地呢？后来越来越体会到，就是人家口头答应你的，到时候能不能兑现，兑现的时候才能算数。P3-5

两年前，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同志向我提议，建议我把在各处所作的演讲汇集起来出版时，我是犹豫的。最近得空，把近年来的讲话翻了翻，觉得虽然讲话时间不同，所讲的主题也各不相同，但大的思路还是比较连贯的，所以拿出来晒晒，与读者分享，也算是一位前外交官的一孔之见。如能引起大家对外交姿态的重视和研究，更是求之不得了。

记得十余年前，英国大使曾对我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磋商中的言行举止作了这样一个评价，说我的风格是“温和而坚定”。现在再重读我的一些讲话，不禁使我想起这位英国绅士的评价。说起温和，它的反义词就是强硬。各国的学术界、外交界、思想界都有温和与强硬之分。当人们看待别国时，往往喜欢它的温和派，厌恶它的强硬派。但是，谈论到自己的国家，人们往往喜欢强硬派，认为强硬派说话鼓劲、解气。

其实，温和或是强硬，只是外交政策展现方式的不同，出发点应该是一样的：国家利益。但是究竟何种展现方式更能实现国家利益，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永无休止的争论焦点。而且，所谓温和或强硬都是相对的，是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试想，温和者不可能容忍吞下损害本国核心利益的苦果，而强硬者也不至于动辄以战争来拓展一国的国家利益。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外交姿态及其带来的外部形象的差别是可敬还是可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何者更符合一国的国家利益，这才是探究的中心。

本书中收录的文章大多是有关单位根据我演讲的录音整理而成。中国联合国协会秘书处的田宇、吴斌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基础性整理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郭晓明老师为本书的构思、编排、设计等投入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以上这些单位和个人所作的努力，本书也不会问世。在此，我向他们一起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