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往昔，也许没有人能够坦然自若。当我们互相凝视时，每一双眼睛里都有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自己。只是谁都缄口不言罢了。历史不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的。

回忆往事是痛苦的，这意味着要将岁月残留的记忆——那些被一次次无法躲避的风暴和雷电击碎的，并已嵌入我的身体和心灵中的弹片，连血带肉地撕揭下来，一片片一丝丝，再重新缝合成一个似是而非、似我非我的人形。

《问问自己》讲述了作者张抗抗青春时期的人生轨迹和创作的心路历程。

《问问自己》是“大家人生”系列丛书之一。

《问问自己》讲述了作者张抗抗青春时期的一段人生经历。从杭州城的红卫兵到北大荒的知识青年，从初中学生到知名作家。八年的岁月，有痛苦，有欢乐，更有对历史、对人性的深刻反思。

第一辑 离别杭州

 西湖红海洋

 “文革”中的杭州一中

 我要去远方

第二辑 嵌于心灵的弹片

 信号弹

 管教

 二劳改

 批判会轮到我头上

 瞭望塔

 大江阴影

 大字报

 关于“自由”

 大学梦破

 匿名信

 上学去

 留在荒原上的坟

第三辑 苦中作乐

 垄沟

 菜园子

 菜窖

 水泡子

 万能大葱

 过冬

 林中记事

 荒友们

第四辑 写作之初

 处女作

 探亲“大补”

 《分界线》

 后来……

第五辑 附录

 回乡

 天上永远有星星

 野味

 故乡在远方

 选择的疑问

 难忘小勤一家

 十年黑土梦

 最美的是北大荒

 有关煤的闲聊

 遗失的日记

 管劳模和疯子

 再教育之门

 风过无痕

 无法抚慰的岁月

 重返黑土地

后记

大学梦破

1973年冬天，我随瓦厂的大部分知青到小兴安岭去伐木，一直到开春才下山。下山后，我就调到八分场去了。

那时候，二分场的王悦庭主任已调往八分场当主任，我主动去找他，表示想调到八分场去。虽然发生过大字报事件，王主任似乎对我的印象还不坏，也许还有几分同情，就答应了。其实那时我在瓦厂和大家相处得不错，我想调离瓦厂，是由于长期上夜班，得了轻度的神经衰弱，再干下去，身体也许就撑不住了。

八分场派了一辆拉草的牛车来接我，一路上，干草和行李晃晃悠悠地直往下出溜。我想起“树挪死，人挪活”那句俗话，换个地方，也许会有新的生机？

八分场离二分场八里地，靠近水库，以畜牧业为主，养着几百匹枣红色的军马。每天清晨，一群群高头大马从围栏里冲出来，迎着太阳，向草甸子奔去，那场景是何等地激动人心哪！我早就十分向往八分场，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北大荒生活。

我被分配在科研班，搞小麦的种子试验。科研班有十几个女生，大多数是宁波知青，一天叽叽喳喳的很开心。她们好像没听说过“大字报”的事，对我这个杭州人挺感兴趣。知青排长成津敏也是宁波人，心直口快，动作敏捷，像个假小子。

科研班有个技术员叫王春燕，大家都叫她王姐。她在“文革”前一年从东北农业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这个农场搞农业科技；她爱人卜文信是学兽医专业的，两个人在八分场安了家，有两个孩子小丹和小旭。我觉得他们好像大队辅导员，让我们重温了学生时代的生活。卜大夫的医术很高明，救活过许多生病的牛马，还试验成功了对家畜外科手术的针刺麻醉，省报上还登过他的照片，报道过他的事迹，知青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王姐的性格温和，对工作十分敬业。她负责培育小麦良种，冬末便开始指导我们做种子发芽试验。开春后，每天都到试验田去，在地头给我们讲课，虽然严格却很耐心。晚饭后，她常常背着背篼（背篼里是刚一岁多的男孩儿小旭），到我们女知青宿舍来看望大家，她见到我缩在一个角落里看书，就满心喜欢，让我到她家去，煮东西给我吃，鼓励我一定要坚持自学。王姐和卜大夫的家，一到星期天常常聚满了知青。我在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后，忽然幸运地得到了两个“知识分子”大姐姐和大哥哥，精神上有了替我“撑腰”的人，心情大为振奋。卜大夫后来调任场部畜牧科当科长，1978年知青们陆续离开农场后，他担任了新华农场场长，是改革开放后，农垦系统最早倡导水稻种植、推行土地承包的基层干部，后来又调任农垦总局畜牧处任处长。几十年来，他们夫妇为发展农业高科技，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是我衷心敬佩和爱戴的人。

在科研班干了一段时间，分场的邮递员病了，王主任就让我去替代他，空余时间还是搞通讯报道，往总场广播站送稿。虽然八分场离七分场有十几里地，但我凭着当过邮递员的“功底”，骑车不像以前那么狼狈了，干得还算得心应手。

那年夏天，我采访过水库边上的一个知青养蜂站。他们养了几十箱蜜蜂，还用土法提炼蜂王浆，把提炼出来的蜂王浆装在瓶子里浸在井水里“冰冻”，然后卖给外面的收购站。他们给我沏过一大杯蜂蜜水，真是又香又甜。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报道了他们的先进事迹，那篇文章在总场广播了好几遍，养蜂人也因此成为先进人物。

到了秋天，养蜂的知青头头交给我一个邮包，让我帮他到七分场邮局代寄。到了邮局，那个对工作极其负责的老头儿，问我邮包里装的是什么j我说不知道。他说：“知青从来都是收家里的邮包，咱这地方除了大豆，知青有什么东西可往外寄的呢？”便非要打开邮包检查。我拗不过他，只好把那个小木盒撬开了——里面有六个小药瓶，旋开瓶盖，瓶里有我黄色粘稠的液体，糨糊状。老头儿放在鼻子前嗅了嗅，也闻不出个所以然来。又问我是什么，我答不上来。老头儿说：“你弄不明白，我就不让寄，拿回去吧。”我愣了一会儿，忽然恍然大悟，我知道那一定是蜂王浆，是他们自己制作的蜂王浆。再看看邮包上的地址，是黑龙江某地的另一个兵团；看看名字，像是他的姐姐或是哥哥。情急之下，我对老头儿说：“噢，我想起来了，他对我说过，是一种止咳糖浆。他哥病了，那地方缺医少药的，他让我们分场的兽医给配制的。”老头儿说：“那也不行，你回分场去开个证明来吧，有了证明我才给你寄。”

我心想，真的要回分场去开证明，不是等于把那个知青“卖”了吗？谁来给他证明呢？一证明不就露馅啦。如果让领导知道他把公家的蜂王浆私自外寄，他这个先进人物可就完了。如果我悄悄地把邮包还给他，让他别寄了，也不合适——他发现邮包被打开过，也许会误认为是我捣了鬼。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只能千方百计地帮他把这个“该死”的邮包寄走。

我在邮局“赖”着不走，对那老头儿翻来覆去地说了许多好话。说那个知青的亲戚病得要死了，邮包早一天到达，就能早一天减轻病人的痛苦，这是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又说我在邮局干了这么多年，你不相信谁还能不相信我吗？‘我这样软磨硬泡地“纠缠”了一个多小时，那老头儿看我可怜巴巴的，终于心软下来，半信半疑地把我早已缝合了的邮包接过去，然后“啪”地盖上了一个邮戳。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赶陕地}留出了邮局，逃跑一般地往八分场飞奔。

一路上我情绪低落，心里堵得慌。我觉得那个知青欺骗了我也欺骗了大家。难道所谓的“先进人物”就是这样表面上高喊着革命口号，背后却偷偷地假公济私吗？那么，他辛勤养蜂究竟是为了集体还是为了个人呢？我试图说服启己，替他找出种种理由辩解，猜测也许真是他的家人急需蜂王浆，也许是他向农场购买的。但我的心情仍然无法轻松起来，湛蓝的天空上好像裂开了一条缝，泻下了一道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很久以来我所崇仰所羡慕的那些大公无私的先进人物，忽然变得面目狰狞，我无法再用以前的眼光去看待他们了。

这是一件小事，也许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它对于我的人生观，却比“林彪事件”的打击更为沉重。就像一件精美的瓷器突然被击碎，破裂成无数的碎片、甚至齑粉……我第一次对以前关于“人”的认识发生了怀疑。

回到分场，我把邮包的收据交给他，什么也没说，后来也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几十年中，这些碎片就残存在我的心灵深处，一次次地磨砺着我的神经。若不是在本书中我需要对知青做一些客观公正的分析，也无须提及此事。但那是一个开始，对于崇高的盲目痴迷，对于虚假的盲目恐惧——开始了怀疑和修正。我们从此摘下了戴在知青头上的面具，还他们以平常人性的真实面目。

然而，在平静的生活中，上大学永远是我心灵深处的一个梦想。

我每天每时都在渴望着上大学，尽管它离我是那么遥远。

那年夏天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据说将要加大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名额，并对推荐入学的知青进行文化考试。

我心里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若要进行文化考试，倒是对我十分有利，我认为自己也许能够应付文化考试，实现我的大学之梦。

随即又听说，还是首先要基层推荐，政治标准仍是第一位的。

心情顿时—盼沮丧，家庭出身、政治表现、领导关系……全都是劣势，连个团员也不是，凭哪一条来推荐我呢？我顶多属于中不溜吧。不过，假如名额多一点呢？八分场的知青排排队，若是有10个名额，就有可能轮到我了。上大学是学知识学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建设边疆；上大学要上得理直气壮，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别人能上，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哪怕有一线希望，我也要争取。

大政方针已定，我首先开始积极复习功课。既然是考试，就一定得考好，考出水平来，把别人都考下去！考试是我惟一的优势，不发挥这一优势我还有什么可发挥的呢？

那些日子我正在科研班的试验田里看管麻雀，小麦快成熟了，成群的麻雀围着试验田起落。我们科研班的女生每天轮班在田边轰麻雀，从天黑到天亮都不能断人。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个工作，像一头拉磨的驴，围着试验田一圈一圈地走，手里捧着一本书，嘴里念念有词，背诵着各种政治词汇、哲学概念、地理知识、文学名著……坑坑洼洼的田埂，我走得跌跌撞撞，麻雀呼啦啦地从我的脚边飞起，叽叽喳喳的叫声应和着我的吟诵，像是远处的课堂上传来的读书声。我一步步地走着，自以为这样走下去，就可以走入大学神圣的殿堂。

过了些天，开始由群众推荐上大学的第一轮人选，我被推荐上了。科研班有个女生悄悄地告诉我，这推荐名单不算数，还要筛选一次，刷掉一半人，最后再由分场领导决定。她说你应该去找找某某主任，他权力最大，他想让谁去谁就准能去。我正犹豫着要不要去找某某主任，就听说一个绰号叫“小德张”的鹤岗男生，在到处散布我的坏话，说我在二分场的政治表现如何如何，决不能把我推荐到第二轮名单上去。我突然发现，自己明明是有一定竞争力的，怎么又和别的知青“你死我活”上了呢？我很生气地跑去质问他，说：“你想上大学就自己争取好了，我和你是平等的，干吗要踩着我上？”他连连解释，赖得一千二净。我想他既然这么在意我，是否说明我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呢？那么，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把我搞下来的。想了又想，决定还是不去找某某主任，听天由命吧。又过了几天，第二轮名单上，我果然被刷下来了。

对自己的落选，我倒没有特别伤心，好像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我本来就不具备当工农兵学员的条件，自己一厢情愿地瞎忙乎，也算是活该。想想只是觉得自己有些可笑，还没有被推荐上，就在那里拼命地复习功课，真是本末倒置。

到了秋天，被推荐入学的正式名单宣布了，大概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两个人平时表现很一般，却上了大城市的名牌大学，真是让人又羡慕又气愤。“小德张”也没被推荐上，我就不再怨恨他了。

那天，我回到宿合，躺在炕上闷闷不乐。科研班的一个知青走过来，就是那个叫我去找找某某主任的那个女生，她一向对我很好。她坐在我身边，说了一些安慰我的话。末了，她贴着我的耳朵气恼地说：“我不是叫你去找某某主任吗？你不听，你真的相信那些人都是推荐上去的呀？实话告诉你吧，那个宁波女生××，是给某某主任送了厚礼的，她把一只上海牌手表放在茶叶罐里了，你想想，某某主任能不死活把她拽上去吗？”

我懵了，呆呆地愣在那里。这样的推荐法，我连想都没想过。

一群麻雀在屋檐下欢喜地吵闹着，忽然受惊地炸了群，四散开去，就像一个碎裂的幻梦，化作无数进溅的碎片，融入湛蓝色的天空，无影无踪。

P71-75

回忆往事是痛苦的，这意味着要将岁月残留的记忆——那些被一次次无法躲避的风暴和雷电击碎的，并已嵌入我的身体和心灵中的弹片，连血带肉地撕揭下来，一片片一丝丝，再重新缝合成一个似是而非、似我非我的人形。

我想，那已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我。

人——会遗忘、会矫饰、会回避、会妄想。通常，我们遗忘的是平淡，矫饰的是弱点，回避的是错误，妄想的是快乐。所以，当我不得不开始这一项我本不愿做，却又是必须做的事情时，我才真正发现——人要正视自己是多么困难。

是否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才会出现那句叫做“青春无悔”的话语？轻松靓丽、俯拾即是、众口一词，就像在这些年间流行的时尚用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前我的一篇短文被一家报纸转载时，编辑将此文安上了一个“青春无悔”的大字标题。然而，在此以前我从未使用过这个时髦的词组，我不知道那位编辑究竟是由于年长还是过于年少。这个赫然入目的标题使我久久疑惑，我一次次地反问自己——个人、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青春、时间和生命，真的是能用“青春无悔”这般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

但人们往往没有勇气否定自己，我们曾激烈批评的都是别人的历史。当父辈们的青春岁月被退潮的海浪席卷得踪影杳杳之后，我们在兔死狐悲的恐惧中，开始本能地挣扎，拼命想为自己留出一块容身的礁石。如果失去了这最后的营盘，我们的灵魂就将四处游荡无所归依，而沦为世纪末活生生的殉葬品。我们不愿不肯不忍也决不能承认自己的人生有一大块空白，因为，我们不再有填补这空白的时间了。我们只能以曾经有过的“荣耀”租“辉煌”，来支撑、慰藉那一颗颗苦涩的心。

如此的自欺欺人，其实同我们所批评的上一辈人，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呢？

我们若是“青春无悔”，那些本应该向我们忏悔——制造了专制与愚昧、牺牲与残害了这一代人的那些人，岂不是轻易地逃脱了历史的审判和追究！

也许，一个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是没有_阡悔”的遗传基因的。“忏悔”的概念来自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教义，汉语～阡”是梵文KSAMA音译之略，“悔”是它的意译，合称“忏悔”。原指“人”对别人或是至高无上的神灵，坦诚自己的过错，以求得宽恕。“忏悔”意识源于人的原罪感，即人对于自己那些与生俱来的恶欲、潜在犯罪意识的惶恐，以及由此产生的理性抑制；“忏悔”是属于精神范畴的活动，企图通过自我检讨和反省，排除恶念，大彻大悟，以期再生。

在中华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教，也主张“吾日三省吾身”，但那是非神性、非本质的，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人是自己道德的评判者，人可由良心来调整管束，管束的标准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若是自己将标准放松，莫说“三省”，就是“九省”也通过了，何况那是省“身”而非省“心”。

至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精神奴役下，各种虚假的“思想汇报”和“坦白交待”漫天飞舞。那些真诚而愚昧的“交待”、“交心”，变成了一部分人整治另一部分人的罪证，而更多的人貌似痛心的“悔过”假象，却完全出于被迫，成为“蒙混过关”的形式。若是说我们的百年史上有过类似忏悔的“洗心革面”，也是如此被扭曲的一种实用、伪诈的求生之道。

在这条延续千年的民族文化脉络上，20世纪末的“青春无悔”，产生得多么顺理成章啊！

我在1987年曾经发表过一部描述知青生活的中篇小说《永不忏悔》。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

我并非故意让大家难堪，我只是觉得心里有许多过去留存下来的谜尚未解开。为别人，也为自己。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灵魂真正轻松过吗？面对往昔，也许没有人能够坦然自若。当我们互相凝视时，每一双眼睛里都有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自己。只是谁都缄口不言罢了。

历史不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承担起来的。

谁有勇气问问自己？

但即便是忏悔，又有谁有资格来充当接受我们忏悔的神父呢？

从《永不忏悔》这部小说题目可以看出，我试图探讨的恰恰是同“忏悔”有关的话题——检点过失与推诿过失。在人的内心深处，常常为自己的过失而不安，但这种不安又拒绝自责，因为自责会加重不安。因此，就需要寻找某些理由来掩饰或解释过失，以便将不安从心中逐渐删除。

当“知青文学”走过了展示伤痕、诉说苦难的阶段之后，它开始向纵深处反思知青自身——“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中，一切悲剧中所蕴涵的人性因素。如果知青能够正视自己当年的愚昧无知，正视狂妄自大和胆怯懦弱，正视虚荣和野心，正视私欲和利己动机，知青便没有权利认为所有的错误和罪孽都是时代造成的；知青不仅仅只是受害者，在受苦受害的同时，为了摆脱苦害，知青彼此间的残酷争斗，甚至波及到周围的人，直至互相心灵的严重戕害。当我们探寻悲剧的根源时，我们痛心地发现，原来知青与“文革”是互为因果的。恰恰是这一代人的行为和思想，维护并维持了旧日的体制；他们是悲剧的扮演者，其实也是剧中人之原型。

与此同时，“无悔”的颂歌却已飘扬为90年代的知青旗帜。

连“正视”都如此艰难，怎么会有“忏悔”意识生存的土壤呢？

何况，向谁“忏悔”？到了上帝和“人”都已经“死亡”的21世纪，还有没有一种绝对的精神原则，能够承担“忏悔”？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硬说“忏悔”似乎有些虚情假意、强加于人。“忏悔”的前提是觉悟，是自我认识；“忏阡悔”的作用是改错是超越自我——如果“忏悔”真的不符合中国国情，那么，就让我们先来自我审视一番行不行呢？就让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从头梳理一遍行不行呢？

这绝不是一种“马后炮”式的嘲弄和不恭。如果“我们”老三届人至今仍对自己当年曾经拥有的所谓“真诚”，抱着欣赏留恋的态度；对那种旷世愚昧和空前绝后的非人道行为，非但毫无认识甚至置若罔闻或姑息迁就；并且还以如此之价值观去教育子女——那么，“老三届”人便无可救药地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最后一块基石，迟早会被新世纪的掘进机无情地清理！

诚然，“老三届”人和“老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丧失了继续升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把汗水洒在了陌生的土地上；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扑火抗洪抢救集体财产；我们把知识传播到偏僻荒凉的山野乡村，为贫下中农子女教书治病；我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科学种田搞发明创造；许多人因超负荷劳动而留下终身疾病和伤残，有些女知青惨遭歹徒兽性的凌辱，更有一些人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广阔天地……如此巨大的付出之后，等待我们的却是返城后的无学历无技能无房无钱上有老下有小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病痛失业下岗的种种困扰和尴尬境地……

那是我们整个的青春岁月所能为国家做出的最大牺牲了。

牺牲和奉献往往是无偿的，剩下的只是那一次次的“知青聚会”中，惺惺惜惺惺的互相理解、援助，还有惨淡的回忆。

但所有那些往日“辉煌的业绩”，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的骄傲和慰藉吗？

历史从不以动机衡量功过，历史是很“势利”的，它只认得效果——用当下的语词来表达，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所谓的“社会效益”——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恰恰是“老三届”的红卫兵们，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把城市红卫兵的野蛮作风和狂躁做派，带到了“广阔天地”之中。

“文革”之初，曾在各个阶层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从中央到地方，许多人不理解，响应者寥寥。但很快在启发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中，找到了最坚决的支持力量。当时的中学生，“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吮吸着建国后极“左”意识形态的“乳汁”长大的，比起其他年龄段的各个阶层，他们极其缺少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人文传统教育，头脑中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色彩相当严重，对于领袖的召唤，可谓是一呼百应，招之即来。于是，伟大领袖亲自给红卫兵组织写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又数次大规模地接见全国红卫兵，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这才将“文革”之火点燃。紧接着，红卫兵“小将”们破四旧、砸古迹、揪斗“走资派”、冲击公检法、毁灭性地抄家打人、残害教师和一切“阶级敌人”，将全国各地的城市淹没在一片红海洋和红色恐怖之中。没有“红卫兵运动”作为“第一推动”，“文革”难以如此迅猛异常，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并向县城乡镇蔓延扩张。

然而，“文革”初期，全国的农村“文革”运动，远远“落后”于城市。“文革”的烈火之所以在后来“深入”地燃遍山野乡村的每个角落，这同1400万的“老三届”（包括那些铁杆红卫兵）上山下乡有着密切关系。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其现实的原因，在于“文革”中全国经济停滞，生产下降，为解决上千万中学生的就业安置问题，政府做出了这一“权宜之计”。于是，正处于“文革”巅峰状态的红卫兵小将们，借此将城市“文革”最激进最时髦的运动方式，一并带到了农村。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向农村，迅速成为农村“文革”的战斗队、宣传队、先锋队的骨干力量。最先到达内蒙古的一部分北京知青，不久便积极参与深挖“内人党”的运动，迫害致死许多干部和牧民，变成一支残酷整肃“内人党”的冲锋队。在后来的东北国营农场和边境地区，一部分“先进”知青也是四处煽风点火，动辄批判当地干部“右倾”，以反修防修之名，对“二劳改”（刑满就业人员）和“二毛子”（中苏混血儿）实行体罚和人身侮辱；在各地农村，知青向贫下中农“传授”和“灌输”种种极“左”的口号，迫害地富子弟，大搞阶级斗争，一时把农村搞得人心惶惶。在“继续革命”的口号下，批林批孔、重评《水浒》，以各种违反客观规律的所谓“新事物”的名义，迫使农村的“文革”轰轰烈烈地持续下去。

“文革”如果失去数千万“老三届”红卫兵和知青中激进分子的参与，是不可能形成如此巨大的“规模效应”的。“文革”之所以能够持续10年之久，知青中的原红卫兵们，起到了其他阶层难以起到的恶劣作用。所以说，这一代人是被“四人帮”充分利用和借助的政治力量。

也许会有“老三届”朋友委屈地说：“我没干！那不是我干的，和我没关系！”

是的，你没干，我也没干。那是路线和政策造成的，是时代的过错。但是，路线和政策是由无数的个体去实施去完成的——你作为那个集体中的一员，还能有什么光荣可言？至少你不应为此感到那么由衷的骄傲吧！

毕竟上山下乡运动不是可歌可泣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是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究竟是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自愿献身，还是成为某种需要的牺牲品，这之间有本质和天壤之别。

既然“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倒退，已被全面否定和逐步反省，那么，作为与“文革”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怎么能够逃脱干系呢？在“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祭日”即将到来之际，“知青”怎么就变成了一种值得发扬光大的“精神”？变成了无比光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一种辉煌的庆典？难道，在国家整体亏损的账册之外，“知青”竟然是一群可以单账另算的赢家吗？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效益”——  当时我国大部分农村都是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大量没有任何农业生产技能的知青落户农村，实际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加剧了农村的矛盾，产生了许多副作用。即便是土地面积可容纳大量知青的北大荒，也须加速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才能养活几十万知青大军。然而，知青在到达北大荒的第二年开始，农场就普遍开始亏损，吃返销粮。我所在的农场，1969年知青刚到时，每顿吃的是大米饭，常有肉菜（是前劳改农场的刑满就业人员劳动所获）。但从1970年开始，收获的粮食非但无力上交，仅仅只够维持全场知青几个月的生活。我们开始吃苞米面、小米、高梁米，然后是黑面……大片的水田依旧，连队年年都种水稻，但大米已成为过年过节的珍贵主食。后来的许多年中，农垦系统仍是全面亏损，粮食“上纲要”的连队极少，赢利的农场也极少，各农场几乎年年都以返销粮支撑着知青的身体。农场召开各种会议，一年到头反反复复的豪言壮语、最高理想只须归结成一句话：“打翻身仗，摘亏损帽。”但遗憾的是，知青们大返城离开农场的时候，大多数人吃的最后一顿饭，还是返销粮。

有人说，知青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这种说法真让知情者为之汗颜。在我看来，这是“未来时”而非“过去时”，是我们曾经立下的雄心壮志，而非已实现的梦想。曾有农场干部对我说，知青农场若是全体全年放假，即便不播种不开张，农场亏损的数字，都将比知青劳动所“损失”的效益要少得多。很多年里，我们开荒我们耕耘，我们大搞人海战术—一小镰刀战胜康拜因——但在那片肥沃的土壤中，我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收获。我们播下去的种子，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到底“贡献”了什么？而我们辛辛苦苦烧荒伐木垦植引水，却造成了如今三江平原的气候异常和部分土壤沙化……直到我们返城后，北大荒才被确定为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

那究竟是为什么？

近40年过去了，我们至少应当能够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了吧？

面对历尽苦难的一代知青，我实在不忍心将以上如此残酷的事实——“实话实说”。但即使我不说，难道它就不存在了吗？

我写下我曾亲历的和亲见的八年北大荒，虽然，那仅仅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

为了这一代人先天的心灵缺损和后天的人为致残！

为了我内心深处永久的惭愧和隐痛！

张抗抗

1998年6月18日

2006年8月18日修订

从1998年6月中旬到8月上旬，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坐在电脑前工作，一口气写完了这部二十多万字的“回忆录”。

2006年8月，我坐在电脑前，逐字逐句补充修订这部写于八年前的“回忆录”。

真是到了写“回忆录”的年龄了吗？一边写着，种种生命的悲哀和苍凉，时时从心底袭来。

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在最初接受了这套丛书的约稿之后不久，又变得十分犹豫，直至1998年5月，丛书的第一批五本书出版，我仍迟迟没有动笔。负责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包兰英女士，一次次打电话催促我，我告诉她，我已经改变了主意。

进入1998年，时值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知青话题已经重新成为一个热点，各种出版物（照片、实录文章集、知青史研究等等）纷纷面世，一时热闹非常。我本不是一个喜欢凑趣的人，更不擅长人云亦云地随大流，所以，我希望自己还是离“中心话语”远些为好。30年的时间，虽然对于一个人来说，几乎就是整整的一生；但对于历史，却是一个太短的瞬间。这30年的后半段——改革开放的20年，从政治到经济到文化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使中国逐步摆脱贫穷落后，开始与世界接轨。但历史似乎还没有来得及腾出手，来彻底扫荡和驱除文化大革命渗透至“老三届”人骨髓中的病毒，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至今被笼罩在一片自欺欺人的迷雾之中。因而使得我对于在30周年这一“里程碑”举办的纪念活动，并不寄予太高的期望。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当事人”，对于这段历史，究竟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到底能说多少真话？

最后促使我接受这套丛书的竟是一个很小的起因。

1998年4月，我应上海《文汇报》副刊“我们这一代”栏目之约，写了一篇短文《无法抚慰的岁月》。这是我存于心头、骨鲠在喉已久的一些肺腑之言。文章发表后不久，我接到许多朋友的来电来信，表示了强烈的认同和共鸣。但与此同时，《文汇报》也发表了两封读者来信，对我文中的一些看法表示了异议和质疑。这两封信的作者，都是“老三届”人。再后来，《杂文选刊》、《读者》等几家杂志都转载了这篇短文，一时间，我感觉到周围的人们都在关注着知青和“老三届”。俗话说：当事者迷——许多并非是“老三届”的人，似乎比“老三届”人更公正清醒些。

我想，我应该把那篇文章中的观点，说得更为透彻一些。它需要借用当年知青经历中的事实，来加以印证、旁证和论证，并进行相对客观的诠释。所以，凡是书中涉及到某些个人的行为，并非是贬抑或批评他或她个人，而是为了提供可信的参照实例。

事实上，今天来回望30年前的北大荒，许多往事已经变得遥远、依稀、模糊；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为当年一个小小的细节是否准确而苦恼。

我曾对原版的责任编辑包兰英说：“我难以动笔，是因为我实在没有准备好。创作前的准备，往往比创作更重要。我真想抽出几个月的时间，再回农场去一次，或在城里寻访当年的知青‘战友’，重新做一次翔实的调查。”我一直想这样做却一直没有做成。

就这样匆匆地“提笔”了。

在我动笔之前，我甚至没有可能同任何一位原农场的朋友交谈核对事实。下乡以后我就不再写日记了，除了当年留下来的极少的一部分文学笔记，我手头也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籍参考。它们完全是凭着我的记忆，加以我的个人感受写成。在初稿大体完成之后，我才设法向当年的老同学和农场的老同事核对一些事实的关键部分。我相信，能够留在记忆中的那一部分，必定曾经是最为强烈地触动过我心灵的。

但我仍然为“记忆”留下的难以弥补的遗憾、为这本在短短两个月中一稿而就的应急之作中的粗糙粗陋之处——久久忐忑不安。书中凡是涉及到他人的部分，我已是慎之又慎。若是与事实仍有小小的出入，只好请读者谅解了。好在这并不是一份知青的写真报告，甚至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人一“回忆录”，只是从我个人的视角，来对“我们”这一代人进行由表及里的历史回顾。

在这本书中，我暂且略去了个人生活的“隐私”部分一我曾在20岁那年，与同去北大荒的一个杭州知青在农场结婚，生有一子，两年后双方协议离婚。在经历了11年单身生活以后，在33岁那年，同现在的丈夫结婚。但有关这些私人生活的内容，我在这本仅仅二十来万字的书里，却已没有合适的篇章、没有余墨、更没有心情来讲述它了。任何一种纯粹的个人经历和经验，若是不具备特定时空的特征和深度，不具备普遍的经验和意义，这种“真实”的披露对他人又有多少价值可言呢？我不愿意人们用猎奇的眼光，来完成这一本应是沉重而苦涩的阅读。

由于本书的篇幅、内容构成所限，我也无法记述在北大荒知青生活的最初四年中，那一段我人生中最黯淡的日子里，我本人的感情经历和内心生活。事实上，支撑我度过这寂寞荒凉的八年，大多来自于我父母、家人和朋友的关爱，以及书籍和文学作品给予我的精神力量。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二分场瓦厂的那一年夏天，我22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杭州的家信，牛皮纸的信封鼓鼓囊囊——里面是一条洁白的丝绸手绢，轻盈，却又分明沉甸甸的。那是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她在手绢的一角，亲手绣上了我的名字的汉语拼音。当时我惊讶地捧着手绢，愣了一会儿，眼泪就涌出来了。要知道我的妈妈从小外出读书，不擅家务和女红，刺绣这样细致的手工劳动，对于她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我难以想象她究竟花费了多少时间和力气，才能做成这样一件“大事”。但在当时，没有电话更不可能有鲜花和蛋糕，除了可以到达的信件，她还能用什么方式为我祝贺生日呢？她一定是辗转难眠思虑多日，才选择了这块能够放在信封里邮寄的手绢，选择了用刺绣表达妈妈的祝福，选择了在那个时候她所能够给予我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温暖……

后来我开始萌生了写作的欲望，在我回杭州探亲的日子，她陪着我坐了很远的汽车，去九溪那边寻找那时刚刚引进杭州种植的一片橄榄树林。只是为了让我亲眼看看这种来自远方的橄榄树……

还有我严厉的父亲。在我那时的记忆中，他似乎永远在批评教导我。但我知道，我在农场收到的每一个鼓鼓的邮包，里面装满了香肠、皮蛋、咸鱼、虾皮的邮包，都是他亲手一件件装进去，然后细心打包。再蹬着自行车，冒着酷暑或严寒，骑很远的路，到艮山门或是南星桥火车站货运场去办理小件零担托运。我探亲回家，当我离开杭州回农场去，每次都是他帮我用绳子捆好行李，再亲自送到拥挤的火车上。如今一闭眼，都能看见父亲瘦小的身体，弯着腰，紧紧地勒着绳子的双手。长绳—道—道地缠绕，在他手里一点点变短，最后出现了一个方正规整的纸箱或是包裹。他那双曾经握笔的手，已经在多年的体力劳动“改造”中变得强劲有力。我就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学会了打行李。在农场的日子，我常常会收到父亲寄来的剪报，豆腐块大小或是书本大小，在信封里叠得整整齐齐，上面用圆珠笔画满了记号；还有用细绳包扎严实的印刷品，越过万水千山，递送到我孤单冰凉的掌心……

在那个年代，我们每个人几乎都一无所有，但我拥有如此真挚的亲情，我还缺什么呢？

所以，我知道，在那样艰涩的岁月里，自己仍然是幸运的。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常常为我们冠以“知青作家”的头衔。

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称呼。因为，“知青生活”仅仅是我们曾经有过的一段人生经历。“知青”只是我们曾经拥有的一种身份，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知青”已经不再是“知青”，而开始逐渐融入到城市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阶层中去了。我也早已不再是知青作家，而是一个以人性关注为终级关怀的写作人。

说来惭愧，新时期之初，我那几篇引起普遍关注的作品——《夏》、《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等，都不是知青题材。与其他同年龄的作家相比，我的“知青小说”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

但在我为数不多的知青作品中，我在本书中表达的反思知青自身的上述观点，实在是由来已久。至2003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我近年的中短篇新作集《请带我走》，其中的部分知青小说，无论是透视的深度还是叙述方法，都与早年的作品有了较多的改变。

我最早涉及知青生活的作品，是《白罂粟》和《火的精灵》，后来有《在丘陵和湖畔，有一个人》和《塔》。如果说这些早期的作品，在倾诉苦难的同时，已表露出追溯苦难来源的愿望，并对知青中受极“左”毒害甚深的另一类人，做出了最初的表层剖析；那么，到了198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便试图从我们这一代人内心自审的视角，来表现知青扭曲的人生轨迹及其思想意识根源，并探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80年代后期，我发表了中篇小说《永不忏悔》’；至90年代，是《沙暴》和《残忍》。这几部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揭示了“知青”自身的弱点和缺陷，检讨“知青”上山下乡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我曾热切地期望我的同代人，能从这些逆耳的忠言中，有所触动、有所领悟。我抱着与这代人同病相怜的心情，为我们自身诊病疗伤。我想“老三届”人若是真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负责，他们不应需要廉价的赞颂，不需要一味地苦难宣泄，更不需要回避隐痛和粉饰太平。尽管正视自己是痛苦的。

曾有一种论调说，上山下乡运动培养了、造就了这一代知青作家——可是，能不能统计出来，上山下乡运动究竟毁坏了多少知青人才？损伤了多少普通的“老三届”人呢？尽管知青的每一个个体，在漫长而艰辛的农村（农场）生活中，都曾有各自不同的收获，但这种局部的得益却无法抵消整体的锈蚀。我决不会因为如今自己成了“作家”，而感谢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

如今已是近40年过去了，我们的视野，早已穿越知青生涯，投向人类更为艰险莫测的未来。我们有更多值得关注的事物，文学具有自己越来越独特的功能。如果说我的作品中还会再次涉猎有关知青的故事，那应该是由于获得了一种新的体验、发现和超越，还有对于历史、文化、人类精神更深的开掘。

回望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这一段可以堪称中国历史上“冰河期”的岁月，人们也许至今仍然不寒而栗。如今30余年过去，冰河逐渐消融，大地春回日暖。但是，在某些“高寒地带”的暗角和崖缝，我们仍然能见到残存的冰凌和雪碴儿。

所以，常常回望我们青年时代所经历的那年轻而又古老的冰河，是大有裨益的。

而对于那些在我人生最艰难、最黯淡的岁月里，曾经关心过、爱护过、帮助过我的人，我将永远抱着深深的感念之情！那是冰河期的严寒中，微弱而温暖的火种。

1998年8月4日初稿

2006年9月12日修订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