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童年假期，都是在瑞士的祖父母那里度过的。
我的母亲会把我带到火车站，送我上车，如果我运气还不错的话，就能安安稳稳地坐上六小时到达目的地，祖父会在那儿接我。当然也有不走运的时候，那我就必须在德国瑞士边境换车。
有一次，我在上错了火车之后一个人痛哭流涕，幸好有位好心的列车员帮我擦干了眼泪，并在几站之后带我上了另一列火车，还把我托付给另一个列车员。后者又用同样的方式把我转托给了第三名列车员。就这样，经过一站又一站的接力，我最终在这群列车员的陪伴下到达了目的地。
我喜欢乘火车旅行：满眼尽是经过的乡间和城镇风景，车厢温暖舒适，人也自由自在。怀揣着车票和护照，还有干粮和小说，我不需要别人的陪伴，也不用跟其他人说些什么。
真是想念瑞士火车的车厢——座位不是靠窗就是靠走廊，不用担心会被挤在中间。此外，瑞士火车浅色的木质座位看起来也比德国的红棕色塑料材质要高级——些，灰色的车体，用三种语言写成“瑞士铁路”字样，以及红底白字的瑞士徽章都比脏兮兮的绿色“德国铁路”标志要高贵。德国火车的简陋让我感觉挺亲切，因为我和母亲居住的城市就是那么简陋，那里的人们就是那么朴素，不过我还是为自己是半个瑞士人而感到骄傲。
旅程的终点，就是那个在湖边的车站。这还是个终点站，我只要沿着火车月台走，就一定会见到我祖父:高大强壮，深色的眼睛，浓密的白胡子，谢顶，穿着亚麻色的夹克，戴着草帽，拄着手杖。他看起来那么可靠，尽管我已经长得比他个子更高，尽管他走路得靠手杖支撑，但是他在我眼里始终那么高大，那么有力量。等到我都已经成了大学生，他有时还会搀着我的手，这让我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好在也并不尴尬。
从车站到祖父母的住处其实还要经过湖边的几个小村庄，如果天气好的话，祖父和我就会坐船而不是火车。我最喜欢巨大的老式蒸汽明轮，在船身中部可以看见，蒸汽机上泛着机油光泽的铜制、铁制的摇杆、连杆和活塞卖力地工作着。船上有好几层甲板，有开放式的，也有封闭的。我们一般就站在前部的开放甲板上，呼吸着迎面而来的微风，望着岸边时隐时现的小城镇，海鸥绕着轮船自由滑翔，湖上帆船张满了帆，滑水爱好者也尽情展示着他们的美妙身手。偶尔我们还能在小山丘背后瞥见阿尔卑斯山，祖父会如数家珍般地——叫出那些山峰的名字。
阳光照在水面上泛起的那道光芒，悠悠地滑向船身中部，在舞动的水轮机叶片中被撕得粉碎。就在这道光的照耀下，轮船恬然地在湖上前行，每次看到这一景象，我都觉得是个奇迹。我现在敢肯定，祖父当时就跟我解释了，这一光学现象自有它的道理。然而时至今日，每次我看到这一景象总还觉得是个奇迹。那道光芒就始于我所在的地方。
2
我八岁那年的夏天，母亲没钱给我买去瑞士的火车票。于是她就找了一个开长途的司机，把我带到边境，然后交给另一个长途司机，后者负责把我带到我祖父母那儿。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这些人的。
和司机约的见面地点在火车货运站，母亲还要去上班，不能留下来陪我，她把我和行李留在车站人口处，再三叮嘱我不要随便走开。我就站在那儿，紧张地盯着每一辆驶过车站口的货车，发现它们没有停下来就松一口气，还伴随着失望。这些货车比我之前看到的都堆货更高，噪音更大，气味更令人恶心。简直就是群怪物。
我不知道我究竟等了多久，当时我也没有手表。过了一会儿，我坐在行李箱上，每当有辆货车缓慢驶近，看起来像是要停车，我就重新站起来。
总算有辆车停了，司机把我和行李拉进了驾驶室，同车的人接手把我放在驾驶座后面的床上。我就应该闭上嘴，别把头伸过挡板，乖乖睡觉。天还挺亮，但是就算暗了我也睡不着。一开始的时候，每当我把头伸过挡板，司机和同车的人还会转过身来咒骂几句，然后他们就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就这么望着车窗外。
我能看到的其实很有限，不过我还是透过副驾驶旁的车窗瞥见了一眼日落。司机和副驾驶之间的对话我只懂得只言片语；他们说着什么美国人，法国人，货物配送和付款等等。货车从建设中的高速公路上驶过时，那规律均匀的噪音和震动差点把我摇人梦乡。不过很快高速公路就到头了，我们驶上了路况糟糕的山间国道，司机根本无法避开路上的大坑小坑，不得不经常加减挡来控制速度。整晚的行车都是如此颠簸。
货车还经常停下，从侧面车窗冒出一些面孔，司机和副驾驶跳上跳下，打开货舱的门，把货物推下车并堆到卸货场。其中的一些停靠站是照明如白昼喧闹异常的工厂和仓库，另一些则是黑暗的加油站、停车场和乡间小路。大概司机和副驾驶除了完成他们规定的运输任务之外，还拉了些私活儿，甚至走私或者销赃，这样我们就比预计的要多花些时间。
无论如此，我们到达边境的时候都已经太晚了，原本应在此地接我的另一辆货车早已开走，我不得不在晨曦中一个人坐在小城的一个广场上，那个地方的名字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广场上有一座教堂，还有些新建住房，当然更多的是连屋顶都没有的老房子，窗户都已经不见了。
等到第一缕阳光照下来的时候，就有人来广场上搭起一个市场，他们推着平板二轮车，用根绳索系住车轴，搭在肩膀上，车上堆着麻袋、箱子和篮子。
我整晚都提心吊胆，害怕警察和货车的司机，怕遇到强盗打劫，怕出车祸，害怕我不得不上厕所。现在我又开始害怕有人喜欢上我，想要收养我。正如我怕没人注意到我，也没人关心我。
早晨的阳光如此温暖，直射在我坐的长凳上，照得我很不舒服，我很不愿意离开长凳。这时在路边停下了一辆顶篷敞开的汽车。司机坐在那里没有动，随车的女士下来把我的行李放进行李箱，让我坐在车的后排位子上。
宽敞的汽车，引人注目的服装，他们自信和随意的姿态，或者是在跨越边境进入瑞士时，他们给我买了人生中第一个冰淇淋——每当我听到或者读到有关有钱人的故事时，我就把他们作为设想的对象。他们是不是跟那个长途司机一样也是走私者或者盗窃犯？他们对我一点也不凶，两人都很年轻，就像照顾小弟弟一样对我很好，准时在午餐时间把我送到了祖父母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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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将近五个月断断续续的翻译工作，原文三百七十五页的小说终于完稿了。坦白地说，翻译施林克的这部小说，是一个自我挤压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面对作者不时流露出的法学逻辑式的艰深思索的重新演绎，而且也直接导致我的思维模式出现了德语的印记，甚至在小说完稿之后，这种被塑造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必须承认，施林克在本书中的写作手法和语言特点，是明显有别于其他同时代的德语文学作家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的法学家背景，另一方面他为了摆脱这种强烈的职业特征，刻意将自己的语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叙事的文字感觉也与众不同。于是，这给本书的翻译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用中文表现出德语原文刻意简化，却又逻辑缜密且蕴含深意的特点。
今年四月，我借着去柏林采访的机会，与本书的作者贝哈特·施林克先生约了个时间见面，就一些萦绕我的问题，求得第一手的解释。
施林克就职的柏林洪堡大学，是德国现代文明的摇篮之一，在二战之前，还一度是世界的学术中心，在其将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从这里走出了二十九位诺贝尔奖得主和不计其数的政治家和学术精英。大学主楼台阶上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对世界进行了不同的阐释，然而重要的是，去改变世界”至今仍深深刻在德国人的心中。
菩提树下大街九号，也就是洪堡大学主楼的正对面，我在二楼找到了施林克教授的办公室。本哈德·施林克的名字即使不在文学界，在他的法律同行里也算是响当当的，我曾在“中德法制国家对话”的专家名单上看到过他的名字。
施林克教授的秘书给我开了门，替我挂好外套，让我稍等片刻，教授正在和大学考试委员会通一个重要的电话，四月初正是要确定这一学期考试计划的时候。
片刻之后，我坐在施林克的对面，透过他背后的落地窗，外面的街景一览无遗。我看到他书桌上摆着一摞他刚出版的新书《周末》，随口问了一句，“这本书的销售情况，您从出版社那里得到的回馈是怎么样的？”施林克狡黠地笑了笑，“和往常一样，但是您也知道，什么媒体的评论都是不足以全信的，我更关心读者的想法。您要一本吗？我很感兴趣，您会怎么看这本书。”
我们的谈话切入正题，我翻开《回归》，就我有疑问的地方一一提出问题。施林克的回答一般都直接击中要害，言简意赅，把一些看似复杂的情况迅速简单化。问着问着，我索性脱开书稿，开始问他有关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您怎么会想到，让主人公通过阅读书页背面的故事，让整条线索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的？”
“因为这就是我本身的经历。我就做过同样的事情。还有我在西德长大，在纽约生活过。”
“再比如说呢，您通过阅读这些书页找到了您的父亲？”
他又笑了。
“没有那么戏剧性。我属于战后不太典型的那一代，其他人家的孩子都是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我不一样，我父亲和我祖父都是学神学的，后来做了牧师，所以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在同龄的德国人里面算是非常幸福的。”
“但是您还是选择了返乡这个德国战后文学偏爱的主题。为什么？”
他看了一眼窗外，沉思了片刻。
“我觉得，无论对于那些留在故乡的人，还是历尽磨难回到故乡的人，他们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我是谁？怎么认识我自己？每个人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所以，您选择让您书中的主人公通过这场奥德赛式的追寻，最后明白自己到底在找什么？”
“我想，可能还不止如此。生活，您看，是这样的。它始终在一种运动的过程中，生命就是一场不停息的旅程。所以无论到什么时候，像奥德赛那样的故事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问题很快便解决了，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施林克本身对于事物的很多观点，它们都若隐若现地在书中浮现。时至中午，施林克热情邀请我和他共进午餐，我们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往弗里德里希大街又走了一段，进了一家餐馆。餐馆的服务员似乎全都认识施林克，进门就将我们带到了他平时最经常坐的位置上，还按照惯例。上了餐前开胃酒。
我们的话题从小说发散开去，从中德关系说到中国崛起，说到法制国家对话的主题。施林克告诉我，他虽然参加了多次中德法制国家对话，也经常有机会去北京，但可惜的是，他从未到过上海。我就向他建议，趁着明年法制国家对话的机会，去上海看看，这样赶在二O一O年上海世博会之前，不会特别拥挤。
餐间施林克不住地感慨中西方文化差异之大，思维模式之迥异。“在严肃的法学领域，我们就有那么多不同的理念可以讨论，更不要说实际生活中了。比如说我这本小说里在瑞士的那一段故事，我设定的是发生在苏黎世湖附近的一个小城，这对您来讲，当然理解起来没有问题，您住得离瑞士很近；但是对于普通的中国读者来说呢，我无法想象他们会产生怎么样的联想。”
“其实，中国人比您想的要国际化，他们在这三十年里开始了解这个世界，并且积极参与了世界事务。很多对于中国的误解和偏见，都是基于对中国的不了解，这种情况一定会得到改变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没有什么比对话和促进理解更重要。”
“您说得没错，如果西方人只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中国，就无法理解你们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也设身处地从中国人的角度想一想，就会觉得一切原来都有它的道理。”
“是啊，德国的宝莱纳啤酒屋在中国也很受欢迎，中餐在德国也很流行，文化的交流与冲击总会带来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
临分别前，施林克很认真地说，他二OO九年一定会抽机会去上海看看，亲眼见证一下这个东方大都市的魅力，他从现在就开始计划。
译者
二OO八年四月于慕尼黑
新世纪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方面依托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权威机构，每年一度评选世界各国优秀长篇小说，并将获奖作品集成“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出版；另一方面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高度关注世界各国最新出版的特色鲜明的优秀长篇，共同构成了新世纪人文版外国文学长篇小说翻译出版的豪华阵容。
这套“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的编辑设想则是在上述豪华阵容中以市场表现为主要依据进行遴选，充分体现我们对于广大读者阅读兴趣的尊重。列入“书架”的作品，内容生动，可读性强，一经问世，便畅销全球，深受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读者喜爱。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入选作品不仅风靡全球，其中不少还是世界各种文学大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之作，这表明了经典和畅销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统一体。
本丛书将分辑出版。第一辑共二十种，以本社初版时间为序编号排列，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代外国畅销小说的历史脉络。同时我们也寄望这套丛书能以其既有的品质续写新的畅销奇迹，并有新作品源源不断地充实进来。在编辑遴选过程中，限于版权与视角诸原因，不周全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第三辑补记
“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自推出第一、第二辑后，受到读者的诸多鼓励，为此我们再次遴选十种，恳请广大读者继续不吝赐教。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O一一年十一月
本书是由本哈德·施林克编写的长篇小说《回归》。《回归》的内容简介如下：
二战遗腹子德鲍尔幼年时偶然读到一部小说片断：一个德国士兵历经艰难从苏联战场逃回故乡，敲开家门，妻子怀中抱着孩子，旁边却站着另一个男人。
成年后，对小说念念不忘的德鲍尔根据书中留下的线索，开始寻找小说的作者。种种线索指向一个在二战期间身份多变、战后不知去向的纳粹理论家。在儿子的追问下，德鲍尔的母亲终于揭开埋藏了数十年的身世之谜。
当年的纳粹理论家此时已摇身一变，在美国成为名牌大学政治学权威教授德堡，并将当年的纳粹理论改头换面，变相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德鲍尔以译者和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德堡身边，一步一步逼近真相……
这是一个现代版的奥德赛返乡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父与子、男与女、战争与和平、正义与法律的故事，它揭示战争创伤后的人性，追问救赎的责任。
《回归》是本哈德·施林克继《朗读者》这部成功力作之后，读者期待多年的新作。与《朗读者》一样，它关注的是当代德国人如何看待他们国家动荡的过去，并且提出，透过常常被人忽视的文本与文件去发现历史，是何等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