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经》原名《巾经纂》，清代宋宗元编著。《巾经纂》是一部类事类书，仿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集中国古典文化之精髓。全书共分仁、义、礼、智、信五帙，每帙又分四目，成为卓鉴、远猷、伟度、慧力、仁方、政术、粒民、折狱、师谋、经务、讽谕、说辞、穷变、处嫌、释纷、奇谲等二十类，每类各为一卷，共二十卷。该书取材范围广泛，几乎囊括了清朝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正史记载，上下长达四千余年，共收录五百多个历史故事。内容广泛，基本上是谈论怎样用行为修养来统揽处世的方法和经验，及如何处理政事和治国理民，几乎涉及了从政处世的各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借鉴价值。

《正经》原名《巾经纂》，清代宋宗元编著。《巾经纂》是一部类事类书，仿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集中国古典文化之精髓。全书共分仁、义、礼、智、信五帙，每帙又分四目，成为卓鉴、远猷、伟度、慧力、仁方、政术、粒民、折狱、师谋、经务、讽谕、说辞、穷变、处嫌、释纷、奇谲等二十类，每类各为一卷，共二十卷。卷前皆有小序，后面各段采录纪传体二十三史事实，段后皆附作者论断点评，有的还于卷末会通全卷综旨。该书取材范围广泛，几乎囊括了清朝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正史记载，上下长达四千余年，共收录五百多个历史故事。内容广泛，基本上是谈论怎样用行为修养来统揽处世的方法和经验，及如何处理政事和治国理民，几乎涉及了从政处世的各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借鉴价值。

《巾经纂》取材主要来自于正史，汇集从政处世谋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而且作者的议论又杂采经史子家所载古人行事，叙述历代经典，揉合儒、兵、法诸家思想。这些记述议论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巾经纂》选取史书记载的典型事例，不以阴谋诡计、歪门邪道鼓惑人心，提倡博爱、宽容的为政之道，弘扬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为人处世风尚，而且作者的议论从为人处世的角度出发，探讨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些记述议论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立身原则和借鉴规范，值得我们加以全面总结。

序

仁帙

 卷一 卓鉴

 卷二 远猷

 卷三 伟度

 卷四 慧力

义帙

 卷五 仁方

 卷六 政术

 卷七 粒民

 卷八 折狱

礼帙

 卷九 师谋

 卷十 经务

 卷十一 讽谕

 卷十二 说辞

智帙

 卷十三 控驭

 卷十四 妙应

 卷十五 利导

 卷十六 沉几

信帙

 卷十七 穷变

 卷十八 处嫌

 卷十九 释纷

 卷二十 奇谲

太公封于齐①，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②：“此齐之高士也，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悫庭曰：按《国策》载赵后问齐使语③，谓于陵子仲④，“率民而出于无用，胡为至今不杀？”亦是此意。然太公所以诛之者，特为其士而以华著者耳。若徒以三召不至而诛，则巢由恐不免于尧舜之世⑤，而伊尹之三聘亦岌岌乎殆矣⑥。唯其为华士，殆所谓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者。本非高士，而故为畸行以欺人，其罪盖无可宥。孔子之诛少正卯⑦，同此旨也。不然，伯夷亦上不臣天子⑧，下不友诸侯，当左右欲兵之时，太公且以为义士而释之矣，何独于彼而必诛之乎？虽事之有无不足深据，然观此可知伪行之不容于圣世矣。

【注释】

①太公：西周开国大臣。又称太公望、吕望、吕尚、师尚父。俗称姜太公、姜子牙。受封于营丘(今山东淄博东北)，为齐国开国之君。

②周公：西周初人，姬姓，名旦，也称文公、叔旦。周武王弟，开国元勋。以鲁公封于曲阜(今山东曲阜东北)，为西周典章制度的主要创制者。

③《国策》：即《战国策》。原有《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经西汉刘向整理编次。是一部记载战国史事和策士议论、权谋的汇集，共三十三篇。下面引文出自《战国策·齐策》。赵后：即赵太后。战国赵人。赵惠文王后，赵孝成王母。也称惠文后。

④于陵：战国齐邑，在今山东邹平东南。子仲：齐国隐士。

⑤巢由：相传为尧时隐士，筑巢而居，以贤闻名，不受尧所让天下。或说即许由，因由夏常居巢，故号巢父。尧：又称唐尧。相传上古帝王。帝喾之子，祁姓，名放勋，原封于唐，故称陶唐氏。舜：相传上古帝王。姚姓，名重华，号有虞氏，又称虞舜。

⑥伊尹：商初大臣。名挚，又称伊挚。相传曾为有莘氏媵臣，入商辅佐成汤，伐桀灭夏，建立商朝，称为阿衡或保衡。

⑦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晚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名丘，字仲尼。儒家创始人，曾整理《诗》、《书》、《周易》等文献，删修《春秋》。少正卯(？—前498)：春秋末鲁国人，少正氏，名卯。

⑧伯夷：商末孤竹君长子，与弟叔齐互相逊让君位，先后奔周，路遇武王伐纣，叩马谏阻。商亡后，二人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今山西永济西南)。

【译文】

太公被封于齐国，齐国有位名叫华士的人，从道义上不臣服天子，不亲近诸侯，人们称赞为贤明。太公派人征召他再三，都不到来，于是下令诛杀他。周公说：“这是齐国志行高洁之士，为什么要诛杀他？”太公说：“不臣服天子，不亲近诸侯，我吕望还能够使他为臣子而亲近他吗？我吕望不能使他为臣子而亲近他，这就是被抛弃的民众；征召他再三，都不到来，这就是叛逆的民众。假使全国都效仿他，我吕望还给谁做国君呢？”

悫庭曰：考察《战国策》记载赵太后询问齐国使者的话，说到于陵的子仲，“率领民众然而出于没有用处的人，为何到现在还不杀掉他呢？”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太公之所以诛杀他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个士人以浮华著称罢了。倘若只是因为再三征召不肯到来而诛杀他，那么巢由恐怕在尧舜之世也不能幸免，而伊尹的再三征聘也是岌岌可危了。正因为他是浮华之士，大概是所说的行为邪僻而固执、言语虚伪而善辩、记住丑恶而放大、顺从错误而润饰之人。本来就不是志行高洁之士，却故意用与众不同的行为来欺骗世人，他的罪过大概是不能宽免的。孔子诛杀少正卯，和这个意思相同。不这样的话，伯夷也是对上不臣服天子，对下不亲近诸侯，当身边的人主张对他用兵时，太公还认为他是义士而释放他了，为什么偏偏对那人就必须诛杀他呢？虽然事情有没有不值得深究，然而看到这里就可以知道虚假的行为在圣明的时代是不能被容纳了。P12-14

一、作者宋宗元的生平

《正经》，初名《巾经纂》。作者宋宗元，字鲁儒，号悫庭(一号光少，又号梅花铁石主人)，清代元和(今江苏苏州)人。生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享年七十岁。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宋匡业为当朝贡生，性爱梅，咏梅诗成帙为《咏梅诗集》。乾隆三年(1738)宗元中举人，先后任直隶成安、良乡知县、天津清河道、光禄寺少卿。辞官归乡之后，将早已荒废的南宋吏部侍郎史正志的万卷堂买下，重新扩建成一座私家宅第花园，以为奉母养亲之所，并沿引“渔隐”旧意，以“网师”自号，更名为网师园。在园中梅花铁石山房潜心著述《巾经纂》20卷、《识字略》10卷、《网师园唐诗笺》18卷等，今均有传本。除此之外，还参加校订过清人秦蕙田礼学研究集大成著作《五礼通考》，清人朱王存序其《巾经纂》云：“生平雅不能局促章句，居官饶干略，殆得力习史，而金匮秦文恭公撰《五礼通考》，先生与校，盖亦志学者。”

宋宗元生活于“康乾盛世”。清朝初期，出现了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但清朝已经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清政府出于统治的需要，强化思想控制，在文化上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和怀柔相结合的策略，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另一方面仍然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约束民众。在此形势下，一些儒学之士在尊儒重道的同时大谈明哲保身之道，这就使得明朝后期冯梦龙的《智囊》等所谓的“智慧”之书盛行起来，各种类型的翻刻本、增补本不断出现，如《智囊补》、《增智囊补》、《增广智囊补》等等，但大都创意不多，内容也无所增益。《巾经纂》则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为这种智慧之书的压轴与创新之作，故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卷首又题“续智囊补”。

二、《巾经纂》的内容

《巾经纂》是一部类事类书，仿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集中国古典文化之精髓。全书共分仁、义、礼、智、信五帙，每帙又分四日，成为卓鉴、远猷、伟度、慧力、仁方、政术、粒民、折狱、师谋、经务、讽谕、说辞、控驭、妙应、利导、沉几、穷变、处嫌、释纷、奇谲等二十类，每类各为一卷，共二十卷。卷前皆有小序，后面各段采录纪传体二十三史事实，段后皆附作者论断点评，有的还于卷末会通全卷宗旨。当然，书中前后体例并非完全一致，个别地方也有剪裁失当之处，尤其是所转述的史实与原文，间或略有文字出入。

《巾经纂》的取材范围较为广泛，囊括了清朝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正史记载，上下长达四千余年，共收录五百多个历史故事，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举人物既有帝王将相、奸雄大儒、富商大贾，也有戍卒小吏、僧侣道尼、市井百姓。所录故事上至经国济世的远猷奇谲、排兵布阵的用兵之道、断案决讼的明察睿智，下至治家理财的精明算计、化险为夷的应变能力、为人处世的方法技巧。所有这些人物事迹大多真实可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精彩的智慧长卷，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的社会与人生。

《巾经纂》内容广泛，基本上是谈论怎样用行为修养来统揽处世的方法和经验，及如何处理政事和治国理民，几乎涉及了从政处世的各个方面。既有初入政坛的远见卓识，交往过程的辨别奸恶，图谋进取的深藏不露，处理事务的深谋远虑，事前筹划的周密细致，又有为官时的宏伟度量、宽容气度、博爱胸怀、从政技巧、理乱之术、用兵之道、驭人之术、用人之道、言辞应对，以及断案、救荒、理财、进谏、平叛、诡智、奇谋等。此外还有怎样避免遭人猜疑暗算，如何因势利导、平息纠纷等相当丰富的内容。

三、《巾经纂》的思想

在《巾经纂》中，宋宗元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儒学之士，体现出其思想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

1.取材求真思想。《巾经纂》中所选事例均出自清朝以前历史上的人物与事迹，尤其多采自春秋战国以来较为可信的史书及后来备受推崇的“正史”中的纪、传。其中，作者所列举众多事例可以在史书中得到印证，这就使得所讲道理和智慧更具有说服力，反映了其严谨的学风。

2.议论会通思想。《巾经纂》并不是简单罗列历史故事，而是夹叙夹议，在选取的每个典型事例或几个同类事例后面，都随文附加“悫庭日”，对所涉及的处事方法或人物谋略加以评析，或者对材料来源进行考证，或者对相似事例进行比较，或者对背景材料进行说明，或者对所述内容进行概括。其中，作者对各种计谋背后的心智进行的总结，反映了其在方法论上会通的编撰思想。

3.儒家道德思想。《巾经纂》体例上分仁、义、礼、智、信五帙，完全是从儒家为核心的道德范畴出发的，所举事例、人物也均为尊儒重道之人。其中，作者对以下犯上、仆诘主等有违儒家伦理道德的人和事提出了严厉批评，反映了其正统的儒家观念和立场。

4.明哲保身思想。《巾经纂》为一部谈论从政处世智慧的奇书，所列事例均闪耀着智慧的火花，这就使得人们在品读过程中可以学到众多的经验和智慧。其中，作者从本人角度出发，对列举的士人为官独善其身典范的褒扬，反映了其思想中消极的明哲保身的一面。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思想的保守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作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些并非公允，对正人君子的权术反复进行辩解，对大清王朝的统治颇多歌颂之词，这是值得我们批评的。

四、《巾经纂》的价值

《巾经纂》在反映宋宗元思想的同时，在传扬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等方面也有巨大的价值，正如《燕大书目》中所讲：“其作书之旨，自其善者而言之，可以为立身治国之借镜，颇有裨于学问经济。”它不仅囊括了《资治通鉴》的精华，而且其内容及价值可与《长短经》相得益彰，具有同等的实用价值。

1.史料价值

《巾经纂》取材主要来自正史，汇集从政处世谋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而且作者的议论又杂采经史子集所载古人行事，叙述历代经典，糅合儒、兵、法诸家思想。这些记述议论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2.借鉴价值

《巾经纂》选取史书记载的典型事例，不以阴谋诡计、歪门邪道鼓惑人心，提倡博爱、宽容的为政之道，弘扬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为人处世风尚，而且作者的议论从为人处世的角度出发，探讨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些记述议论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立身原则和借鉴规范，值得我们加以全面总结。

五、《巾经纂》的整理

《巾经纂》最早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刊刻，共12册，同治十年(1871)重刊本5册1函，光绪十六年(189())重刊本5册1函，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昧书室校刊本4册1函。短短的一百四十年之间四次刊印，可见其影响之大。此后其书罕传，很少见于公私目录记载，于是成为一部鲜为世人知晓的智慧之书。

《巾经纂》取名的由来，据作者自序言：“曩哲有写经以藏之巾箱，用备遗轶便稽览者。窃师其义，随所睹闻纂集百一……爰即命之日《巾经纂》，因类而聚者，亦以群而分、条而列之，得二十种云。”因为此前有明末冯梦龙所著《智囊》一书风靡当时，而本书所记内容也都是些历史上的政治和人生智慧，所以后人又将其称为《新智囊》。  《巾经纂》内在的思想内容主要着眼于政治，无论是讲处世的方法还是处事应变的机巧，作者所赋予的理想的人生价值及完善的人格，依然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传统模式，其所孜孜追求的仍然是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之道。所以今人又将宋宗元的这部旨在从历史实例谈论君子处世立身之道的著作，命名为《正经》。

近几年，国内多家出版社先后都以《正经》为名出版此书，这些书有的是节选，有的是今译，有的是通览，在篇目、卷数、原文上有很大的出入，关键在于没有正式的底本作为依据，有的甚至是错误百出，令人不忍卒读。

此次整理，以光绪庚寅(十六年)依网师园乾隆辛未(十六年)原本重刊本为底本，每帙前加有“题解”，概括本帙的主要内容及思想主旨；对于原文中明显的讹字径改，不再另出校记；段落划分以“悫庭曰”为依据，标点力求准确；注释侧重于注音与释词，力求简洁；译文随原文逐段进行翻译，力求通顺流畅。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杨垄、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孙文阁负责了全书原文的校订工作，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贾秀军、魏书菊为本书的版本选择提供了方便，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陈金庄、卢超为本书的资料查找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董文武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