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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2011中国短篇小说年选
分类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作者 中国小说学会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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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小说类别,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短小,还在于它有着自身极为特殊的文体要求。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叙事艺术,短篇小说无论是在语言、结构还是意蕴的传达上,都有着与中长篇小说更为苛刻的要求,它需要高超的艺术智性才能驾驭……中国小说学会编著的《2011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收录了2011年度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讲述了现实、人性与伦理的各种纠缠。

内容推荐

优秀的短篇小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下小说创作的风向,体现着作家在艺术探索上达到的高度,具有很强的专业“看点”。中国小说学会编著的《2011中国短篇小说年选》题材多样,风格多样,以质取文,不以人取文;广泛阅读,精中求精。

《2011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是2011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集,所收文章《七十年代的四季歌》、《我们的会场》、《海姆立克急救》、《钻石般的》、《花被窝》、《永动》、《爱》、《下楼》、《帅旦》等。

目录

序 洪治纲

七十年代的四季歌 迟子建

我们的会场 范小青

海姆立克急救 铁凝

钻石般的 梁晴

花被窝 晓苏

永动 篌晗

爱 张惠雯

下楼 陈谦

帅旦 计文君

老大你好 田耳

吞吐记 朱辉

皈依 钟求是

轮子是圆的 徐则臣

每天一枚硬币 张玉清

剪不断,理还乱 余一鸣

第四个苹果 王小王

西洋景 王手

高山流水 王秀梅

水边的舞鞋 陈河

听洪素手弹琴 东君

哈代诗篇中的神秘终结 权聆

国王和他的疆土 李浩

巨象 甫跃辉

水晶晶花 龙仁青

乌金的牙齿 万玛才旦

六亩地 朱日亮

试读章节

七十年代的四季歌

迟子建

春:外祖母的灶火

外祖母说:“猫儿,你去给姥姥抱块袢子!”

我撅起嘴,磨蹭着走向院子的袢子垛。

柈子就是柴火,七十年代的大兴安岭,家家户户烧的都是桦子。鲜树不能做袢子,得是风干了的被狂风掘了根的倒木,或是虽然站立着,却已被雷电打死的枯树。将它们锯得一截截的,再用斧子劈成块,柈子就成了。袢子有松木的,也有白桦木和水冬瓜的。松木柈子大多有松油,烧起来火焰旺,金红色,散发出浓烈的松香气;白桦木袢子的火焰橘黄色,香气也有,不过非常淡,得觑着鼻子仔细闻;青皮的水冬瓜柈子,火焰倒是好看,能发出太阳般的白炽光焰,可它没香气,而且不抗烧,在炉膛趴上半小时吧,就灰飞烟灭了。所以外祖母一看家人拉回了水冬瓜,就会撇嘴,好像谁领来了一个病病怏怏的丫头,非要做她的儿媳似的。

柈子垛高高的,我矮矮的;袢子垛像头肥实的花母牛,而我则是它蹄子旁可怜的蚂蚁。我讨厌抱袢子,一不留神,袢子身上丛生的木刺,就会扎了我的胳膊或手。刺扎得浅,用针挑出来,忍个瞬间的疼痛就是了;若扎得深,难以拔出,皮肉就像是钻进了一条毒蛇,火烧火燎的,晚上连觉都别想睡安稳!

外祖母分派我做活的时候,是一九七。年,我满六岁。那年夏天,母亲将我送到漠河乡的外祖母家。由于年幼,在父母身边时,我不做活,见天地除了吃和睡,就是淘气。可是外祖母觉得像我这般大的女孩该调教了,所以母亲一把我撂下,她就教我抱桦子,倒尿罐,抹桌子扫地,洗手绢和袜子,这些小活,她认为不可小视。

我不愿意外祖母叫我“猫儿——”,我有小名的,叫迎灯。只不过因为我四五岁的时候,在托儿所与小朋友抢苹果吃,挠伤了人家的脸,就落下个“老猫”的外号。外祖母一叫我“猫儿——”,我就气鼓鼓的,感觉自己不是人,跟猪狗一样了。

外祖母是个小脚女人,又矮又瘦。她明净的瓜子脸,骨碌碌的黑眼睛,快五十的人了,看上去却一派少女的神情。她头发自得早,那发髻套里塞着的头发,就像一网银鱼!她喜欢白衣黑裤,不管太阳多么晒,她的肤色都是白皙的。她说话语速快,跟她干活一样利落。无论冬夏,她总是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

外祖母家的早饭从不对付,稀的干的都得有。干的永远是烤得外焦里嫩的火烧。稀的呢,秋冬时节是粥,小米粥或是玉米糊糊;春夏时节依仗着菜园的蔬菜,汤就登场了。菠菜、小白菜和西红柿,是汤的主角。汤的配角永远是香菜,外祖母把它们切成碎末,每种汤出锅时都要撒上一层,让它们像绿珠子一样在汤上滚动。除了这些,外祖母还得给外祖父准备酒肴,他一早一晚要喝酒的。酒肴是煎鱼,或是小葱拌豆腐。外祖父晚年在公社打更,晚出早归。他早晨交完班,大约五六点钟的样子。他一进家,外祖母就把酒菜摆上桌了。冬天的太阳出得晚,外祖父坐在圆桌旁喝酒的时候,还得掌灯。等他喝完酒,我从炕上爬起来,油灯就灭了。天边是红的,外祖父的脸膛也是红的。不过外祖父脸上的红,是酒气给熏染的。太阳出来了,外祖父倒在炕上睡去了,馋嘴的我顾不得梳洗,直奔饭桌,享用剩下的酒肴。

我和外祖母睡在东屋。东屋有一铺大炕,刷着蓝油漆,光溜溜的。光溜到什么程度呢?不仅能照人,猫在上面走,往往爪下打滑,侧歪了身子。被褥整齐地摞在炕梢,用蓝方格布苫着。为什么不能放炕头呢?因为炕头挨着火墙和灶坑,它们烧得太热的时候,被褥就成了烧饼,会被烤成焦黄色。那时候的布匹和棉花凭票供应,伤了被褥的脸皮,损失可就大了。

外祖母喜欢讲鬼神故事,晚上她钻进被窝,嘴里就会蹦出妖魔鬼怪,我听了害怕,一怕就想撒尿,可尿罐搁在门口,屋子黑漆漆的,我不敢下地。外祖母只好翻身摸出手电筒,射一束光为我壮胆。往往我撒尿后哆哆嗦嗦回到炕上,她就不说故事了,大约觉得我听怕了再去撒尿,浪费手电筒的亮儿,不划算。外祖母睡了,我却睡不着,想知道那些故事的结局,于是就用痒痒挠把她挠醒。外祖母的枕头下除了放着手电筒,还有一个用晒干的玉米棒子做成的痒痒挠。我挠醒她,问:“姥姥,后来怎么样了?”外祖母迷迷糊糊中嘟囔着:“怎么样了——”然后叹口气,说:“这么样了——”随便讲几句,给鬼神一个去处,把我打发了,复又睡去。她也不能不睡,不仅一家人的早饭等着她做,一个院子的牲畜和家禽,也会在醒来后,张着嘴朝她乞食。

漠河乡那时也就二百来户人家,几乎家家独门独院。房子大都是木刻楞的,房前屋后有广阔的菜园。由于与苏联交界,而中苏关系紧张,所以尽管从外祖母家到界河走一刻钟就到了,大人也不让我们小孩子独自到江边玩。说是对岸高鼻子的老毛子坏,万一江上的巡逻艇靠过来,把我们抓过去,就会喂狼了。

那时最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苏联那么坏,太阳却要从它们那儿升起呢?因为从东窗望出去,近处的是私家菜园,再远一点的是公社的黄豆地和麦田,而过了麦田,下一个坎儿,就是黑龙江了。黑龙江的这岸是漠河乡,对岸就是苏联的山峦。每天早晨,我是看着太阳从那儿升起来的。

外祖母家的东边,住着一个苏联老太太。她七八十岁的样子,独居。她个子高高,肤色白皙,高鼻深目。她是建国前逃过来的,嫁了个中国马夫,生了两个儿子。可是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那个男人怕受牵连,抛下她和孩子跑了。

苏联老太太的儿子我只见过一个,他那时四十多岁了吧?沉默寡言,黧黑干瘦,光棍一条。他膝下有个叫春生的十多岁的男孩,是他弟弟过继给他的。春生是个三毛子,浓眉大眼,不灵光,总干傻事。每隔一两天,他都要来给她奶奶劈柴挑水。做过乡长的外祖父,不让我去苏联老太太家玩,说她家政治上有问题。我不懂政治,只懂得愣头愣脑的春生是好玩的,春生奶奶家的蚕豆是诱人的。所以春生一来,我就从自家菜园越过栅栏,跳到她家的菜园,再溜进门去。那道木栅栏比我高不了多少,鸡都跳得过去,别说是我了。她家的狗认得我,一见我就摇尾巴。我乐意看春生干活,喜欢听他说话,更愿意进屋吃蚕豆。苏联老太太喜欢穿条宽松及膝的古铜色裙子,头上包着三角头巾。我一来,她就把我抱到一个高背椅子上,端来蚕豆给我吃。她炒的蚕豆浓香酥脆,妙不可言。我嘎嘣嘎嘣嚼蚕豆的时候,挂钟里的钟摆“滴答滴答”地摇摆,一副馋昏的模样。

苏联老太太基本不说话,像个哑巴。我吃蚕豆的时候,她坐在一旁专注地看。等我吃完了,她把我从椅子上抱下来,拉着我的手,带我跳舞。她跳的舞,基本就是驴拉磨似的转圈。估计我满脑子的糨糊吧,转个三五圈就迷糊了。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不让我栽倒,然后放声大笑!春生一听见他奶奶笑,会撇下手中的活儿跑过来,扶着门框,探着头,跟着嘿嘿乐。

外祖父睡了一头晌,下半晌就精神了。若是冬天,他下午会提着弯把锯,将整根的木头横在人字形的踞架子上,截桦子。拉锯声流水一般,清脆悦耳。偶有喑哑,那是松油捣的鬼,它们黏着锯齿了。锯末子白花花的,像雪花。锯末子不能扔掉,将它们稻谷似的扫成一堆,转年春天晾干了,可以撒在天棚顶上,做房屋的保暖层。而其他季节,外祖父下午是在菜园劳作,打垄、铲地、拔稗草、架豆角架、间苗、施肥或是打农药。外祖父在菜园干活的时候,我喜欢凑过去,缠他讲故事。他的故事跟外祖母的不一样,没有鬼神,都是人的故事。

外祖父从山东逃荒过来,吃尽苦头,早年在老沟给日本人采过金子,见多识广,所以他的故事很传奇。他说日本工头坏,动不动就使鞭子,但做饭的日本人好,和善,烤的烧饼管够吃。他说苏联人讲义气,漠河乡发大水时,他们开着快艇来救中国人。不过苏联士兵不好,帮着收复东北时,尽睡大姑娘。他还说以前这地方窑子很多,不仅是中国的,连俄国的日本的窑子娘们也来做营生,从淘金汉怀里掏钱。窑子和窑子娘们是干什么的,我懵懵懂懂,就问他的钱也被掏了吗?他很生气,伸出大巴掌要打我。我赶紧逃,一边撒丫子跑一边喊:“哈酒了!”外祖父的山东腔,总是把“喝酒”说成“哈酒”。没想到我故意气他,他倒呵呵乐了。

外祖父比外祖母大了近一句,四方大脸的。虽然他脸上皱纹不多,但因为驼背了,给人衰老的感觉。他当乡长的时候,常拿自家的东西给公家,气得外祖母拿起拴牛的绳子,威胁他要上吊。外祖母并非小气,只是觉得公私要分明。母亲对我说,闹饥荒的时候,家家吃不饱,外祖母看着邻居家断了顿,一家老小几天没吃东西,全都饿倒在炕上,便把家里仅存的一点米匀给邻居救命。自家的米少了,她就用一把米煮一大锅粥,上面撒点干萝卜缨子。挨过饿的人没有不爱惜粮食的,外祖母要是看我碗里剩了几粒米,会吆喝我吃干净了;而她喝粥,最后总会擎起碗,舌头绕碗边一圈,将粥汁舔光。P1-3

序言

优秀的短篇小说,常常拥有一种静默的力量。它需要你长久地驻足于叙事之中,品味,沉思,怀想,乃至拍案惊奇。犹如诗歌,它是作者与读者在心智上的审美较量,或感知力上的巅峰对决。阅读短篇,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叙事的探险之中,在话语的迷宫之内,通过彼此不同的招式,与文本形成心灵上的撞击。——是的,一些优秀的短篇,往往不是花招频繁的快攻,而是悠闲自得的太极,力量都在看不见的一推一拿之中。

这种静默的力量,是短篇特有的魅力,也是它与这个时代构成紧张关系的缘由之所在。毕竟,更多的人愿意快速地翻动鼠标,直觉地打量世界,而不喜欢长久地徘徊于文字中,理性地寻找文字背后的快意与思考。所以,很多人都说,在崇尚速度和感官的今天,短篇小说已成为“时代的孤儿”。

事实也似乎在印证这一判断。从总体上看,2011年的短篇创作,不仅数量上偏少,而且很多作品在质量上也不尽如人意——在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中,短篇总是寥寥无几;一些短篇写作的高手,也鲜有新作问世;大量的短篇,显得心浮气躁,或醉心于某个单薄故事的营构,或为一两个荒诞细节虚张声势。与中长篇小说相比,短篇确实显得有些落寞。

回顾2011年的短篇创作,就我的阅读视野而言,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叙事上的粗糙,作家没有尽心尽力去玩索。有很多短篇的故事胚胎很不错,然而作者在驾驭结构或处理细节时,却粗枝大叶,过于轻率,使人读来难以信服。像王祥夫的《真是心乱如麻》就非常典型。一个无家可归的保姆照顾一位子女在海外的老人,有吃有住有工资,当然很满意。可是,当老人突然死去之后,保姆为了保全自己的生活,面对海外子女隔三差五的电话,居然通过简单的搪塞,与死者同居了数月,且在叙事情节上没有提供任何较为充分的逻辑支撑,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当然,更多的短篇还是在情节的转换处用力不够,或打磨不足。像于怀岸的《遇害者》、刘荣书的《父亲的捕鱼船》、须一瓜的《小学生黄博浩文档选》、马晓丽的《杀猪的女兵》、关仁山的《镜子里的打碗花》等,曾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然而,当我再度细细地品味时,总感到要么其中的一些细节处理生硬,不够自然圆润;要么在关键之处,缺少必要的情节铺设;要么在处理复杂的对抗关系时,形而上的升华能力不够,影响了作品的内蕴。如胡学文的《关系》,让人自然联想到卡尔维诺的短篇《一对夫妻的奇遇》,然而它在叙事的情感穿透力上,在人物关系的调度上,都过于戏剧化,削弱了文本应有的情感深度和内在韵致。

邓一光在本年度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圳生活的短篇,包括《宝贝,我们去北大》、《乘“和谐号”找牙》、《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深圳在北纬22。27’-22。52’》、《罗湖游戏》等等。这些作品以略显诙谐的笔触i书写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深圳一带的生活,而且作者常常直取场景,不对人物进行来龙去脉的纠缠,借助横截面式的叙述,迅速凸显小说的内涵。但是,每每读来余味不足,叙事背后少了些蕴藏的内力。

其实,这也是近年来短篇小说创作普遍存在的问题。喧嚣,果断,好看,甚至不乏某些戏剧性的人生况味,烟火气十足,但缺少可以回味的空间,更缺乏叙事背后的张力,很难感受到某种穿透文字之后的、静默的力量。所谓静默的力量,看起来似乎很抽象,有时是形而上的哲思,有时是读者生发出来的隐喻,有时只是一种人性的微妙情态,但这些东西是短篇的精妙之所在。朱光潜先生曾说:“理本寓于象,哲学科学的探求止于理,有时也要依于象;文艺的探求止于象,但也永不能违理。在哲学科学中,理是水中提炼出来的盐,可以独立;在文艺中,理是盐所溶解的水,即水即盐,不能分开。文艺是一种‘象教’,它诉诸人类最基本、最原始而也最普遍的感官机能,所以它的力量与影响永远比哲学科学深厚广大。”文学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象”中永远包裹着各种耐人寻味的“理”,这种“理”不一定是形而上的意义,也可以是心志和情态。短篇尤要如此,否则就没有“味儿”。  就此而言,2011年的短篇中,颇具“象教”意味的作品有迟子建的《七十年代的四季歌》、铁凝的《海姆立克急救》和《告别语》、张惠雯的《爱》、梁晴的《钻石般的》、宗璞的《琥珀手串》、哈金的《作曲家和他的鹦鹉》等等。这些短篇都是立足于最庸常的生活,但是作家们总是能够见微知著,从那些细微的生活部位,以“象”示“理”,又借“象”藏“理”,让人读完之后如鲠在喉,须经过反刍、回味和思索,方能悟到其中的一些意味。像《七十年代的四季歌》,宛如一首温馨的童谣。它以一种童稚的眼光,在略显懵懂的语调中,却呈现了沉重历史背后的别样生活。它温暖而又沉郁,欢快之中夹着淡淡的忧伤,单纯之中包含着复杂和锐利,弥漫了乡村社会特有的伦理一气息,以及人物对命运的顽强抗争,让人不自觉地想起萧红笔下呼兰河的世俗生活。从姥姥到祖父,从母亲到父亲,四季的景象映衬着四位长辈特立独行的性格,也勾勒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包括他们面对吊诡的历史和不幸的命运所体现出来的抗争方式。

铁凝的《海姆立克急救》通过一个婚外恋的故事,让叙事不断挺进人物的内心,展示了某种“罪与罚式”的救赎意愿。面对丈夫郭砚的出轨,妻子艾理一次次将锐利的疼痛埋藏在心里,并不断寻找自我排遣的方式。一切努力失败之后,艾理渴望与丈夫坦诚地交流情感问题,不料因郭砚的推诿而情绪失控,在怒极而狂笑中被食物卡住喉咙窒息而亡。艾理是绝望的,她的死与其说是源于偶然,不如说是因为心碎。郭砚由此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并开始研究食物卡喉的急救方式,尤其是海姆立克急救法。这个“马后炮式”的急救法耐人寻味,它折射了郭砚内心挥之不去的负罪感和救赎意愿。于是,他反复演练这种急救法,甚至在与情人马端端的一次约会中,通过急救法实施了一场自虐性的惩戒,同时也让彼此回到了严肃的生.活面前,反省自身的欲望与生命角色之间的错位。

作家的另一个短篇《告别语》则是一篇直指人物内心感受的小说。朱丽从逃婚开始,就面临着个人意愿与社会伦理的巨大冲突。她知道,在巨大的、理性的、合乎逻辑秩序的社会现实面前,她的逃婚理由是说不清楚的,没有说服力的,也是苍白的。它只是一种潜藏在自己内心的感受,永远也找不到清晰的表述。所以,她逃到了远在京城的舅舅家。有意思的是,朱丽在一种不经意之间,迅速捕捉到了小宝的感受与她自己的内心意愿十分相似。它们共同指向现实伦理与个人真情实感之间的距离。当小宝最后对着小伙伴露露喊着“再见”时,这种告别语或许原本还有几分真情,但渐渐地在大人的表扬声中,又展示了几分无奈。尤其是小宝最后一次次扯着嗓子的重复,已经是一种反抗。他以迎合世俗的方式,在消解世俗的虚弱。朱丽从中领悟到了什么?是个人对现实伦理的妥协?还是一种率真的反抗?随着朱丽要给手机充电,朱丽将重新面对现实,她将会面向巨大的社会伦理打开什么?

张惠雯的《爱》显得庄重而又不乏轻逸之美。年轻俊朗的牧区医生艾山来到了草原深处,在一次牧民的宴会中,发现了一位娇小的少女,彼此互生好感。思恋从此盘踞在艾山心里,甜蜜而忧伤,温馨而孤独,迷乱而惶恐。作者以一种细致入微的笔触,缓缓地凸现了作为男人的艾山对爱的感,受能力,并借助人物的意绪,演绎了爱与生命的纠缠,“因为爱带来的欢愉和折磨在一些夜晚难以入眠,在白日里却又昏沉恍惚,这种美好的东西从不曾从世间消失过”。这种微妙的情感体验,被作者描绘得异常生动。

晓苏近来年一直热衷于短篇创作,且越来越注意“象”中寓“理”的审美策略。他的《花被窝》叙述了一个隐秘而又温馨的故事。留守女人秀水和李随有了暧昧关系,但她最怕的是婆婆那双无处不在的眼睛。如果这事被婆婆发现了,那就意味着远方打工的丈夫也会立即知晓,而她作为女人的名声也就彻底崩落了。于是,她处处小心,时时留意,但在有意无意之间,婆婆的眼睛总会盯在那些偷情的“物证”上,包括她刚刚晒出来的那床花被窝上潮湿的印痕。这让秀水万分惊恐。而在随后的焦虑之中,她又意外地发现了婆婆年轻时的隐情。原来,身为女人,都会有一些难以言说的情感际遇。重要的是,婆婆替秀水守住了秘密,而秀水也渐渐懂得了女人应有的善良和宽宥。

梁晴的《钻石般的》以子女的眼光,缓缓地呈现了父母之间的深厚情感。这种爱,超越了时空,超越了嫉妒,也超越了所有的言语表达,以极为默契的方式,纵横在彼此的心灵之间。小说巧妙地利用了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昵关系,动用了一些戏谑性的语调,使整个叙事洋溢着特有的亲情伦理,纯粹,轻松,再现了父辈们生的满足,死的安宁。宗璞的《琥珀手串》也是如此,只不过叙述上更显沉稳。

值得一提的,还有万玛才旦的《乌金的牙齿》和龙仁青的《水晶晶花》。前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质疑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带着浓厚的宗教情怀,推衍了作为普通人的乌金和作为转世活佛的乌金之间的差别,以小小的童趣来观照成为众人景仰的乌金,勾连了其内心深处的孤独,同时也展现了乌金心中的慈悲之怀。后者则通过少女央珍对一个失意少年的拯救,讲述了一个有关活着的寓言。它没有理性而深刻的道理,一处百灵鸟的小巢,一次挤牛奶,几番朴素的对话,便让少年感受到了“活着”的珍贵,也让我们体会到草原牧民对生活及生命的热爱、尊重和感恩。近些年来,我读到不少藏族作家的小说,都有一种特殊的质感,简约却不简单,明净的叙事背后,总是渗透着一些极为深远的境界,隐喻了人生中诸多形而上的问题。这两个短篇也非常典型,读来耐人寻味。

在2011年的短篇中,更多的作品都是书写我们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这一方面是我们的生活本身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另一方面也是整个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向,即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它的背后,甚至涉及日常生活的诗学重建问题。我当然无法在此深究这一论题,而只想说明,当小说不断逼向五彩缤纷的日常生活之时,其实也表现了作家们对“象”的不断关注,对叙事丰盈度的自觉追求。“理”溶于“象”,“象”毕竟是小说艺术的直接载体。

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关注中,范小青的《我们的会场》以异常轻快的叙事,围绕着单位里的年终总结会,展示了官场文化中特殊的身份意识。对于黄会有所在的单位来说,年终总结会本身只是一种形式,但上级主管部门的一把手若能光临,性质就不一样了,至少说明一年来的工作已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因此,年终总结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上级领导召开的会。黄会有忙里忙外,终于让会议开得十分成功。然而,宴会结束之后,黄会有意外发现,会场却在公墓的旁边,令他心理一阵惊惧。但他没有想到自己却因祸得福——原来主管领导的父母就葬在这个公墓,领导很高兴。领导的高兴,是年终会议核心意义之所在,也是黄会有能力的直接体现和证明。

朱辉的《吞吐记》则动用了诙谐灵动的语言和极为生动的比喻,呈现了当下都市青年人近乎无奈的婚姻生活。“凤凰男”徐岛身为大学讲师,职称上不去,挣钱不多,老家常来人,租房而住,导致妻子孟佳常有怨言。即使徐岛使出浑身数解,依然危机四伏。是他们不相爱?是彼此的个性太强?是第三者介入?都不是。是世俗的需求,是房子、职称、收入……这些常态的物质欲求,已牢固地盘踞在人们心中,并剥夺了人们相爱的能力,也动摇了人们相爱的信心。徐岛渴望做一根舌头,在婚姻的碰撞中保存自己,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夜正长,路也正长。

而余一鸣的《剪不断,理还乱》则讲述了一对姐妹的婚姻困局。大大和小小的两个家庭都是典型的暴发户,当年打拼事业时夫妻恩爱有加,可是现在,她们的丈夫都养起了二奶。面对这种难以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作者从这对姐妹的视角出发,鲜活地展示了她们外强中干的性格特征,以及逆来顺受的命运。身为女人,她们渴望反抗,然而身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又只能选择忍受。她们以自己破碎的身心,诠释了这个欲望缭乱的时代,也展示了男权与金钱结盟后的强悍现实。

田耳的《老大你好》将网络上的江湖集团移到了现实之中,演绎了一场生猛鲜活的生活闹剧。网游里“一统江湖行会”的老大光临佴城,于是一帮兄弟按行会里的角色,呼前拥后倾力款待,一派江湖气势。生性怯弱的小丁,虽然也以,“十步杀一人”的网名在老大的麾下打打杀杀,但终究适应不了现实中的江湖做派。随着老大移居到小丁家,匪气日显,小丁更是显得步步惊心,结果还是因老大嫖娼被妻子廖琼强迫洗地敬神。网络江湖中的老大。终于败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位女性手里。但这篇小说的用意并不在于此,而是将网络、现实、人类内心的本能式梦想交织在一起,为无数庸常之辈描绘了一幅现代生存图景。

徐则臣的《轮子是圆的》叙述了一个小人物咸明亮的颠簸人生,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一种朴素的理想对于一个平凡生命的巨大支撑。咸明亮有点像阿Q,无论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都会用一句“轮子是圆的”来获取心理平衡;但他又不同于阿Q,有着自己明确的理想,那就是开车,甚至渴望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结婚、车祸入狱、出狱离婚、京漂……无论命运多么不济,成明亮都保持着特有的生活热情。他甚至利用修车的废弃零件,拼装了一辆“野马”小车,在北京深夜的街头急驰,尽享生命与理想的飞翔之感。

计文君的《帅旦》叙述了女人菊书为了房子争斗一生的辛酸史。这很有中国特色。青年时,菊书为争取祖辈房产而耍威,中年时为讨回房产而奔波,晚年时为拆迁补偿而中风,即使拖着病残的身体,她还坚持买下远郊的一处小院。原本喜欢端庄知性的菊书,面对风云际会的现实,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扎靠插旗,想要扮威风八面的帅旦”,虽然她最终为家庭建立了立足之地。但一生却荒废在这苍凉的抗争之中,再也无法回到曾经的梦想。

甫跃辉的《巨象》是一篇耐人寻味的寓言小说。它通过一个奇特的梦境,巧妙地演绎了一个漂泊在都市之中的青年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没有亲情,没有金钱,没有依靠,李生像一片树叶,穿行在现代都市的欲望丛林里。他渴望寻找自己的归宿,但是与女友的关系总是若即若离,且饱受屈辱。于是他转向更弱的小彦,以期获得尊严的自我确认,结果又在游戏中l深深地伤害了小彦,也使自己从此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一方面是被伤害,另一方面是伤害,受虐的疼痛和施虐的快意,交替出现在李生的生活中,成为他进行自我抗争的特殊方式。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命运与现实双重挤压的结果。

朱日亮的《六亩地》叙述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隐秘情感。梁占元长期日夜劳作在自家的六亩地上,“六亩地像女人一样给了占元最好的回报,占元娶妻生子,儿孙满堂,至今身子骨仍很硬朗,占元就快六十岁,和六亩地相处了五十年,占元知道,六亩地伴着他生,也会伴着他死”。然而,一张征地通知打碎了他的梦想。城里楼房、进城落户、高额征地费、甚至孙子的未来出路……这些诱惑让儿子躁动不安,于是,软硬兼施之中,占元交出了六亩地,但也交出了自己的魂魄。孤独,落寞,继而生病,离开土地后的占元终于意识到自己成了无根之树,由是上演了一场最后的抗争。六亩地,十三姑,黑狗,荞麦面……这是占元赖以生存的条件,也是他内心安宁的支撑,但现代化的进程瞬间将它瓦解。

王秀梅的《高山流水》探讨了现代人的生活理想、艺术追求与欲望现实之间的错位问题,但叙述被安放在两个“中介者”的角色上,一个是雕塑家的朋友,一个是酷爱雕塑艺术的女子的丈夫。这两个中间人物在公园一隅偶遇,并于交谈中发现各自的朋友或妻子,居然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于是,这两个身陷俗世生活中的男人,开始讲述各自朋友或妻子对艺术理想的追求,以及所承受的各种遭遇。与此同时,这两位讲述人也呈现了各自微妙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特征,其中有迎合崇尚的成分,但也有一些来自内心的尊崇。

最富有意味的,还是东君的《听洪素手弹琴》。它用一种古琴般端庄素雅的语言,起伏舒缓的叙事节奏,清幽淡泊的意境,呈现了中国传统古琴的文化精髓在现代生活中的际遇。“好的木头,加上斫琴名手,如果还能遇上妙指慧心,是一张琴的福分。”同样,好的琴师,能碰上一位懂琴的听众,那也是琴师的福分。古琴的神韵,是斫琴、弹琴与听琴的身心统一,它为知音而来,亦为知己而奏,需要人的心性与它保持着近乎苛刻的默契。琴师顾樵终其一生,都无法碰上这样美好的境界,只能在世俗的洪流中委曲求全,不料弟子洪素手绝不买账.,愤然而去。洪素手弹琴,只为知音;洪素手弃琴,只因世间再无知音。这是古琴的命运,也是洪素手的命运。作者正是通过这个弱女子,将古琴的高洁心性演绎得不动声色,呈现出极具力度和韵味的艺术质感。

文字是静谧的符号,也是一种充满了弹性的符号,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具有得天独厚的伸展空间。好的短篇小说,通常会充分利用文字的这种静默姿态,以及它那特有的可塑性,有效地呈现出极为复杂的人性面貌。在2011年的短篇创作中,我常常会读到这类短篇。它们看似停留在一些生命的非常态叙述中,有时还显得有些“热闹”,然而它们又常在种种不经意的细节里,迅速拐进幽暗的人性,撬开那些无法言说的生存之,痛。这种痛,或与历史相关,或与现实相连,或是源于本能,或是种种内外因素的综合而致,但都让人驻足深思。为此,我特意选取了一组此类短篇,包括陈谦的《下楼》、篌晗的《永动》、权聆的《哈代诗篇中的神秘终结》、王小王的《第四个苹果》等。

《下楼》是一篇充满叙事智慧的小说。它避开了对沉重历史进行正面强攻的方式,巧妙地通过一个中国留学生与一位创伤心理学教授的短暂交流,缓缓打开了沉重而又深邃的历史之门,并让人们意识到灾难之后的余伤远未结束。无论是丹桂、杰里还是戴比,他们如此地关注人类的心理创伤,既是自救也是拯救他人,拯救爱。它将中国的“文革”作为一种内心隐秘的创伤性记忆,扩张到世界性和世代性的命题之中,尖锐,缠绵,幽深。同时在叙事上,它又声东击西,化繁为简,耐人寻味。

篌晗的《永动》也是讲述了一个有关心理疾病的抗争故事。由于长期奔波在不停晃动的铁路上,列车长于大海渐渐无法适应安静的家庭生活,先是失眠,继而出现幻听,导致妻子无法忍受而离婚。抛妻别女后的于大海,只好一边整日生活在列车上,一边寻找自我拯救的方法。遗憾的是,一晃十年过去了,他渴望的“永动床”没有购到,前妻当了几回“小三”之后依然单身,女儿则已赴美留学。特殊的职业使他只能生活在“永动”状态,没有人能够拯救他,好在前妻终于慢慢地理解了他,并在退休后陪伴他再度踏上列车。然而,如果将飞速发展的现实视为一列火车,每一个看似时代弄潮儿的我们,是否也会成为下一个“于大海”?我想,这也许是它的另一种隐喻。

权聆的《哈代诗篇中的神秘终结》则以一种轻盈、典雅而又神秘的语调,在一种盘根错节的故事情节中,慢慢凸现了一个女人内心的嫉妒。这种嫉妒,像一根无形的藤蔓不断地伸向四周,并随时绞灭自己的对手。警察的娘子虽然仗着家势而骄纵蛮横,但在公众视野里却终日捧着诗集。,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然而,随着律师裘德女人的出现,一切发生了悄悄的改变。裘德女人时髦的马裤,像一根火柴引燃了警察娘子的嫉妒之火。于是,新婚之夜,新郎律师溺毙河中;警察的娘子与男帮工私通,生下孩子溺毙之后,厨娘和男帮工随即被辞,继而又将死婴栽赃到律师妻子的身上。律师妻子走了,小镇恢复了平静,警察聪明地处理了男帮工,可是,人性却再也不能回到正常的轨道上,警察的娘子终于在嫉妒的折磨中疯了。

与权聆小说颇为相似的,还有张玉清的《每天一枚硬币》。它叙述了一个中年男人的窥淫症。它受制于人的本能,却无法面对现实的道德律令。于是,他只能借助隐秘的手段,满足自己畸形的心理欲求。从理性角度来说,赵正良无疑患有典型的心理暗疾,但这类暗疾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没有被正视过,因此愈来愈多的人只能寻找自己的方式去缓解这种疾病的折磨。小说的用力之处也正在于此。作者在整个叙事中所贯穿的一个核心目标,不是让赵正良直接去面对心理之疾,而是让他时刻提防疾病之上所负载的沉重伦理,包括因淫狎行为而有可能带来的声败名裂。

王小王的《第四个苹果》则是一篇直指人的内心之罪的锐利之作。它以三个相互交织的故事,通过不同的当事人以各自的视角,围绕着一次情杀事件,在反诘爱与恨的同时,追问了人的内心之罪。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恶魔,“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可多数人看不到自己的罪,都敢于向别人‘砸石头”’。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腰上几-?-都别了一根道德的大棒,可以随时挥向他人,却独独忘记了自己。只有当真正的悲剧出现之后,人们才开始在巨大的自我折磨中学会反省。

李浩的《国王和他的疆土》通过一种寓言式的叙述,展示了两个君王之间隐秘的权术较量和人性较量。说穿了,这也是一种人性内在的隐疾,一种精神施虐的畸形心理。小说从强权开始,以无声的羞辱为手段,不断地展示了人性中的刁蛮与奸诈。国王A侵吞了国王E的国土,将他虏为臣民。表面上,国王A封他为“肉袒公”,让他衣食无忧,然而在这种李后主式的生活中,国王E终日沉浸在“往事不堪回首”中。于是,他在院子里养了一群鸡,希望与它们重构一种往日的“君臣生活”,结果被国王A巧设计谋,步步羞辱,直至全部扼杀。它隐喻了权谋、诡术与人性的荒凉,亦折射了作者精深的思索。

钟求是的《皈依》、陈河的《水边的舞鞋》和王手的《西洋景》都是从现实出发,凸现了日常伦理笼罩下的生存尴尬,换言之,也体现了人性的某些痼疾。像《皈依》,就饶有意味地叙述了一对中年夫妻的精神空虚症。衣食无忧且又没有工作压力的一对夫妻,原本过着平庸但很安宁的生活,然而随着妻子松芝对佛教的皈依,彼此之间便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先是因为宗教信仰的要求,丈夫从食物到性都频频受到限制,继而丈夫开始频繁在外聚会,甚至勾搭上一位小情人。尽管这个家庭暂时还没有出现崩裂,但是,面对皈依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活问题,这对夫妇显然都没有准备好。同时,在皈依的背后,作者其实还揭示了一个被人们普遍忽略的生存镜像,那就是生活小康之后,我们如何充实自己的精神?我以为,这是《皈依》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思索的现象。

《水边的舞鞋》则将华美与惨烈交织在一起,通过丁加舜的心理感受和恐惧阴影,展示了生命表象背后难以厘清的人性面貌。芭蕾舞演员的精神分裂症,五岁女孩被溺毙浴缸,从未见过游泳的妻子深夜游泳,不自觉地买了一辆与房屋前主人公相同的车……在那些看似正常甚至不乏体面的生活背后.总是有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事,迎面而来,神秘,诡异,猝不及防,并一步步规约着丁加舜的生活。

《西洋景》延续了王手一贯的暧昧性叙事,耐心十足地捕捉那些两性之间的私密情态。柯依娜和龙海生为了享受偷情的愉悦,只能不断地在时间和空间上“捉漏”。无奈都是上班族,“漏”很有限,只有午休那点时间,因为时间有限,地点也就更加有限,于是就选择电影院,包括地下停车场。随着他们频繁地“捉漏”,一幕幕“西洋景”终于在眼前打开,大学老师式的约会,男女服务员用屁股调情,车库保管醉心偷窥……从上层白领到下层民2r_。太多人都在为情欲奔波,但最终受到处罚的却是保管。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默许他人调情,却不容旁人窥视。

张爱玲说,生活是一袭华丽的旗袍,里面长满了虱子。其实,生命亦然。无论你拥有多么健康俊朗的肢体,拥有多么可入的外貌,若深入到人性深处,都会发现或多或少的虱子。尤其是在今天,在世俗的欲望像章鱼的触须一样四处乱舞的现实里,作家们正视这些人性里的虱子,无疑也体现了他们对于这个时代里生命的尊重和体恤。  2011年10月于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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