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50年来，本书作者彭一万先生循着先人“唐山过台湾”、“唐山下南洋”的足迹，几乎跑遍了台湾全省和南洋各国。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许多朋友，发掘了不少史料，领悟到厦门与台湾、厦门与南洋的文化情缘，在报刊上发表了上百篇文史札记。编者根据“围绕主题，分栏展开”的原则，选择其中若干篇文章，集印成册，作为厦门文史丛书保存。这就是目前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厦门跨海情缘》一书。

所谓“跨海”者，即跨越海疆，“唐山过台湾”、“唐山下南洋”也。明清以降，厦门成为大陆居民赴台、“过番”的主要渡口，也成为华侨、外国人进出中国的跳板。1945年，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梁披云先生就任海疆专科学校校长时说：“海疆的范围，不限于台湾；海疆的建设，更不限于沿海；海疆学校的教育，应以培育海外建设人才为其主要目标。”这是对跨海、海疆的最佳说明。

厦门与台湾的各种缘分，贯穿其间的红线是亲情之缘。这种情缘，在厦门与南洋、厦门与华侨之间，也有全方位的体现。因此，本书以《厦门跨海情缘》命名。

近50年来，《厦门跨海情缘》作者彭一万先生循着先人“唐山过台湾”、“唐山下南洋”的足迹，几乎跑遍了台湾全省和南洋各国。

仅以此书，向辛亥革命100周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献礼！

序言

前言

南洋晚晴厦门情

 同安奇女子女中伟丈夫

 踏寻孙中山与陈粹芬的遗迹

 新加坡晚晴园与辛亥革命

 孙中山与厦门的不解之缘

板桥传芳菽庄吟

 台湾首富林维源

 菽庄园主林尔嘉

 菽庄后裔林克恭

 龙溪山色绕芳池——记台北板桥别墅

 藏海园林寓台瀛——厦门菽庄花园探美

政坛沉浮海疆缘

 遥忆紫阳曾属望——朱熹与金门

 手挽沧溟誓不归——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

 泪波直注海东头——陈宝琛的台湾情结

 宦海沉浮六十年——许世英其人其事

 抗日复台先锋翁俊明

文坛往事记名家

 首访厦门的台湾记者魏清德

 首到厦门的台湾医生作家赖和

 乘风驭气万里征——读陈桂琛的诗

 遥望南天吊诗魂——怀念潘受先生

 教育巨擘 诗坛泰斗——梁披云的生平与诗作

 吐纳珠玉 卷舒风云——施学慨和他主编的《回归诗词百首》

艺坛奇葩两岸亲

 厦门是台湾“文明戏”的摇篮

 海峡两岸共同创办的美术学校——“厦门美专”回眸

 林学大与南洋艺术学院

 设计新四军臂章的台湾艺术家庄索

 海峡艺坛奇才余承尧

 江文也的厦台情缘——纪念江文也诞辰100周年

 科学与艺术的结晶——电动感应雕塑艺术家蔡文颖及其作品

 台湾电影开拓者白克

 “艺术全才式”的台湾影视导演曾仲影

厦台教缘源流长

 同安高僧 定光古佛

 反清志士 落发为僧

 会泉法师 六赴台湾

 台湾首尊肉身菩萨慈航法师

 台湾首位博士高僧印顺导师

 鼓浪屿僧人开创台湾佛教大法派——林觉力法师与苗栗大湖法云寺派

 基督教从厦门东传台湾

慈济文化同根生

 南投龙德庙吴真人传说

 海沧保生大帝慈济文化节巡礼

闽台同俗话时节

 闽台同俗过除夕

 闽台同俗闹元宵

 闽台同俗祭清明

 闽台同俗端午节

 闽台同俗话“七夕”

 闽台同俗庆中秋

 黄菊正开秋未老——闽台重阳节诗话

 闽台同俗过冬至

后记

林维源(1840—1905)，字时甫，祖籍福建龙溪(今龙海)，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台北淡水。少年时代，与其兄林维让一起到厦门，拜举人陈南金(梦三)为师，他的聪敏才智甚得老师赏识。1857年，其父林国华去世，他在19岁那年，从厦门学成回台，与兄长林维让共同继承父业“林本源记”。他在台湾苦心经营了50多年，将家业推到了巅峰状态，使林家成为台湾首富，他自己则成为台湾第一绅士，爱台爱国“政商”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克勤克俭，精心理财；一方面乐善好施，保护台湾。林维源的先祖善于致富，父辈善于守富，而他则善于用富。

清光绪二年(1876年)，福建巡抚丁日昌视台，筹商防务。林维源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家岂为富不仁者?”遂征得兄长同意，捐洋银50万两(折合纹银36万两)。1877年，山西、河南两省大旱，林家捐款54万元。1878年，这两省灾害又起，林维源生母钟夫人用私房钱捐纹银2万两，清廷赐“尚义可风”牌匾。1879年，台北府知府陈星聚奉命建造台北府城，林维源负责督修一部分城墙和城楼，并捐资13200元；同年6月25日，他捐献海防军费60万两银，荣任内阁中书(清内阁属官，掌管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事)，追赠三代一品封典，赐建“乐善好施”坊于台北新庄。他还同厦门人李春生一起捐资，模仿西式建筑，在台北大稻埕合建千秋街和建昌街，吸引中外商家到此营业，为台北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基础。1883年，他捐银20万两，办理团练，招募水陆勇士，以应防务之需。

1884年，刘铭传到台湾任职，督办军务。此时，法国侵略者突然调兵攻打台湾，爆发了中法战争。法国舰队司令孤拔率舰进犯基隆，刘铭传率军守卫，大败法军。林维源也纠合林氏族人500多人，开赴淡水沪尾前线助战。为解决北台湾各军粮亏饷缺的难题，林维源又捐银20万两。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十二日，台湾正式建省，刘铭传就任台湾省首任巡抚。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建设，林维源大表支持和拥护，捐献50万两银作为“善后经费”。

热心协助开发台湾

刘铭传一上任，即推行建设计划、抚垦工作、清丈赋课等政策，奠定了台湾走向现代化的基础。林家躬逢其盛，参与其事，林维源更是找到了一个展示智慧和才能的平台。

刘铭传将“招抚生番，清除内患，垦殖番地，扩张疆域”列为治台急务。1886年6月，他奏设台湾抚垦总局，自己兼任抚垦大臣，而任命林维源为帮办抚垦大臣，实际综理全省抚垦工作。林维源对此极为用心，文治武功，刚柔并济。他在抚垦总局下设立义塾，收容几千名番童，施与教育；在台北天后宫设立番学堂，除授课外，每3天1次，到台北城中参观，以开启他们的眼界。林维源每年好几次率领大溪的男女番民，到板桥参观文物。抚垦制度获得了良好效果，“全台生番，一律归化”，台北沿山的番地也遍植茶树，没有旷土，而宜兰则开设河道，垦田万亩。

刘铭传治台的另一项贡献是清丈赋课，以广税源。这是由于台湾成为大陆移民的据点以来，地籍制度一直没有建立，必须进行改革。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刘铭传委托林维源负责北台湾的清丈工作。林维源督率一班人马，对一家家、一户户的田园、土地进行勘丈、校核，按亩数及肥瘦，增减定赋。由于规划精详，处置公平，或疏或解，做到上利国家，下裕民生，受到广大群众欢迎。两年后工作完成，多清理出400多万亩田园，原来税赋一年收入18万两，一下子激增到70万两。清廷大喜过望，授林维源太仆寺正卿(太仆寺为掌管舆马、牧畜等事务的机构，正卿为从三品官)，赐侍郎衔(相当于副部长级)。

在实业方面，刘铭传眼光独到。他深感建设港口的重要，光绪十三年(1887年)，设立招商局，以林维源为总办，着手测量基隆港道，动工疏浚，连接铁路。光绪十六年(1890年)，刘铭传设立蚕桑局，以林维源为总办，李春生为副手，种桑于观音山麓，以养蚕织布。台湾茶业遭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茶业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刘铭传谋求改革，在高山巨岭上推广种茶，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挽回颓势，并增加税收。林维源率先响应刘铭传的计划，成了台湾最大的茶商，林家的“建祥号”，资本额高达12万元。

精明能干的林维源深深懂得，结交官府，获取官位，可以更好地保护家族财产和生命安全，又能取得实际利益。例如，他任全台抚垦大臣，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已辟地7万多亩，佃户四五千家，岁收租谷26万石。林家又从这里打开通往其他实业的道路，例如采收樟脑，进入房地产市场，建设港口等，从传统农业，转向都市产业，走一条多元化的经营之路。事业鼎盛，资金雄厚，在他的手中，兴建了板桥林家花园。可以说，林家在林维源时代，任官最大，财富最多，风云际会，交游广阔，触须伸展到台湾的各个角落，将政商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

刘铭传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以病恳辞，告老还乡，所有计划搁置。继任的邵友濂，尽弃刘铭传的改革新政，百兴俱废，林维源只好回到板桥别墅休养，读书习字，不问大事。但还是注意周济贫病孤寡，并在附近各镇设立义塾、义庄、义医，对公益事业，不辞劳苦。台湾史志认为林维源“设育婴，平坡路，创养济院以恤穷黎；修淡水志，以存文献；辟大观(诗)社，以惠士林；督办台湾抚垦事，凡筑铁路，开煤矿，建行省，筑城垣，无不参与”，对台湾贡献巨大。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林维源受命为督办全台团防大臣，报效三营乡勇，自备粮饷，择险据守。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十八日，清廷准代理巡抚唐景崧向林维源借款100万两银以贴补防费。后又因粮饷两缺且战事紧张，清廷再令唐景崧向林维源借40万两银，林维源勉力再捐8万。怎奈清廷腐败，一击即溃，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竟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全台悲愤，决心死守，志士们于1895年6月17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林维源为议院议长。林维源起初答应就任，并献重金作为军费。但唐景崧虽然口头号召军民团结抗日，却行动迟缓，措施不力，关键时刻，他化装逃跑，仓皇带着巨资及妻儿，在美国税务司帮助下，乘德国“亚沙号”轮船逃到厦门。这给了台湾人民的反占领斗争以极坏的影响。林维源见兵多乌合，帅无斗志，于是，他不顾在台湾的大量资产，于6月25日夜，内渡厦门，在鼓浪屿向一个英国人购买了一幢洋楼安身，终其晚年，未再返台。P21-24

厦门本为弹丸之地，历史也不算很长，但由于有天然良港——渔港、军港、商港兼而有之；后来，“三港”突飞猛进，发展神速，使厦门崛起，在中国东南沿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厦门文化包含闽南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因素，是一种具有典型性、特色性、代表性的区域文化，根扎闽南，花开两岸，香飘四海，誉满五洲。近代，厦门成为中西文化交汇地，西洋宗教、西洋教育、西洋音乐、西洋美术、西洋电影，早在100多年前就陆续登陆厦门，既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又对厦门的民俗风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厦门建设经济特区，成为改革开放最前沿，一国两制临界点，港、澳、台、侨、外以及民营企业云集厦门，文化的聚集性、交叉性、包容性十分突出，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个性。如今，人们论及闽南文化，首先就想到厦门文化。所以，我们要不断努力，包括在文史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有发掘、有发现、有发展、有提升，以对得起这种关爱。

所谓“跨海”者，即跨越海疆，“唐山过台湾”、“唐山下南洋”也。明清以降，厦门成为大陆居民赴台、“过番”的主要渡口，也成为华侨、外国人进出中国的跳板。1945年，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梁披云先生就任海疆专科学校校长时说：“海疆的范围，不限于台湾；海疆的建设，更不限于沿海；海疆学校的教育，应以培育海外建设人才为其主要目标。”这是对跨海、海疆的最佳说明。

厦门与台湾的各种缘分，贯穿其间的红线是亲情之缘。这种情缘，在厦门与南洋、厦门与华侨之间，也有全方位的体现。因此，本书以《厦门跨海情缘》命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厦门在近现代出现的人、事、物，诗、文、画，无不烙下深刻的闽台关系、闽侨关系印记，特别是一些代表人物，他们对厦门的崛起、闻名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时至今日，我们对他们应当有正确的评价，还他们的真实面目，并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们编辑、出版这方面的著作，热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进行讨论、争论和辩论，使我们的史料、论断更接近事实、真理，以免贻误后人。

厦门自古至今，始终是台胞、侨胞的祖地和原乡，台、侨是厦门的优势和特色，两者不可偏废；祖地、原乡文化应当大力弘扬并向深境发展，以顺应天时、地利、人和的历史机遇，符合慎终追远、恭敬自谦的伦理道德，使我们获得文化的安全感与和睦感。我们希望，在和平统一祖国的大业中，台胞、侨胞都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和能量，以台连侨，以侨促台，台侨联手，并肩同行。厦门可以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其中发挥桥梁、枢纽作用。这种情缘，“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唐·杜甫《春夜喜雨》)；这种愿景，“浩浩东海波，可以明我心”(明·陈子龙《咏古》)。

仅以此书，向辛亥革命100周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献礼！

编者

2011年1月

近50年来，本书作者彭一万先生循着先人“唐山过台湾”、“唐山下南洋”的足迹，几乎跑遍了台湾全省和南洋各国。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许多朋友，发掘了不少史料，领悟到厦门与台湾、厦门与南洋的文化情缘，在报刊上发表了上百篇文史札记。编者根据“围绕主题，分栏展开”的原则，选择其中若干篇文章，集印成册，作为厦门文史丛书保存。这就是目前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厦门跨海情缘》一书。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福建省、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北京市、上海市等地的朋友、学者和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提供了大量资料、文献、图片乃至光碟、录影带，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厦门建安集团董事长孙吉龙先生、厦门市公园管理协会会长林建载先生，为写作提供线索和机会，还帮助拍摄不少珍贵照片，为本书生色不少。

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厦门大学出版社薛鹏志编辑，耗费了大量心血，对文稿重新梳理，拟定章节标题，改动文章题目，删节重复部分，围绕主题布局，使全书增强了条理性和可读性。

在资料搜集和整理方面，台湾文史学术界做了大量工作，出了很多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两岸关系，特别是闽台、厦台关系研究资料，相当多资料保存在台湾，尤其是设在台北的“中央研究院”、“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设在嘉义的“国史馆”，设在台中的原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等，除了保存，还整理和出版了许多珍贵史料甚至“特种档案”，为我们厘清史实、解密解谜，提供许多第一手资料。一些大学、图书馆、学术机构乃至同乡会、宗亲会、宫庙寺院，也保存了一些独特的档案资料，对于专题研究颇有助益。

在华侨史研究方面，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华裔馆、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和怡和轩俱乐部等，马来西亚国家博物馆、马华公会及一些大学图书馆，香港、澳门图书馆(包括大学图书馆)，都是宝库。今后，我们可以发挥政协联系面广泛的优势，组织学者、专家和有关人员，加强交流，有条件时可赴台港澳、南洋“淘宝”，争取闽台、厦台关系和华侨史研究有新的突破和提升。

编者

201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