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上京师
在陶成章24岁时，迎来了20世纪的开始。世纪之交，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国家处在存亡之际，民族进入继绝之境。风云际会，志士奋起，陶成章在全国汹涌澎湃救亡声中走出了革命的第一步：北上京师，寻求机会，迈步雄关，考察形势，他要一举推翻清廷统治。产生这种行刺暗杀思想的动机是：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呼喊了多年的变法维新，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开始了，但仅只百日，变法就彻底失败了。人们不堪忍受洋人的欺凌，于是在1899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于庚子年（1900年）7月组织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攻击下，义和团运动失败了。列强于辛丑年（1901年）9月逼迫清政府订立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陷入了任人宰割被瓜分的境地。
在这千钧系于一发的情况下，救国已刻不容缓。孙中山加紧了武装起义，留日学生也呼声日炽，各地民众如烈火干柴，待日而动。在绍兴，也出现新变化，蔡元培于1898年毅然离开高官厚禄的任所，回家乡从教育人手，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在前一年的1897年3月，徐树兰已创办了“绍郡中西学堂”，蔡元培一到，就被聘为学堂监督（校长）。从此，蔡元培开始了他从事教育的一生。蔡元培回到家乡的消息，这种可贵的爱国行动，当然影响到陶成章。他素主中央革命，认为在国家的中心城市，一举火矩，就会四方响应，形成燎原之势，摧枯拉朽，推翻清人统治。他又认为，最迅猛地挽救危亡的办法，莫过于搞奇袭暗杀。暗杀从来是出其不意，致敌人于死地的特种手段，一剑封喉，何其快哉，又何其震惊。所以在蔡元培南下返绍不到两年的时候，陶成章却北上京师，去实现其救国救民的愿望。
对于这次北上，陶成章之友魏兰在《陶焕卿先生行述》（以后简称《行述》汤志钧《陶集》第49页）中如此描述：“庚子义和团之乱，先生即欲刺杀西太后，亲赴奉天，并游历蒙古东西盟，察看地势，以为进行之计。”樊光先生在《辛亥革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传》（以后简称《陶传》汤志钧《陶集》）中亦云：“庚子年义和团起，拟潜人北京，乘机刺杀满清西太后那拉氏，以起事不成，因又只身赴天津，历游蒙古东西盟各地，观望山川形势，以规光复。”北上京师，实为陶成章一生事业的开端。但西太后的出行岂是东南一隅的乡村塾师所能了解的，何况此时西太后也确实不在万寿山的万寿宫，她已挟着光绪帝和一班朝廷重臣西逃西安了。陶成章空等了许多时，行动无成，就照原先预定的计划到天津出山海关而人满洲。满洲是满清的根据地，他要了解那里的山川形势、民情习俗、物产土宜，。以为将来直捣黄龙作地理上的准备。在满洲考察以后，他又走蒙古东西两盟，满、蒙是连在一起的，那里是八旗子弟的老巢。他也“察看山川形势，了解民情风尚，以图光复河山，为革命作准备”。考察数月后，费用殆尽，只好只身南返。但他不因行刺无成而懊丧，而因得东北形势而高兴，其老友樊光回忆道：“回来后，与我见面，不及落座，即一再高呼：‘清朝真正王气已尽，清朝真正王气已尽！’说我们革命兄弟，摧枯拉朽，推翻满清王朝，此其时矣！”（樊光《我所知道的陶成章》《史料》）
这年闰八月十三日，陶家喜添贵子。成章17岁时与王氏夫人结婚，未有生育，今年成章24岁了，喜得一子，当然不胜喜悦，他为儿子取名守和。这也是品三先生的长孙，品三当然喜不自胜，一族人也为之高兴庆贺。成章长子陶守和后来在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成绩优异，为全省第二名，留校任教。法专停办后，在秀州中学任教。20世fg30年代，先后由蔡元培、陈仪推荐去江苏高等法院，福建蒲城邵武地方法院任职，抗战后任常州法院院长。建国之初，陈叔通向最高人民法院推荐守和，并通知其速上京师，孰料肝病加剧，于1950年5月亡故。
陶成章并不因儿子出生、家中诸事繁忙而停止革命活动。1901年春节过后不久，他又一次北上京师。这次他住到了族人陶杏南家中。他先以为西太后已回北京，故再往颐和园，欲手刃那拉氏自誓。章、鞠《陶传》云：“岁辛丑作燕游计，家故贫，摒成行。之京谒族人前廉访杏南君。君雅敦族谊好士，重其为人，遂居焉。日与任侠仗义者游。亲见夫清西太后窃国，光绪帝幽囚，痛陷于无政府虚君位之国家。愿效骆宾王讨武曌故事，手刃那拉氏自誓，大庭广众，倡言不讳。杏南君惧祸，讽示公。公以不可以郁郁久居，策蹇出都门，渡孟津。越太行，之徐之铜山。令铜山者即公族某也。某非杏南君比，又见公佗傺落拓，不为礼，即辞去。某赆公墨西哥银数十，却不受，实则行囊早罄，乃跣足步而行。”陶杏南，名大均（1858—1910）系陶成章同族之侄，为东次房第20代孙。14岁时以官费留日，7年学成，任清廷驻日使领馆翻译，甲午战败，被李鸿章选中为使团四人之一任翻译赴日，后即入李鸿章幕府，在直隶总督内处理对日事务。1898年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交部）上行走。官阶为正六品。八国联军时，李鸿章单骑入城，倚大均为左右手，慈禧太后重返京城后，重用陶大均，任为奉天驿巡道道台，官阶连升六级为从三品。1904年改组称为外交部，大均为第一任左丞，官阶从二品，一年后为从一品，这是陶堰陶氏明清两代官宦中最高官阶。以后因得罪清廷贵族，被贬为正三品，1910年8月13日在南昌去世，终年50岁。他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陶成章二次上京时，正是陶大均为李鸿章出谋划策与八国联军谈判之时，也正是他全力以赴保大清君臣安全还都，并乘机向朝廷进言要图变自强之时。以亲属关系讲，他热情接待了陶成章，且也耳闻成章为人仗义，素有才干。从内心来讲，他与陶成章来京目的是相反的，时间一长，果然见到成章尽与一些豪侠之士聚谈，且扬言要效法唐代骆宾王《讨武盟檄》的办法——刺杀当代武则天慈禧太后。这时，他害怕了，先是几次劝说无效，后来就流露出希望成章早日离京，以免祸及自身。成章看到大均如此惧祸，就知道不能久居于此，不久就辞别大均，“策蹇出都门”。“策蹇”就是骑着一匹跛足的驴（或驽马）。他离开北京，直到江苏的铜山。当时铜山县令陶在铭，为陶堰南长房第17代孙，与陶浚宣（心云）、陶七彪（在宽）均为陶成章之族叔祖。陶在铭字仲彝，平日也乐意资助同族困难子弟，但此时却正处于为难之时，因他长期在江苏上元、江宁、高淳等地为县令，如今在铜山又为令，多时不迁，使其坐立不安。他见到成章一副疲敝落拓的样子，顿生厌恶之情。他没有陶大均那样雅量，而是不予接待，仅出墨西哥洋数十，让成章离县返乡。成章见话不投机，知其不屑于自己，就推辞了这笔钱，而独自继续南行了。其实此时他已行囊早空，身无分文。他忍着饥饿赤足徒步。魏兰《行述》云：“道径徐州，旅费缺乏，步行七昼夜，几至饿毙。”后幸逢好人，才勉强回到绍兴家中。
经过这两次北上，虽然没有达到行刺西太后的目的，但是，扩大了眼界，结识了不少江湖豪侠，认识到了清廷必然灭亡的原因，增强了革命造反并最终必能成功的信心。一些友人看望他，他畅谈二上北京，直到关外察看地形情景。有一诗表达了此时此刻他的壮志豪情。诗题为《奉答友人绝句》：
天绝风云急，神州剧可哀。
雄谈关山外，君看越王台。
自注：“昔人云：会稽为报仇雪耻之邦，非藏污纳垢之地。吾侪生长是乡，宁能无卧薪尝胆、沼吴复越之志乎！”他向友人表示要以勾践卧薪尝胆精神勉励自己，百折不挠，万难不屈，作长期斗争的准备，但“沼吴复越”是一定会成功的，他对前途充满了信心。但行刺已非所宜，则下一步办法最好还是谋人军事学校，于是过了年后他再次北上京师，他还是去了陶大均处。打听到当时有陆军学校可以投考，而陶是重要官员，可以为之介绍，故向大均提出了这个要求。但陶大均既为清廷重臣，此时正是深得朝廷器重之时，同时他又明白成章人军校的目的是推翻满清，因此，不但没有支持，反劝说他放弃这条道路。成章见终不能如愿，就离京南下。他在京数月，所见所闻感触良多。七月初五，他在给马水臣信中说：“（在北京）耳所闻者，不过丝竹；目所见者，市之刑人而已；车如流水马似龙，引见之官也；手执国旗身佩剑，欧洲之兵也。”他已识透了清廷的奴才本质：“（清廷）非境遇之奴隶，则情欲之奴隶，非崇拜古人之奴隶，则必仰承白人之奴隶耳。”他已深知，对于这种奴性十足的朝廷，唯有彻底推翻，国家才有前途，而毫无变法改良之可能。对于这次北上，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云：“壬寅，居北京，审察大势，知非由陆军着手不可，因之屡谋入陆军学校，以图晋身之阶，乃竞不获如愿。”
既然不能进军事学校，在北京已无施展手段之机会，则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国外，在境外来寻找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于是陶成章来到了上海。
P29-33
日出日落，时光流逝，波光涛影中汇集出一道色彩斑斓的历史长河。过去的，仿佛是那样的遥远……许多尘封的往事，淡漠了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可是，当我们拂去岁月的封尘，重新开启厚重的历史大门时，就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历史其实并未走远，仍然鲜活和生动。我相信，当你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当你看到那些珍贵的抗战历史照片的时候，历史就在眼前和心中。
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华民族饱受世界列强的战争蹂躏，在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等等。英勇不屈的中华民族为反抗外侮，血染沙场，前赴后继，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解放。今日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昌盛繁荣，蒸蒸日上，正在踏上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这是无数先辈用流血牺牲换来的，王铁汉将军就是其中一员。
王铁汉将军是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后才屯村人，自小熟读《四书》、《五经》，饱受传统文化濡染；少年时接受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建立起振兴中华的理想信念；青年时弃学从军，寻求强国报国的道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坚决抵制“不许抵抗”的命令，率部打响抗战第一枪；在其后的抗日主战场上，他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直到晚年，他仍然为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奔走操劳，鞠躬尽瘁。
王铁汉将军在军政生涯中，忠勇果敢，绩效显著，多次立功，屡受奖赏——在淞沪会战和香黄山战役中各立功一次，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中各立大功一次，在第四次整训中立功一次；在浙赣会战中及龙衢战役中蒙受三等云麾勋章及传令嘉奖，在苏中战役中，蒙受四等宝鼎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干城甲种一等奖章；又以工作成绩一贯优良蒙受忠勤勋章，胜利勋章，三等景星勋章，光华一等奖章等。
作为王铁汉家乡的一名文字工作者，了解了这些史实后不能无动于衷。所以，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我四处走访，寻找王铁汉将军的后人、同乡、部下，以及一切了解历史事实的人，进行采访、调查；前往多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查找历史资料；还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文史资料、军史战史、纪实作品，寻找有价值的线索；最后终成此书。
本书是一本以王铁汉将军为主人公的传记文学作品，再现了王铁汉将军的人生经历、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变迁的过程，以及他对历史的贡献。学界通常认为：传记文学作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传主的地位决定的。我对这个观点有一个补充，决定作品价值的除去传主的地位还有传主对历史的特殊贡献。王铁汉将军曾任国民党军第49军军长、沈阳防守区司令官、国民政府辽宁省主席，中将军衔，并非身居高位、名声显赫。但是，他打响抗战第一枪的壮举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他的人生经历和历史贡献值得研究和总结。本书共四章36节，以翔实的史料和深入采访再现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的年代以及王铁汉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其中以前三章27节的篇幅，重点记录了王铁汉将军青少年时代的理想追求和在抗日主战场的战斗经历。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艰苦、光荣的岁月。据权威资料认定：在抗日主战场上，中国军队与日军激烈会战多达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其他战斗有38000多次，可以说是空前惨烈。中国军队英勇殉国的将军，少将以上就有200多位，民众死亡估计至少在2000万人至3500万人，而官兵殉职的有322万人，可以说是一场民族御侮的圣战。发生在抗战主战场上的主要战役，如长城抗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以及大家所熟悉的台儿庄大捷、长沙会战等，都记载了中国军队在第一线奋勇抗战的壮烈历史，其中大多数战役中都有王铁汉将军的身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王铁汉将军又亲历了长城抗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战役、第二次衢州战役等大型战役，与日军作战百余次，惨烈战斗10余次，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将领和民族英雄。
但是，这段重要历史却鲜为人知，仍像一部没有打开的史书，未被发掘的宝藏。我想，作为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应该遗忘这些重要的历史，更不应该诋毁或篡改这些历史。我们应该本着“为真理作战，对历史负责”的科学精神，把这些难忘的历史再现出来，呈现给世人，“不容青史成灰烬”。
历史人物的传记，最有价值和令人回味的地方，可能不是历史人物简单枯燥的生平履历，而是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一个历史人物做了什么，是会在史籍上留下痕迹的，而他的情感、心理、当时经历的细节，不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可能完全湮灭在历史的海洋之中。我们通常给一个人下定论的时候，习惯使用三七开、四六开、五五开，这样一些简单的数学统计方法。实际上对一个人是无法这么简单地去计算的，任何人精密的计算方法都无法计算人的一生。另外，由于人们民族不同，信仰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其他方面认知上的差异，对于任何一位历史人物的认知和评价都会有不同的声音。所以，我只能对书中的人物作出我个人的认知与评价。
王铁汉将军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一位令人尊敬的抗日将领，一位终生求索的民族精英。他深爱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为寻找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而历尽沧桑，终生不倦。关于这些认知与评价的来由，书中都有详尽的交待。
这本书再现了王铁汉将军对同时代人物和事件的原始情感态度，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当时的选择和倾向。这本书关注的不仅是传主的历史地位、历史功过等政治问题，同时也关注他的个人性格、个人素质、道德品质、价值取向、理想信念等人生问题。因此，较之历史专业学术论文更为贴近历史的细部，感性有趣，生动具体，表述细腻，通俗易懂，可读性强。这本书既有历史的性质，又有文学的构思，是用文学手法再现历史，既是一部真实历史，又是一部文史书籍。
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不同朝代、不同民族的割据与混战，有十几个王朝的暴力更替，还有许多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许多次列强的入侵。在纷纭杂陈的历史进程中，总是有成功者和失败者。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父辈，一定有许多人曾经经历过失败，这成为他们一生难以抒怀的悲哀，也成为一生隐忍不言的伤痛。对于每一个历史人物而言，他们选择自己立场，走上自己的人生道路，有着很多云缠雾绕的背景和原因，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当下，我们应该以一种科学、客观、平和的心态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即使我们的先辈曾经是失败者，我们也一样应该全面、完整地看待他们，不能否定他们的历史作用和价值。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不仅给胜利者以喝彩，也要给失败者以纪念。这是一种最温柔、最纯粹的历史观，有利于促进我们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复兴。四川成都建川（全民族）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历史观的表达，我很赞赏这样一种宽容豁达的历史观，它是对痛苦深刻反思后的一种升华，超信仰、超意识形态的人类精神的礼赞！
历史就是历史，我们只能正视它，尊重它，分析它；却不能颠覆它，歪曲它。王铁汉将军一生的功过是非，很难一言以蔽之。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上的人物像我们今天这样来看待历史，或请他们走出历史时代与我们今人步调一致。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后人用未来的眼光指责我们今天的生活，把我们拉到100年后的世纪里评头论足。
我始终认为，王铁汉将军身上体现的三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效仿的：第一是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是视死如归的英雄主义精神；第三是抗击外侮的民族主义精神。这三种精神既是王铁汉将军人生价值的体现，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王铁汉将军历史功绩的基础，更是鼓舞和鞭策当下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才动笔写这本书。
诚然，由于作者的视野所限，能力所限，本书也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敬请读者给予包容和指正。
陈醒哲
2010年11月20日
《陶成章》是“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之一，由胡国枢、钱茂竹编著。
《陶成章》内容如下：
陶成章（1878—1912），浙江会稽陶堰（今绍兴县陶堰）人，光复会创立者之一。少有志向，以排满反清为己任，曾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后只身东渡日本学习陆军。翌年回国后，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破农敝屣奔走革命，四至抗州而不归，奔走于浙、闽、皖各地联络革命志士。民国创立后，他力辞接任浙督，积极准备北伐，设北伐筹饷局、光复军司令部，任总司令。1912年1月14日凌晨，陶成章（陈其美揽权起杀机，欲置其死地而后快）被受陈其美指使的蒋介石、王竹卿（帮凶、光复会叛徒）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35岁。
在辛亥志士中最突出、最值得怀念者之中，有死后被孙中山称颂为“十年跋涉，一生革命，固民国之元勋，其功永垂史册”的大名鼎鼎的陶成章。
陶成章是辛亥革命中与兴中会、华兴会三鼎足之一的光复会的创始人与实际领导者。
陶成章也是引导秘密会党走向民主革命的实干家。会党、学界、新军与华侨，为辛亥革命四大社会支柱，陶成章均与之结下深厚关系，是对他们有巨大影响力的革命党人，堪称地道的民众领袖。
胡国枢、钱茂竹编著的《陶成章》以翔实的史料介绍了陶成章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要革命活动和在辛亥革命中建立的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