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玛丽亚
在桌子后面，电话后面，在一大堆办公卷宗后面，是窗户和门。门上有两块玻璃板，黑色的，在夜间发出亮光。而天空，窗户的背景，都盖满了下垂的乌云，风把乌云吹向玻璃窗，吹向北方，吹到被烧毁房屋墙壁的后面。
街道另外一侧，烧毁的房屋变成黑色，对着泛银色的铁丝网保护好的边门；闪烁的街灯紫罗兰色的光辉像音符滑过琴弦一样滑过这带刺的铁丝。在乌云翻滚的天上，房屋的右面，光秃秃的树木裹在机车飘动的团团乳白色烟雾之中，却又时时露出，凄凄惨惨的，在阵风中伫立。满载货物的车厢从旁边经过，轰隆隆地向前奔驰。
玛丽亚的目光从书页上抬起。她前额和眼睛上有一道阴影，阴影沿着面颊移动，像一条透明的围巾。她双手放在布丁碗边，布丁放在空酒瓶子、盛着没吃完生菜的盘子和有四方形底座很大的橘红色酒杯中间。强烈的光线在物体的边缘折射，像融人地毯一样融入充满房间的蓝色轻烟，却又从玻璃脆弱易碎的边缘反跳回来，跳进酒杯内部眨着眼，宛如风中金黄色的树叶——这光线像一根琴弦进入她的手掌，而这一双手掌像一个洒满光亮的拱顶一样，紧紧地在它上方合拢，只有手指间的更浓重的玫瑰色线条在抖动，但是细弱得难以察觉。
昏黑下来的小小房间充满宜人的幽暗，集合到了手掌，就像扇贝一样。
“你看，光与影之间是没有界限的。”玛丽亚轻轻地说，“暗影像涨潮一样，爬到脚下，包围我们，遮蔽世界；我们，就是你和我。”
我对着她的双唇低头，对着隐藏在双唇小角落里的微细隙缝。
“你涌动的诗意，就像树木的汁液。”我开玩笑道，摇摇头，要甩掉讨厌的酗酒带来的头昏，“小心，可别让世界用斧子打伤你。”
玛丽亚张开双唇，牙齿之间，有一点点发暗的舌尖抖动着：因为她笑了一下。她的手指把布丁捏得更紧的时候，眼底的光亮黯淡下来熄灭了。
“诗歌！对于我来说，诗歌不可思议，就像听到物体的形状或者触摸到声音一样。”她向后倾身，靠在椅子靠背上，在半昏暗中，红色紧身的针织衫显出浓厚的紫色，只有在滑过光线的褶皱的凸起处，才闪烁出毛茸茸的洋红色，“但是，、只有诗歌才能真实地表现人。我想：表现真实的人。”
我用手指敲玻璃酒杯。酒杯发出细弱的不连贯的声响。
“我不知道，玛丽亚。”我说，耸了耸肩膀，表示疑惑，“我想，诗歌，可能还有宗教的标准，就是诗歌和宗教激发出来的人对人的爱。这是对事物的最客观的辩护。”
“爱情，当然，爱情！”玛丽亚说，连连眨着眼睛。
窗外，在烧毁的房屋后面，在广场分隔开的宽阔街道上，电车叮叮当当地来回行驶。电的闪光照亮了天空的紫罗兰色，就像镁光灯青色的火焰穿透黑暗，向房屋、街道和大门洒满月光，擦过黑色玻璃窗，在玻璃上散开，终于无声无息地熄灭。片刻之后，电车铁轨高声尖利的歌声也同样归于寂静。
在门外，另外一间小屋里，留声机又放出音乐。压低音量的曲调在跳舞的阵阵踢踏声响和女孩喉咙发出的笑声中消弭。
“你看，玛丽亚，除了我们，还有另外的世界。”我笑了笑，从椅子上站起来，“你看，就是这样。如果能够理解整个世界，就像理解自己的思想，感受自己的饥饿，看到窗户、窗外的大门和大门上方的乌云，如果能够同时地、最终地看到一切，”我一面思索一面说，转动一下椅子，站在玛丽亚和瓷砖砌的已烧热的壁炉旁边，炉边有一大口袋秋天购买、准备过冬的马铃薯，“如果是这样的话，爱情就不仅仅是一个量度，而且还是一切事物的终极的权威。可惜，我们都认定实验的方法，认定独特的、有诱惑力的感受。事物的量度是多么不充分、多么虚假！”
有留声机房间的门开了。托马什随舞曲的节拍摇晃着，扶着妻子的手臂。她稍微沉重的、不算太突出的肚子好几个月以来一直令友人感兴趣。托马什走到桌子旁边，对着桌子摇头。他的头硕大、肥厚、沉重，像公牛的头。
“你努力也没用，因为没有伏特加。”他细心查看了餐具之后，轻轻责备道，然后，在妻子推动下，小步走向屋门。他迟钝的目光看着妻子，似乎在看一幅画。大伙都说这是他职业性的习惯，因为他倒卖假画——有柯罗的、诺阿科夫斯基的、潘凯维奇的。除此之外，他还是一家大公司半月刊的编辑，自认为是激进的左派人士。他们出门，踏上了吱吱作响的白雪。一团团冰冷的蒸汽在地板上旋转，像一团团白色的棉花球。
跟在托马什后面，跳舞的夫妇大摇大摆地来到会计办公室，他们迷迷糊糊地在桌子、瓷壁炉和马铃薯旁边转动，细心躲开窗户下面潮湿的地面，在刚打蜡的地板上留下红色痕迹之后，回到了他们原先跳舞的那个房间。玛丽亚离开桌子，习惯性地整理一下头发，说：
“我得走了，塔杜施。经理吩咐，明天得早点上班。”
“你还有整整一个小时呢。”我回答。
有弯曲白铁皮圆圈框子的大钟挂在一根细绳上，发出滴答滴答有节奏的声响。大钟的一侧是半褪色的宣传画，画的是一处优美景色；另外一侧是炭晶石艺术杰作，形状为一个巨大的钥匙孔，透过这个孔可以看到立体卧室的一角。
“我要带上莎士比亚的著作，夜里努力地看看《哈姆雷特》，准备星期二的作业。”
来到另外一间屋子，她在书架旁边蹲下。书架是用没有刨平的木板做的。在书籍的重压之下，木板变得弯曲。空气中贯穿了一道道浅蓝色和白色的烟柱，飘浮着浓重的伏特加酒味，里面还掺着人体的汗味和潮湿、老旧墙壁的石灰气味。透过蓝色的水蒸气，在墙上，就像风中的内衣一样，飘荡着画得色彩鲜艳的硬纸板，像海底似的，珊瑚闪现出海带的色彩线条。玻璃窗把黑夜隔离在外，在黑色的窗口里，一个忧郁的、迷迷糊糊的小提琴家(他说自己患了阳痿)挡在从铁路女贼那里贱买的帷幕细花边里，正在费尽力气用小提琴吱吱唧唧的声音盖过留声机的声音，但是做不到。琴师好像扛了一袋水泥似的弯着腰，只是阴沉而顽强地奏出一段曲子。为了准备星期天的诗歌朗诵音乐会，他练习了两个小时。他将参加演出，脸洗得干干净净，穿了演出服，脸色忧郁，眼神迷蒙，好像看着写在空气里的乐谱。
在桌面上，在从铁路女贼那里贱买来的大红花桌布上，在酒杯、图书和咬了几口的夹肉面包中间，晃着阿波罗尼乌斯赤裸而肮脏的两只脚。阿波罗尼乌斯先在椅子上摇晃，又回到了木制的为了防臭虫而涂抹石灰的沙发上；而现在，在这个沙发上，几个喝得半醉的人躺着，像被放在沙土上的鱼似的呼呼喘气。阿波罗尼乌斯大声说：
“基督是优秀的战士吗？不是，更是逃兵。至少第一批基督徒从军队里逃跑了。他们不愿意反抗邪恶。”
P3-6
博罗夫斯基描写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短篇小说，不仅是波兰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杰作……这本书是关于人对人的所作所为的最为残酷的见证之 ，也是一个无情的判断，亦即：人对人施恶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扬·科特
(波兰著名文学评论家)
在二十世纪描写残暴行为的火量文学作品中，很少能够找到从罪犯胁从犯角度写出的叙事作品。作者们一般对这样的角色感到耻辱……贝塔(博罗夫斯基)描写“输送囚徒”的短篇小说，我认为应该收进反映极权社会里人的命运的所有文学选集。
——切斯瓦夫·米沃什
(波兰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全部的作晶之所以能够写出，皆因我对博罗夫斯基的散文作品着魔迷醉。
——凯尔泰斯·伊姆雷
(匈牙利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年轻时懂波兰语，对波兰文学感兴趣。一九五七年，却从北京外语学院被行政指定转学到山西大学学英语，毕业后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一九六〇年前后，我在英文版《波兰画报》文学副刊上看到博罗夫斯基的《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和纳乌科夫斯卡《椭圆浮雕》一书中的《施潘纳教授》这两篇短篇小说，遂在当时全国大饥馑、半挨饿、普遍患浮肿的状态中，将其译成中文。
手头的一本一九五九年波兰语版《博罗夫斯基小说选集》是当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的波兰第一高才生莱昂·莱舍克·格瓦戴茨基一九六。年一月离京回国时赠送的。一九九二年，我在美国看到一本波兰语教科书上有他的名字，便赶快给主编教授去信询问，教授说他去了得克萨斯州，长时间杳无音信。没有想到在他赠书整整五十年后的二〇一〇年，这本书才得到认真使用，也算是对于青年时代国际友人情谊的纪念吧。顺便说一句，山西大学前校长、历史系教授程人乾先生(1932—2007)曾留学波兰六年，一九六。年回国，被分配到山西大学。前阵子，在程教授逝世近三周年之时，他的夫人邀请我译出他留下来的大批波兰语书籍的书名，并嘱我可从中选取对我有用的书籍。我发现里面也有一本上面提及的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博罗夫斯基小说选集》。他夫人慷慨赠送给我，我欣然接受。书是程校长五十年前购买的，现在也发挥了作用，以此来纪念程教授和我长达四十七年的友谊吧。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参观了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二〇〇一年六月，又参观了波兰南部克拉科夫附近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在奥斯威辛二号比尔克瑙(布热津卡)，感受到了那个集中营的巨大——十五点五平方公里，庞大无比的场地，一望无尽的木制大营房，从面积上看，等同于十六平方公里的中国澳门特区——令我惊骇无比！事后我希望忘记曾经亲眼目睹的一切，忘记毒气室和焚尸炉。不谈就是忘记。但愿如此。不可承受的沉重。
翻译波兰这位作家数量不大、甚至很少的作品的过程，是几个月来梦魇连绵、睡眠不安的日子。但是，为了哀悼几百万无辜的亡灵，在精神上勉为其难地陪伴他们一些时日，我可以说算是做到了“当仁不让”。
阅读文学作品是一种经历、体验、净化和升华的过程。作品的内容感人至深，故事情节多涉及人类的种种不幸与痛苦——悲剧的力量在于揭示人生的深刻感受，展示人性的崇高。所谓净化和升华，是作品感人力量促发的精神体验，也是阅读的愉快。这里所说的愉快，不等于快乐，而在于深刻体味人生之变迁和艰难险恶，感受人性通过苦难而达到的崇高。
博罗夫斯基的作品在中国长时间没有出版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丝毫不给人以审美愉悦”。
二〇〇一年六月，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纪念馆购买了三本书：赫尔曼·朗贝因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人们》、《党卫队眼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米克洛斯·尼斯利的《我是门格勒医生的助手》。这些书对翻译《石头世界》很有帮助。
在翻译过程中，我得到长子杨念和长媳韩文持续的帮助，并与他们分享了读书和思考过程中所获得的启发，对他们在斯坦福大学的友人在寻求文本和资料方面所给予本书的帮助，一并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花城出版社在“蓝色东欧”系列丛书的译介中，把《石头世界》放在第一辑出版，足以彰显花城出版社的远见卓识。感谢《世界文学》副主编高兴先生创建作品系列译介的长时期努力和敏锐的文学见地，感谢花城出版社编辑对译者热心、爽朗的支持和鼓励——老年人或许是比青年人更需要鼓励的。
杨德友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山西大学
深不可测之谜（中译本前言)
杨德友
这本篇幅不大的书是一本强有力的书。即使你只阅读其中最短的两三篇故事，也会立即感受到这股力量。
本书是二战后波兰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波兰诗人、作家塔杜施·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 1922—1951）的短篇小说集，收入《告别玛丽亚》（1947年）、《某一个士兵》（1947年）和《石头世界》（1948年）中的绝大部分作品。
博罗夫斯基的作品，除了《告别玛丽亚》、《在我们奥斯威辛》和《格仑瓦尔德战役》这几篇，其他的篇幅都比较短小，甚至十分短小。虽短小但充满澎湃的张力。
博罗夫斯基是犹太人，二战时期在沦陷的华沙靠打零工维生，同时在地下大学学习文学，并尝试“用奴隶的语言开始写作”。他活跃，羞涩，抱负远大，对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对未来不抱任何幻想。这时，他甚至油印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记录当时华沙犹太人身处的生存环境：灰暗，雾霭，阴冷，死亡……尽管初出茅庐，他却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的作品里没有信仰，但充满勇气，敢于直面悲惨的环境和环境中的自己。他否定世界，否定一切。一九四三年，他被盖世太保逮捕，成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徒。他在那里苦熬了两年，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战后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他对那段不堪岁月的印象。
博罗夫斯基揭露纳粹集中营人间地狱的小说，被波兰文学界和欧美学者一致认为是描写这一题材的最优秀的作品，而且，这两位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常常被相提并论。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作品的力量，尤其是直接描写集中营囚徒苦难的篇章中蕴含的力量。这种力量首先表现为惊骇和震撼：世上竟然有如此残酷、如此浩大规模的杀人工厂。这不是中外影视作品中的那些血淋淋的、目不忍睹的场面，观众知道那些是编剧、导演、特技设计者、化妆师和演员在“做戏”，而这些作品里的是百分之百真实的记录，绝无半点“创造”。其次，这里的揭露和控诉随之引起读者的感受是：今后决不允许再度发生这样的事！第三，读者读完作品之后很快会想到和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就像是深不可测之谜，即便是专家学者也无法解释清楚和回答这些问题：一个文明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像德意志这个“优秀民族”的领导人，何以堕落到拿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种族灭绝办法，建立起高效率、高技术的杀人工厂？何以教育良好、纪律严明、工作勤奋的德国人能够集体野兽化，变成绝对的驯服工具，一丝不苟地执行这样灭绝人性的计划？
进一步讲，这是西方文明语境下的奥斯威辛。可“奥斯威辛与西方文明的困境”为什么会发生？西方文明是一种意识，亦即“一朝文明，永远文明” ，这是骄傲自大的西方的静止论的观点。实际上，文明和一切“进程”一样，“需要不断巩固、发展和完善，否则也会倒退” 。果真如此吗？
德国学者阿多诺（T W Adorno）说：“奥斯威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他还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他的这一名言至今仍未失去鸣声悲切的力量。” 阿多诺的意思大概是说，西方文明竟然堕落到了开办高技术杀人工厂的地步，再写诗歌颂花前月下诗情画意，沉醉于锦绣辞章文采缤纷，是不合时宜的。如果说诗是呐喊，则遇难者在苦难绝望中的吼声或者呻吟也是诗， 因此，诗应该激发人深思、反省。阿多诺这一句微言大义的话本身也像是一个谜，至今有多种解释，争论不休。人和诗，正如人和艺术一样，永远都有不解之缘，而奥斯威辛则斩断了这层缘分，阿多诺如是说。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博罗夫斯基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时他还不满三十岁。至于他为什么要自杀，至今没有透彻的解释。博罗夫斯基是一个诗人，在发表散文作品之前，二十岁前后就已经发表诗作。诗人自杀是文坛较常见的现象之一，也许他们太敏感，“一根筋”，遇事不善转弯，对生活的绝望感比常人强烈得多。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终究还是选择了死亡，个中原因也许只有诗人自己知道。
现在来简单地看看博罗夫斯基作品的写作特点。
博罗夫斯基的作品不是旨在全面解释战争后果，而只限于描述集中营；不着重描写某一个人物，而是把囚徒当作一个整体；他表现人物，只限于描写人物的反应、行为、外貌、特殊栖息地，而不深入他的思想或者情感，从而趋向于客观主义；其作品特色是不动声色的冷静到极点——对集中营的描写虽然枯燥，却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书中人物受到现实的战争的威迫，为了生存不得不使用诡计、行窃……集中营里的囚徒多数丧失了个人的特征，成为“集中营化的人”，没有道德价值观，为了活命不惜任何代价。主要人物青年诗人塔杜施先是在建筑仓库工作，后来成为囚徒，他理解并且接受了集中营的生存法则。作者的叙述语言丝毫不添加感情色彩，常常使用“集中营用语” （见“奥斯威辛集中营专用词汇表” ），这一点在原文中尤其突出。
博罗夫斯基也有部分作品是描写集中营外面的生活的。如《告别玛丽亚》写被占领的华沙的日常状态，没有英雄气概或者殉教者事迹。华沙市民只能顺应新环境；全城都在经商，所有人和所有人交易，交易的“货物”甚至包括人。小说在大背景上还展开了犹太人隔离区的种种悲剧。书中人物塔代克生活在两个世界当中：被占领的世界和爱情与诗歌组成的个人的世界。但是，个人的世界是短命的：塔代克的未婚妻在街道的抓人行动中被捕，叙事人对她的命运表面上显得冷静的推理是她必死无疑，绝无生还希望。这个故事一九九三年在波兰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导演是菲利普·齐尔伯。
《格仑瓦尔德战役》是一篇苦涩的故事，发生在战后美国人在西德管理的滞留异国人口（波兰语dipis，源于英语displaced persons）的过渡性的集中营。小说情节表明，奥斯威辛迫人遵守的机制战后还在延续。博罗夫斯基描写滞留异国人口集中营时的愤怒，甚至超过对纳粹集中营的愤怒。因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囚徒是没有出路的，要么适应，要么死亡。而在美国人控制的这个集中营里，一切人都在奢谈自由，还举办爱国主义展示活动，但是人们依然被圈在大墙后面，依然在死亡（少女返回集中营遭到荒唐的枪击而横死），大多数囚徒没有感受到处境的巨变——他们已经习惯了。本篇也于一九七○年在波兰被改编成电影，名为《战后的大地》，导演是著名的安杰伊·瓦依达，电影配乐采用了维瓦尔第的《四季》和肖邦的《波洛奈兹舞曲》。这位名导演近期引起轰动的影片是《卡廷惨案》。
《某一个士兵》、《市场街的毕业考试》和《朋友的肖像》三个短篇记录了少年学生在艰难困苦环境下的学习与奋斗。《石头世界》则描写了集中营解放前后其内部和外部的片段印象。
鉴于博罗夫斯基的全部作品都涉及那个冷酷而艰险的、广义上的“石头世界”——被异化的世界，我们以这一名称作为本书的总标题。
一向以来，揭露和控诉希特勒大屠杀的作家并不少，但博罗夫斯基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二○○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荣获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Imre Kertesz，1929— ）曾对博罗夫斯基做出高度评价，他在获奖感言中说，“我全部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写出，皆因我对博罗夫斯基的散文作品着魔迷醉”。凯尔泰斯也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因为写作了关于大屠杀的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下面这些可以看作集中营留给今天的记忆：
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成立纪念馆。
美国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开馆。
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于二○○五年三月十七日开馆。
德国柏林大屠杀纪念馆于二○○五年五月十日开馆。
马尔库塞说：“遗忘过去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征服制造苦难的势力。思想的崇高任务就是对抗时间的流逝而恢复记忆的权利。记忆是获得自由的手段。”
本书根据《博罗夫斯基短篇小说集》（1959年，华沙国家出版局）、《博罗夫斯基小说集》（2000年，波兰萨拉出版社）翻译，同时参考了法国巴黎卡尔芒—列维出版社出版的法译本《石头世界》（1964年）和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的《女士们先生们，请进毒气室》（1986年）。
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山西大学
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所著的《石头世界》分为上篇与下篇，上篇包括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告别玛丽亚》、《某一个士兵》与《石头世界》，下篇主要是关于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作品的评论文章，索非亚·纳乌科夫斯卡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椭圆浮雕》作为延伸阅读则以附录的形式体现。
《石头世界》描写纳粹对犹太人肉体及灵魂的残酷摧残，选自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三个短篇小说集《告别玛丽亚》、《某一个士兵》、《石头世界》，《某一个士兵》、《市场街的毕业考试》和《朋友的肖像》三个短篇记录了少年学生在艰难困苦环境下的学习与奋斗。《石头世界》则描写了集中营解放前后其内部和外部的片段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