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风貌法度森严
隋、唐的大一统，融合了南北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唐代初年，二王书法笼罩书坛，一方面是地方世族的势力尚大，江左贵于清绮的审美趣味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的喜好。
楷书是诸种书体中最难、最重法度的，必须一笔不苟，毫无取巧可言。隋代书法，已经开始从隶书向楷书过渡，《龙藏寺碑》《张黑子墓志》《董美人墓志》等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楷书作品。
唐代的国力强盛，秧泱大国，讲求法度，全社会有一种恢宏之气，即使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也不稍减，楷书这种特重法度的书体在唐代受到极大的喜爱和重视。
初唐时期，虞世南、欧阳询的楷书，承二王书风，结体内撅，还带有浓厚的隶书方笔笔意。到褚遂良，开始尝试挣脱这种束缚，追求一种流动飘逸之美。
盛唐时期，国力达到鼎盛，大批庶族地主通过科举登上历史舞台，绮靡清丽而伤于纤弱的南方世族的审美情趣，已经不能与宏壮磅礴的时代精神相适应，书法艺术也是如此。
颜真卿的书法，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颜真卿的楷书，彻底摆脱了隶书的影响，把含有隶意的方笔变为圆笔；把中宫紧密的内撅结构变为舒展大方的外拓结构；把秀媚的侧姿取势变为凛然的正面示人。
晚唐时期的柳公权，是唐代楷书的集大成者，他把二王、欧、褚、颜等冶于一炉，形成一种极刚健、极秀美、纯正贵族气派的书风，将唐代楷法推向极致。
唐人在规矩法度和恢宏之气之外，也充满狂放不羁的浪漫精神。正像诗歌中有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风格，也有李白、李贺的浪漫主义风格一样，欧、褚、颜、柳的楷书之外，也有张旭、怀素的草书。
张旭和怀素，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草圣，被称为“颠张醉素”，他们把今草发展到草书的极致——狂草。
唐代的楷书，足以雄视百代，后莫能继，而唐代的草书，继承和发展了二王书风，已开了宋人重意轻法的先河。
重意轻法各呈风流
两宋是一个较为畸形的时代，重文轻武的结果，是国家的贫弱，但另一方面，又是文化的极为发达。宋人没有汉、唐的宏大气魄，而气格较为卑弱，所以，在书法上，虽然也出现了苏、黄、米、蔡和宋徽宗等名家，但是却始终没有像汉、晋一样形成自己的时代特色，也没有像唐代一样群星璀璨，名家辈出。
宋初，承晚唐五代余绪，诗尚西昆，词宗婉约，已绝无盛唐气概，书法也以追摹古人与时贵为时尚，总的来说，成就不高，较为突出的是“宋四家”中的蔡襄。
北宋中、后期，是宋代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黄庭坚、米芾、‘秦观等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们学识既高，气魄也大，使得这一时期诗文书画的成就极高。
清梁谳《评书帖》说：“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所谓“意”，就是自我意识的表现，即苏轼所说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宋人学书，不愿意斤斤拘泥于法度。
苏轼天姿英纵、学究天人，而且卓荦不群、桀骜不驯，大有“法岂为我辈设哉”的气概，在宋代文坛艺林，他是一个最大胆的法的破坏者。继他之后的黄庭坚、米芾，也都是重意轻法的，使得宋代书坛，焕发出耀眼的异彩。
南宋偏安一隅，，气格卑弱，虽然也有陆游、张即之、吴琚、朱熹等书法名家，但却已经很难再有引领一代风流的大家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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